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味不能变成人情债全面整治农村婚丧陋习天价彩礼中央发文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

　　中央发文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陋习天价彩礼

　　人情味不能变成人情债

　　●　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 ，最终“讲究穷” 。乡风异化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法

　　●　政府应引导村民自下而上地参与协商，通过村民民主协商形成相关制度，让大家自愿遵守，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节攀升的彩礼……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 ，最终“讲究穷” 。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6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韩俊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

　　接受《法制日报》采访人员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让好家风、新乡风由部分地区的小气候变成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大气候。

　　礼金名目五花八门

　　金额标准不断攀升

　　据韩俊介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 1995年农村常住人口达到峰值是8.6亿人，去年农村常住人口只有5.6亿人， 20多年来减少了3亿人。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思潮冲击交汇、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冲击解构。现在农村在乡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

　　这样的问题对于张元(化名)来说，早已变成苦恼，甚至上升为家庭矛盾。

　　出于各种考虑，在北京打工的张元今年春节没回皖北农村老家过年。但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节前回去了一趟。

　　“回去一趟，一万多元没了。 ”张元举起右手，伸出一个手指头。除了给父母5000元外，其他的钱全部随了人情。

　　4个晚辈赶在春节前结婚，每人随礼2000元；其他乡亲结婚宴请，每家一两百元；有生孩子的、盖新房的、给老人祝寿的等，看亲戚关系远近，每家一两百元。

　　同样为此苦恼的还有家住山东的王平(化名) 。

　　“从以前到现在，这些人情礼金已经从婚丧嫁娶、金榜题名等大喜事，演变到幼儿满月、小孩升学、住址搬迁等琐碎杂事。我听同事说，有的农村贫困地区，夫妻离婚、外出青年工作者异地买房等情况也在请客收礼。 ”王平告诉采访人员，他每年都要给父母一些钱用于人情礼金，今年已经给了父母8000元。

　　不少受访者向采访人员吐槽，很多农村地区的人情礼俗消费以赠送礼金为主要形式，且金额标准逐渐攀升。

　　“20世纪80年代，农村碰到重要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是送点日常用品或者鸡蛋、白砂糖、罐头等实物，邻里一起出出力帮帮忙，那时候很少有人出礼，而且出多出少也没有固定标准。现在，人们的收入高了，都愿意出现金而不是送鸡蛋和帮忙，而且包现金更有面子。如今，农村地区人情礼俗交往中赠送礼物的现象几乎消失了，基本变成赠送礼金这种形式，而且礼金标准也在不断增加，平均金额差不多都要200元至500元左右，关系相对紧密的亲友礼金标准要千元以上至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 ”张元告诉采访人员，很多时候，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与礼金金额的多少挂钩，并且普遍坚持“回礼金额”比“收礼金额”多的原则， “好像就是以此来充分表达对亲友的感激之情，导致礼金标准不断提高” 。

　　不仅如此，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人情礼金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张元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的人情礼金一般在亲属、邻居和朋友之间，后来逐渐增加了工友、同事、生产经营合作伙伴等， “这些关系主体都被纳入日常人情礼俗交往范围，导致农村人情礼俗消费支出的机会大幅增加” 。

　　不少受访者普遍反映现在“随礼”的次数相比以前增加了太多，有时一天要接连参加多个礼事活动，分别随礼，而且很多礼事是自己不情愿参加的，但考虑到今后在人际交往中可能会受影响，只能无奈参加。

　　传统面子隐性作祟

　　人情味蜕变人情债

　　“乡村要有人情味，但是这些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农民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 ”韩俊在会上介绍。

　　既然日益攀升的人情消费已经让农民不堪重负，那么这一现象为何反而愈演愈烈？

　　全国农村区域发展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福建农林大学农村区域发展系主任刘飞翔在接受采访人员采访时称，很多人把人情礼金当成一种“面子文化” ，面对人情往来时，有些贫困户也会拿出很大金额的礼金，而贫困户本身就是在经济上接受国家的赞助支持， “却又不得不用维持生活的钱去应对人情世故，被传统的面子所困扰” 。

　　王平曾请求父亲，有些宴请可选择不参加，但父亲认为“不去不行”因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希望给你们后辈留个好人缘” 。王平父亲这样的想法在农村很有代表性。

　　“很多时候，这种人情礼金往来是在表达对他人的情感，增强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情感。在农村，这一点更重要。礼金的一来一回，能够更好地塑造农村社会中融洽的社会关系网络。 ”王平说，很多人更愿意把这项人情消费看作一种隐性“投资” ，期望收回的不仅是金钱，更有金钱背后的情感和以此维持、拓展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带来的收益。人情往来不仅能完成乡土社会对道德义务层面的要求，维护自身的面子。更重要的是，通过人情往来带来纵横交错的社会资本。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朱启臻对采访人员说，人情礼金本是我国传统文化，是人际交往的有效渠道，但最近这些年随着观念的泛化，它带来了很多问题。第一，加重了人们的负担；第二，带坏了社会风气，有些地方礼金的名目很荒唐，有的地区，人每满十岁就要举办生日等庆祝活动，宴请宾客， “大家都这么做，彻底影响了风气。背离了人情礼金的初衷，完全变成一种相互敛财的途径”；第三，一些有权力的人利用人情礼金获取不正当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人情礼金已经不再具有进步的文化意义了，反而变成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所以需要整顿。 ”朱启臻说。

　　正因如此，韩俊提出，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乡村是不是振兴，要看乡风好不好。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法。

　　不过，刘飞翔也对采访人员分析，对于农村的人情礼金问题不能简单、片面地去看，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这种民风是几千年乡村文化的演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尤其对乡村来讲，更是一个熟人社会。要看到人情的存在对过去几千年乡村发展的意义，这是一种习惯的力量，传统的力量，约定俗成的力量，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力量” 。

　　发挥党员示范效应

　　引导村民民主协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提倡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尊老爱幼、扶残助残、和谐敦睦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

　　韩俊分析称，《指导意见》里的政策导向非常清楚，分别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价值观，实施乡村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的引领等四个方面，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但在刘飞翔看来，人情礼金在乡村熟人社会环境中，可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直接严厉禁止、搞一刀切，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断裂。

　　朱启臻也认为，彻底地强制禁止其实并不可取， “因为很难划清界限。正当的礼尚往来和恶俗的人情礼金很难彻底划清界限，因为这二者间没有明确界限。从监管来说，监管人情礼金也存在一定难度” 。

　　“对于人情礼金问题要引导，而不是简单否定，要看它对过去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政府应该扮演引导角色，如针对愈演愈烈的乡村红白喜事，通过村规民约、道德劝说、树立标杆等去引导。从村干部做起，从党员做起，发挥示范效应。 ”刘飞翔建议。

　　不过，韩俊也直言，要约束攀比炫富、铺张浪费行为，并非通过发文或开会就能解决。一些地方可在政府引导下，农民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村规民约，把一些约束性强的措施写入村规民约。有些地方建立了村庄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都是一些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通过以上措施，较好地解决了相应的问题。

　　“希望政府能引导村民，自下而上地参与协商，通过村民民主协商形成相关制度。通过大家普遍认同的方式，将其变成一种制度和规矩，让大家自愿遵守。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刘飞翔说。

　　“针对人情礼金的约束，需要慢慢来，做好引导与宣传，让大家感觉到，这种攀比不是越高越好。攀比不是好现象，但也不要取缔它，有的地方可能就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新事新办，移风易俗就是消灭风俗。还是应该通过创新教育宣传，让相关文明逐渐发生好的变化。 ”朱启臻说。 (采访人员赵丽实习生程雪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