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离世留下一套四合院,八姐弟继承犯了难

  最近 , 家住东城区的赵家八姐弟了结了一桩大事 。 去年 , 姐弟们的老父亲离世 , 留下一处私宅四合院 。 关系和睦的八姐弟并没有为了房产分割而产生分歧 , 但如何办理继承手续一度让他们犯了难 。

  幸运的是 , 赵家姐弟们赶上了景山司法所诉调对接工作站的成立 。 他们一趟法院没跑 , 一分钱没花 , 两个多小时就将继承四合院的调解程序、司法确认程序全部走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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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父亲离世 给八姐弟留下四合院

  赵家八姐弟年纪最大的76岁 , 年纪最小的也已经62岁 。 上周 , 在赵家的小四合院里 , 采访人员见到了76岁的赵家大姐赵顺芳 。 院子外面的胡同里 , 偶或有游客经过 , 但关上大门 , 小院就和外面的喧嚣隔绝了 。

  赵顺芳告诉采访人员 , 1952年 , 为了解决家里孩子多、住房拥挤的问题 , 八姐弟的父亲赵世英用做生意赚来的2600元 , 买下了这处离景山不足500米的小院 。 那年赵顺芳九岁 , 刚上三年级 , 她在这间小院儿里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 。 光阴流逝 , 赵家八姐弟有的读大学 , 有的插队 , 有的参军……但这处静谧的小院儿 , 始终是他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

  从上大学开始 , 赵顺芳就搬离了胡同小院儿里的家 , 毕业后一直从事外语教育教学工作 。 2012年母亲去世后 ,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赵世英 , 赵顺芳又搬回了这处院子 。

  去年 , 九十九岁的四合院主人赵世英离世 。 多年以前 , 老人曾经手写了一份遗嘱 , 希望子孙们不要变卖四合院 , 还叮嘱子女家务事要以大姐赵顺芳的意见为主 。 除此之外 , 老人没有具体地分配财产 。

  老父亲离世后 , 姐弟们自然而然地想要处理四合院的继承问题 。 赵家姐弟关系和睦 , 大家早已商量好:八人共同继承 , 每人拥有八分之一的产权 。 但真正想要着手办理遗产继承 , 才发现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

  继承公证不好办 诉讼昂贵流程长

  如果去公证处办理房产继承公证 , 横亘在赵家姐弟面前的难题是——有一些公证必需的证明开不出来 。

  冯晓光法官告诉采访人员 , 办理公证甚至需要出具赵顺芳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死亡证明 , 来证明同样作为其父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祖父母已经死亡 。 而赵顺芳的祖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去世了 , 公证这条路相当于被堵死 。

  除此之外 , 如果想要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 , 由法院来判决如何继承房产 , 不仅耗时长 , 还需要支付高昂的诉讼费 。 “房子的价格比较昂贵 , 法院按照标的额来收费的话 , 他们可能要掏20多万的诉讼费 。 ”冯晓光法官解释道 。

  老人们年纪大了 , 又散居各地 , 参与诉讼对他们的体力、精力也是较大的考验 。 琢磨着办理继承不是件容易的事 , 赵家姐弟甚至都有些打退堂鼓 。 赵顺芳告诉采访人员:“当时想着 , 要是实在办不下来 , 就算了 。 ”

  一次偶然的机会 , 赵顺芳的妹妹打听到 , 可以通过调解的途径来办理遗产继承的相关事宜 。 大伙儿一商量 , 决定试试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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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好今年三月 , 北京市东城法院与区司法局联合举行“诉调对接工作站”授牌仪式 。 目前 , 已在东四街道、北新桥街道、景山街道、建国门街道、大雅宝社区和竹竿社区等7处街道社区建立了诉调对接工作站 。 法官以工作站为依托开展巡回审判 , 通过现场指导调解和司法确认 , 帮助群众便捷、经济地解决纠纷 。 赵家姐弟们恰巧赶上了景山司法所诉调对接工作站的成立 。

  面对前来问询的赵氏姐弟 , 景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 他们家的问题在诉调对接工作站里就可以解决了 , 甚至都不需要跑到法院去 。 欣喜之下 , 赵氏姐弟在法官、调解员的指导下 , 开始准备材料 。

  一趟法院没跑 一分钱没花调解完

  赵顺芳一度担心 , 将材料准备齐全会很困难 。 以大姐赵顺芳为例 , 因为上大学、成家立业 , 她的户口很早就从家里迁出 , 要证明赵顺芳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 需要另外从人事档案中核实 。 此外 , 因为早年户籍登记有很多不准确之处 , 也给证明身份关系带来了麻烦 。

  让赵家姐弟没想到的是 , 看起来很艰巨的任务 , 竟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 很快就完成了 。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 两周时间左右 , 八姐弟就把各种证明材料准备妥当 。

  上月底的一天上午 , 赵家八姐弟带着所有材料 , 齐聚在景山司法所里 。 两个多小时之后 , 调解程序、司法确认程序全部走完 。 下午 , 姐弟们就拿到了调解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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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没想到 , 这么快就办完了 。 ”赵顺芳老人对采访人员感叹 。 走完所有流程 , 难得聚在一块儿的姐弟八人 , 和法官、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们在司法所门前合影留念 。

  在为当事人省钱和提供便利的同时 , 法官需要承担的责任却依旧非常重大 。 虽然调解的过程看上去省时省力 , 但法官们其实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 立案、司法确认 , 一样都不能落下 。 冯晓光向采访人员介绍:“调解时要审查的东西和正常的开庭要审查的证据材料是一模一样的 。 我们在这之前就会做大量对接工作 , 和街道的调解员去对接 。 在微信上提前审照片 , 告诉他们缺什么 , 哪个东西不合格 , 哪些东西要原件……”

  调解完毕 , 赵家姐弟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 除了像赵家姐弟这样本身并无矛盾的当事人 , 基层调解人员更多地是在为居民解决各种矛盾 。 除了这类继承问题 , 邻里纠纷、治安纠纷、劳动争议都可以在诉调对接工作站内就近解决 。

  街巷工作站成了法官的新办公室

  诉调对接工作站的常态运行 , 让立案速裁庭法官们的工作地点 , 从法庭扩展到了位于街巷里的各个“诉调对接工作站” 。 对法官冯晓光来说 , 背着厚厚的案卷和电脑 , 和书记员一起骑着电动车在胡同里穿梭 , 早已是家常便饭 。

  谈及现在的诉调对接工作与以往相比的不同之处 , 景山司法所所长冉翠微向采访人员介绍:“以往都是分两步走 。 我们先进行调解 , 调完了以后再跟法官进行沟通 , 然后把文书沟通完了以后 , 我们和当事人集体到法院去 , 然后再做司法确认 。 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 准备好材料后 , 两个小时就能调解结束 。 ”

  除此之外 , 东城法院也向基层调解工作提供了大量指导 。 冯晓光法官说:“基层调解人员对于案件的把握能力相对薄弱一些 , 法院从前期就介入到他的整个调解过程 , 帮他出主意 。 法院帮他们将基本的法律事实捋清楚后 , 他们就可以开展调解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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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 , 东城法院立案庭负责人韩毅兵在接受本报采访人员采访时表示:“以往的诉前调解一般都在法院进行 , 老百姓还得到法院跑一趟 , 不是特别方便;另外法院的环境比较紧张 , 而在诉调工作站 , 双方可以坐下来一起聊;人民调解员做工作的时候也更为灵活 。 ”

  景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也向采访人员印证了这一点 , 很多老百姓听到上法院 , 就觉得是“进衙门”了 , 他们更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一些矛盾 。

  “如果这些矛盾纠纷不化解 , 最终还是会到法院去 。 现在等于说是将这个工作提前 , 社区里能解决的问题 , 就不会再去法院了 。 ”冯晓光法官这样总结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诉调对接工作站的常态运行 , 不仅方便了群众 , 对法院来说也极大地节约了诉讼资源 。

  采访人员 | 徐慧瑶

  剪辑 | 东城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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