他翻译了整个中国——《杨宪益中译作品集》在京首发杨宪益

杨宪益，你可能不认识这个名字，但你一定知道他翻译的作品。

《红楼梦》《离骚》《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等等中国古典及现当代名著，均由杨宪益（1915—2009），和他的夫人戴乃迭一起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并获得广泛影响。而1982年，他发起出版中国文学译丛“熊猫丛书” ，意在比肩西方“企鹅经典” ，弥补了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王蒙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今日看来，依然具有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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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

不仅如此，杨宪益还凭其包揽古今、学贯中西的素养和笔力，将语言、时间与体裁都跨度极大的九部世界名著译为中文，为中国读者阅读西方经典打开了最早的窗口。这九种作品分别为《奥德修纪》《鸟》《凶宅》《牧歌》《罗兰之歌》《近代英国诗钞》《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卖花女》《地心游记》。文景此次出版的《杨宪益中译作品集》（全五卷）正是杨先生所有完整中译作品的首次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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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晚，《杨宪益中译作品集》新书发布暨经典诵读会将于北京77剧场举行，邀请读者朋友一同走近杨宪益先生的人生，感受他为人治学的风采，领略其译作历久弥新的魅力。活动由青年诗人戴潍娜主持，主办方还邀请到了杨宪益先生的生前友人《人民日报》编辑、作家李辉与杨宪益先生的亲属、画家赵蘅，以“他翻译了整个个中国”为主题，分享了这位译界泰斗的生平轶事与翻译成就。以下为对话实录：

戴潍娜：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潍娜，也是今天晚上活动的主持人，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他翻译了整个中国”——《杨宪益中译作品集》新书发布的现场。刚刚为大家带来的这段朗诵来自《奥德修纪》的开篇段落，为什么选这一段呢？因为整个《荷马史诗》在马克思的评价当中被称为“高不可及的范本” ，而对此，杨宪先生有自己的阐述，他说，那个时代已经不可追回了，今天我们再去看《荷马史诗》，就好像看到了孩童时代的天真。

今天的活动一方面是为《杨宪益中译作品集》这部丛书庆生，另一方面也是邀请大家一起重温杨宪先生这位译界泰斗的精彩人生。接下来的对谈部分，我们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不仅是作家，而且都和杨宪益先生之间有非常深的渊源。

下面有请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编辑李辉先生。他跟杨宪先生的交情甚笃，曾撰写过《一同走过》讲述杨宪益先生与夫人戴乃迭的故事。另外一位嘉宾是非常优雅的赵蘅老师。赵蘅老师是一位画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她编写过《宪益舅舅最后十年》，同时出版有《呼兰河传》等文学名作的插图，获得全国美术奖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大奖。非常欢迎二位的到来！

同时让我们热烈欢迎今天出席活动的杨炽女士和胡志挥先生，这两位身份非常特殊。杨炽女士是杨宪益先生的女儿，也是我国最早一批研究亚述学的专家学者。胡志挥先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翻译家，他英译有《左传》《东周列国志》等等。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

好，接下来就开始大家非常期待的对谈环节。今天能这样聚会，是源自于《杨宪益中译作品集》这样一套丛书的出版。大家如果看到这套书的内容，一定会被它深深地震惊到，因为从体量到广度，这套译作都非常令人惊讶。可以看到，从西方文艺起源的古希腊史诗戏剧，一直到新型的文学题材，比如说科幻小说、现代诗歌，杨宪益都有广泛的翻译和涉猎。

在现在的翻译当中，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这样学贯中西的人了。二位都是非常了解杨宪益先生的人，能给大家讲讲杨宪益先生在自己翻译的书当中，有没有提过特别喜欢哪一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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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蘅：今天能到这儿来，是因为春天时的一个约请，邮箱里突然出现一封邮件，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这么多年来，关于我舅舅方面的采访和活动我都不会拒绝，觉得应该到场，应该说几句话，毕竟有这份情感。今天来到这里做嘉宾，我实在不敢当，因为我只是一个晚辈亲属，对杨宪益的译著研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只是他身边，尤其最后十年陪伴他的一个王晚辈亲人而已。今天到场的还有我的表妹、杨宪益的小女儿杨炽，我跟她说，你应该来谈，而不是我来谈。但她一向的风格就是比较低调，能来就挺好了。

我舅舅一生有太多的故事可说了。按我所理解的，他的最初愿望，应该是想成为一名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学者，从他的很多文章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跟戴乃迭结婚，改变了他的一生。我的舅母非常喜欢翻译，又合适又喜爱翻译。所以我想是出于爱情，他就陪着他太太翻译了一生。因为舅舅太天才了，所以他即使做翻译，他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成就。如果再加上他喜欢做的研究者，那就更不得了了。我舅母走了，他也就不再翻译了。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戴潍娜：赵老师提到了杨先生跟夫人之间的感情，他们两个人之间互相成就，互相欣赏，非常感人。我看过杨宪益先生晚年的一个采访。采访人员问他说，戴先生走了以后，您用什么方式纪念她？他回答了三个字，只有三个字，里面却饱含了所有的深情——忘记她。而当采访人员问到，你跟戴先生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怎么样进行翻译，是不是很有默契？杨先生说，非常有默契，我们不用说话就能够懂得对方的意思。有的时候奇妙的缘分跟天才结合在一起，就会创造出一段学术上的传奇故事。李老师，您对杨老师也非常了解和熟悉，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吧！

李辉：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能来到77剧场和这么多的朋友见面。杨宪益我是1983年左右去外文局宿舍的时候，当时是张欣带我去的。见过杨先生之后，跟他的交往就越来越深。杨宪益十几岁就抽烟喝酒， 90岁没去过医院，包括他的两个妹妹，那个杨敏如是101岁才走，赵蘅的妈妈杨苡现在100岁，晚上我给他打电话，声音非常洪亮， 9月10号是他的百岁诞辰，我说我8月底再过去看她。

这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结合，我觉得，当然因为跟杨宪益来往挺多，因为他确实是80年代开始来往最多，到90年代，我们来往更多了，我记得戴乃迭90年代之后就身体不太好，最后就走得比较早。所以在2001年左右，我请杨宪益到郑州学术讲座，讲中外打油诗。杨宪益基本上不喝水，也不喝茶的，他就喝酒，什么酒都喝。

所以我们在那里讲的时候，他就先喝酒，讲的时候，他就说你再给我倒点酒吧，我说，好，再给你倒点酒。他讲的过程就非常有趣，讲完之后，又陪他到开封去，他说，我应该把北京的房子卖了，我应该住到这里来，那是我们杨家将奋战过的地方。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请吉林卫视拍了一个杨宪益的采访纪录片“回家” 。最后，就在他去世当年追悼会的晚上，吉林卫视重新播放他的“回家” 。最后一个镜头就是骨灰不要了，他就弹那个烟灰，就像那个烟灰一样慢慢消逝，这是最后一个镜头。

杨先生其实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我们当时先是在外文局的宿舍，后来到了友谊宾馆，后来又到西边的房间去，当时姜德明先生，还有我，还有一批人去他们家，也去了好几次，后来就搬回到什刹海。他过90大寿，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大寿，那个时候经常会给这些人，我们一批人在一起见面。所以他确实是一个，他的学术我就不说了，他的翻译也好，写作也好，都是很精彩的。

记得1999年的年底，到郑州大概待了五六天的时间，我正好有时间录音，请他讲他在天津的故事，从天津上船，然后又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之后，和向达的关系，然后和戴乃迭，后来我就在大象出版社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出版离开《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这本书后来是戴乃迭的姐姐把它翻译成英文，现在商务印书馆会出一个英文版。因为去年通过杨炽大姐联系，签了一个名，商务印书馆将会出一个英文版。

杨先生是2009年11月23日离开的。杨家人长寿基因都非常厉害，是吧？包括他妹妹，都是百岁的人。我总跟杨宪益开玩笑，你又抽烟又喝酒，你应该做烟的广告，做酒的广告。他经常抽烟，抽烟、喝酒，我每次去他那儿，他都抽烟。 2009年3月底，我去什刹海看他，他抽烟，我也是拍他最后一张照片就是抽烟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人，他的学术不说了，翻译也不用说了，因为他真是把整个的中国的文学翻译了很多很多。所以，他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对他的这种创作，包括他写的他的回忆录，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老先生还活在我们心里，也是让人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所以也感谢世纪文景能出这么一套书，谢谢世纪文景的朋友们，谢谢！

戴潍娜：谢谢李辉老师，杨宪益老师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百岁秘诀，如何能百岁？抽烟、喝酒、不运动，开个玩笑！

李辉：他从来不走路，每天就吃红烧肉，有一次我说，现在凡是吃红烧肉的都是长寿基因，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老人。

戴潍娜：我觉得非常可爱，这反映出来杨先生身上有非常不羁洒脱的风范，在他那个年代，二三十年代进入牛津上学的人，身上往往都有那种放荡不羁的，甚至所谓纨绔子弟的气质，同时又有研究的精神。因为跟杨先生是校友的关系，我也格外关注他在牛津的那段学习生活。他1934年先到伦敦，到伦敦之后，他花了半年时间去学习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然后他就去牛津大学面试。

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他，你学了多久了，希腊文。他说，半年时间。考官们都不相信，说那你考试考得好，一定是运气好。但其实是因为我们杨先生聪明。他是第一个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希腊文学的中国人，而事实上，他还是精通英语、法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是一个真正的语言天才。现在我们的人学习英语都很辛苦了，二位跟我们分享一下杨先生学习语言的事情吗？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把《雪莱》进行翻译了。

赵蘅：按照我姨妈说法，一百年就出一个杨宪益，其实也不足为怪。我舅舅的父亲是中国银行行长。中国的第一家中国银行就是在天津开办的。他是富家子弟，家里担心他被绑票，为了安全，在十二岁前都是在家里读书的。家里给他请了一个中文老师，叫魏先生，后来又请了一个英文老师。

魏老先生教他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学生没法教了，因为他太天才了。他对对子，两个妹妹都比不过他。上新学书院之前，他基本已经饱览群书了。而且他很早就开始读原版书籍。那时候天津有书店可以订到国外的书，他就直接订，来了书看完，再去订，所以他什么书都看，包括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他都看。他在自传里也说过，假如让他开列一个那时他读书的书单，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想提一下我外婆。我外婆是一个旧社会裹小脚的家庭妇女， 15岁就卖到了杨家做妾。后来因为生了杨宪益，她就升为大姨太太，再过几年又生了两个女儿，我的姨妈和我的妈妈。外婆23岁时守寡，直到96岁去世。就是这样一个生于18、19世纪之交的旧式女子，她非常有远见，非常有志气，性格刚强。外公去世了之后，她坚持留在杨家，努力把三个孩子养大，而且要让孩子们上最好的学校，不分男女都要受最好的教育。所以我的妈妈和姨妈都进了天津非常好的学校——美以美会中西女校。我的舅舅上的是新学书院。舅舅是家里的少爷，要看什么书就买什么书，大把花钱买书，非常自由。

都说有钱家孩子容易被惯坏，但我舅舅是惯不坏的。他从小就有志向，开始他非常佩服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是非常有本事的人。他觉得一个人就应该有责任，为国家做事情。我跟他聊天时，他觉得现在的孩子缺少理想，不爱读书，他有点无奈，但他也不会过多干涉他们。他们那一代因为时代的关系从小就有抱负，我姨妈和妈妈也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要怎么往前走？舅舅很年轻时就已经在思考这种大问题了。后来遇到“九·一八”事变，他又学绑腿，学习扔沙袋，准备打仗去。他的行为也影响了外婆和全家，外婆捐钱，组织女眷在家里给缝纫19路军将士做棉衣。他还要求全家不看好莱坞电影，不吃西餐。

所以杨宪益19岁到牛津大学之前，就已经储备好知识又有了志向，做好了做大事情的准备了。我认为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李辉：杨先生是非常幽默，也是非常聪明的人。他和戴乃迭在那个年代能翻译出那么多作品，真的是很难想象。 “文革”的时候，大概1968年“五一”前后，他和戴乃迭分别被关到了半步桥监狱。他们都在监狱里面，但都不知道自己互相在哪个地方。戴乃迭自己的文章里也有写过，有人在给她送东西去，她都会说谢谢。杨宪益也是，他也在半步桥监狱里面待了好几年。

戴乃迭是在北京出生，是燕京大学传教士的孩子，后来她回到了英国，去了牛津大学之后就跟杨宪益相遇了，最终就嫁给了他。戴乃迭写小楷写得非常好，杨宪益也是写的，但是戴乃迭的小楷写得非常好。

戴乃迭走了之后，杨先生心里一直不是特别痛快，聚会的时候，他还开心些，有一个快乐的气氛。记得我们在什刹海的一个店里面吃饭，吃完饭之后，郁风就写了一个《雪漫什刹海》。郁风还曾经给戴乃迭画过一幅肖像，画像上提了一句话，说“金发变成了银发，但金子般的心不会变化” 。这个画还挂在杨先生家里。王世襄给杨先生写的对联也挂在他家里。

从80年代开始，我一直跟这些老先生们有交流交往，包括巴金、沈从文等等。对我个人而言，我在这些前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让我感觉非常充实。而且能见证老先生们之间的交往，对我来说也非常开心，非常感恩。

戴潍娜：李老师的发言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时代文人之间的交往，其中既有大时代的风云变革，也有私人际遇的辛酸和温暖。

杨先生曾主持过一个“熊猫丛书” ，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出去，像《聊斋》、《西游记》等，包括一些大家的作品。他其实应该是最早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学者了，非常有远见。但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贡献还是翻译《红楼梦》。他们的翻译时间跟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石头记》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1978年到1980年，杨戴翻译的全本《红楼梦》才得以出版。杨先生把那一句“一纸荒唐言，两行辛酸泪”翻译成了“Pages full of fantastic words, penned with bitter tears.”真是既直白又精准。关于《红楼梦》的翻译，二位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呢？

赵蘅：关于我舅舅的翻译生涯，根据他的自传，追溯到最早应是1938年他和戴乃迭在牛津合作翻的《离骚》，但是我舅舅始终认为《离骚》不是屈原所作。

毕业之后舅舅毅然回国，那时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国家处于危难中。他和未婚妻戴乃迭回国后辗转到了重庆，后来受推荐来到了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应该是他翻译生涯的正式开始。那时候国立编译馆非常缺乏中翻英的人才，所以他把这个冷门和空白给填补了。粱实秋建议他先翻《资治通鉴》，他就从这儿开始，后来就是让他自己选书目。他曾经谈到过，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就是在国立编译馆。后来国立编译馆从重庆搬到了南京，他也去了南京。

给舅舅编了百年诞辰丛书的时候，我还进过编译馆的旧址几次。 1949年国立编译馆被军管，国立编译馆解散了，后来变成了军工厂，专门制造望远镜。他们的厂长非常有远见，没有毁掉拆原来的房子。编译馆的房子是法国人设计造的，他们一直保留下来，所有结构都没有动。我还遇见过一个专做南京文化史的老先生，他说他小时候到那里玩过，在那见到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外国女人，穿着一个花布连衣裙，和他打招呼。我说那肯定是我舅母。

所以国立编译馆实际上是我舅舅翻译生涯的正式开始。解放初向达推荐让钱钟书请舅舅和他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他谢绝了。他说他还是适合翻译古典文学。这是真实情况，有读者给我写信质疑这事，他们不了解，那时还是有些宽松的。据我了解，《红楼梦》是在文革进监狱前翻译了80回，从监狱回来，稿子还好没有丢，又接着翻了40回。出版的时间你说得对，就是在那个时候。

《红楼梦》他谈过很多次，他说我承认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最好的一部，但是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我妈妈也说她不喜欢《红楼梦》。我猜他们是不是不喜欢宝玉黛玉那种人生态度？因为舅舅他们是从小立志，对社会有担当，《红楼梦》里面这些人物的生活态度他们可能不喜欢。

我舅舅做事、说话，都非常公正，有一说一，从来不说假话，只说真话。不管面对大官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从来不打会因学问大就傲慢训斥别人。这让我非常佩服。我在舅舅身边陪伴他10年，我所学到的东西，就是他的待人接物。他怎么待人，他怎么做事，他为什么那么会被人吸引？这些事情一点一滴，就能够看出一个伟大的人性。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在舅舅面前是永远最放松的。在姨妈面前我会觉得害怕，我妈妈也是很有小姐脾气的人。但我舅舅是最让人放松的老人。有时候我们俩在那儿也不说话，他就在那儿抽烟，我就给他画像，画得好不好，没有关系。他就是这么一个老人，他永远坐在那儿。我觉得我表妹也是这样，话不多，他们家里就是特别的安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舅舅对所有人永远都是很平和，所有人去他家，他都说“欢迎欢迎！”每次走的时候会重复另一句话， “我腿不好，不能站起来送了，对不起。 ”2009年他走之前，那年11月1日下了头场大雪，他住在煤炭总医院医院去，我们拍了雪景给他看。当时他病得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还挣扎出笑容回应。舅舅的眼神很纯粹，细长的眼眸里瞳孔那么黑那么亮，怪不得当年会吸引我舅母！他到最后还是那个样子，我真的很想念他。

戴潍娜：杨先生和夫人戴先生真的过的是一种非常有修养的、审美的、智性的生活。我们说风格即人，风格就是人本身。听到了这么多杨先生的故事，我们更加能理解他的语言风格，那么流畅、那么率真、那么清晰。

李辉：戴乃迭先生去世之后，杨先生写了一首诗，写得非常好。我最近在香港的《大公报》开了一个专栏，叫“这些老前辈” ，每周二一篇。杨宪益先生的那篇题目就来自那首诗里，原诗是“从来银汉隔双星” ，我将之改为“银汉不再隔双星”用作题目。可以说。这些老前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

我就想写这两个前辈，他们从30年代到牛津之后怎么样走到一起的。我记得当时杨宪益要回国的时候跟戴乃迭说你跟着我可能会受苦，但戴乃迭就一定要嫁给杨宪益。当时吴宓等人写信请他回来，他们就一块儿回来，在重庆结的婚。

赵蘅：那场婚礼是双婚宴，我舅舅和舅母，我姨妈和姨夫，他们的主婚人是罗家伦和张伯苓。

李辉：对，就是这样一些先生，他们做了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杨宪益的打油诗写得特别好，真是写得特别好，后来还出了诗集《银翘集》。黄苗子为他写的序，黄永玉为封底画的插图。后来他的文章、回忆等等还编成了一本书，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那本书正好出了，叫《去日苦多》。那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签名了。当时我是在外地，正好杨苡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我哥哥快不行了，你赶快去看看吧，我就赶快去医院看看他。 90岁之前，杨先生真的没去过医院， 90岁之后慢慢有了这个病况。 2009年上半年我们去看他，聊了很多，大概2009年下半年，他就住进了医院。但我仍然觉得杨宪益先生精力一直挺充沛的，相当不容易了。

杨先生最终是2009年11月23号走的，到今年年底11月份就是10周年了。他们做了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也经历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经历了很多苦难。但你能感觉到，他们是真正爱中国的，爱中国文化、文学。杨敏如在一篇纪念戴乃迭的文章里写道，说她非常爱中国，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声对不起。

赵蘅：对于半步桥监狱的那段经历，我舅舅经常说，我在监狱里没受什么苦，如果我在外面，可能早被打死了。几句话就说明了他对这种苦难的态度。当时的严峻形势，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无法想象。对于这些经历，他和我舅母从来没有埋怨或发过牢骚。他们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热爱，热爱文学，对中国文化更热爱。包括我的表哥自杀，他们都是以拼命工作来掩盖内心的痛苦。

1960年我考上中央美院附中，从南京到北京，周末有的时候就住在舅舅家。他家住的是四合院平房。我现在还记得我舅母打字的那个声音和景象，古色古香的窗棱，还有她映在窗里的身影。那时候没有什么保护意识，那些曾经打出过多少名著的打字机一台也没留下。非常可惜！

那几年困难时期，大家都饿肚子，我舅母主动要求减薪。吃饭的时候，桌子上也是窝头。他们的命运跟所有中国人们的命运是一样的。可能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我老在他们身边，我就觉得人都应该是这样。后来到了社会上，跟很多人比较起来，你才会发现原来这家人是非常高尚的。社会上有太多卑劣的人了。

后来我把我陪伴我舅舅最后10年的日记出版了一本书，记录的就是杨宪益的点点滴滴。我舅母走了之后，他每天都是看报，每天都会有人来看他。在跟他近距离的谈话当中，你仔细体会，那个收益绝对是特别大的。后来我也经常写作，我的两本书都是他亲自给我校对的。厚厚的书稿就压在他瘦瘦的膝盖上。他还帮我出主意，《下一班火车几点开？》这本书就是在讲中国往事，他建议我在每一章节前面加个说明和时代背景，这样年轻人才能看懂。包括书名也是，他给我提了很多建议。一本书出来以后，他还会问，你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呀？我心想，出书哪有那么快呀。

有的时候，我出国回来，会给他看一些我的速写。他就说，这个可以变成一本书，那个可以写一本书。我们这一代人在外语方面完全是没法跟他们那一代人相比的，有一次跟他聊天说起这个，他就突然跟我说， “你已经很好了！”得到舅舅这样的夸奖，我非常汗颜。但舅舅就是经常这样鼓励我。他是我的导师，这一点都没有错！

戴潍娜：在这样一个粗鄙的时代还能听到这些故事，真的是非常奢侈，里面都是那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高贵。刚才李老师提到杨宪益先生的打油诗，因为我自己也写诗，最早的时候读过杨宪益的诗，真的非常棒！大家可以搜一下他的打油诗，网上有很多，我觉得很多都是那种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的毒舌金句。有几句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意思就是盛世不可多言。他的很多打油诗，有些是对于时政的讽刺，有些是他的内心独白。诗句读来既好玩，又非常犀利、深刻，完全可以当成人生箴言去读。

杨先生除了诗歌之外，他的知识也非常广博。他的杂文里面会考据中国典籍里面的火鸡，会谈到《水浒传》不同的故事版本流变，以及古罗马帝国跟中国汉朝之间的交往历史等等。我们对杨先生的了解肯定还是主要来自于他的翻译。但是这样一位翻译大师，他却说自己不是翻译家，而是翻译匠。他的翻译原则似乎比较坚持“信”和“达”的。

二位也都从事翻译。李老师有很多翻译著作。赵老师则来自翻译世家，赵老师的父亲赵瑞蕻先生翻译过《红与黑》，她的母亲杨苡先生是《呼啸山庄》的译者。请二位谈谈你们眼中的翻译，或者说你们眼中杨先生的翻译观，好吗？

赵蘅：确实，我爸爸是《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我妈妈翻译了《呼啸山庄》。我爸爸、妈妈和我舅舅，他们三个是一派的，讲求“信、达、雅” 。我可能没有领会得很好，但大意是，既然翻译西方的著作，就应该忠实于原著，把那个国家民族的原汁原味和风格准确地传达给世人。如果你想创造性的翻译那也可以，那是另外一种译法。但如果作为翻译本身，还是应该忠实于原著。许渊冲老先生在昆明见了我，听说我是杨苡的女儿非常热情。他主动说起这个分歧，非常豪爽，他们那代人是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他们之间是学术之争，但非常有益的、积极的讨论。

李辉：杨宪益说我不是翻译家，我就是一个翻译匠，但其实他跟戴乃迭才真正是最好的翻译家。他很年轻就翻译了《离骚》。后来他一直在学不同的语言，英文、法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所以他跟戴乃迭走到一起，也是非常完美的结合。两个人不离不弃，一直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也是一段难得的佳话。从翻译角度来讲，杨宪益和戴乃迭是很讲究的。他们是很精致、很认真地在翻译这些东西。

80年代，杨宪益在外文局专门做了一套“熊猫丛书” ，翻译了很多当时作家的书。把一些新的作品通过翻译并加入“熊猫丛书” ，然后推向了全世界，这是中国文学8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故事。

所以要谢谢世纪文景出版这样完整的一套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包括他们整个活动的设计，用前面的朗读环节，让我们能够再次感受到文字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翻译家的精彩、翻译的魅力。

赵蘅：我很遗憾，没有亲自见到舅舅舅母他们两个人合作翻译的情景。但据我了解，首先是舅舅初译。我舅舅是天才，他可以看着中文就直接说出英文。我舅母打字，然后校对并润色，这方面我舅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几个月就可以翻译一本名著，速度很快。很可惜我没有见过他们两人合作的场面，但是我听见过舅母嗒嗒打字的声音。那个声音和情景至今我还记得。

我刚刚还想起来一件事，特别有那种电影画面感的故事。那时正是二战初期，局势非常紧张，巴黎快要沦陷。当时我舅母到巴黎度假，去了一个礼拜，我舅舅非常担心她的安危，每天都到滑铁卢火车站去等待她回来。我现在想起他们这一生，每个阶段的画面都像电影那样震撼，有诗意，我非常想念他们！

戴潍娜：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在也要接近尾声了。像戴先生、杨先生他们这一代的士大夫，到现在，他们的为人、为文都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感谢各位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夜晚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再次感谢大家，祝大家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