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9年首次负增长，中国电影行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终于有人讲清楚了 2018年是殊为不易的一年

　　2018年是殊为不易的一年，资本寒冬，市场降温，舆论风暴……尚在成长中的中国电影产业遇到来自内部、外部的重重挑战。 2019年1-5月，影视大盘承压，最困难的时间仍未过去。

　　6月17日，由每日经济新闻、上海电影集团，上海国际电影节一起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影视领袖峰会”如约而至。

　　在这一场中国影视界顶尖财经论坛上，除了发布《强影之路2019》白皮书，还为博纳影业集团创始人于冬以及著名演员、导演吴京颁发了“中国电影领军人物奖” ，向中国电影的领军人致敬。

　　论坛环节，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磊、上海电影集团总裁王健儿、慈文传媒创始人马中骏等数十位行业大咖悉数到场，就票房九年首现负增长，制片和影院分账比例等“接地气”的问题展开深度探讨。

　　关于影视行业寒冬

　　自2018年以来，影视行业就步入低谷。一方面，电影票房从快速增长变成下滑；另一方面，融资不畅、上市公司市值急剧缩水，也给电影企业经营者们带来巨大压力。对于影视行业的现状、突破方向，企业家们是怎么思考的？

　　去年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提出一个观点，预计在未来一两年国内会有上千家影视公司面临倒闭。在今年的峰会上，王长田继续聊了这个话题。

　　王长田：去年的我好像是乌鸦嘴一样，这个真的不怪我，我也没想到会愈演愈烈。行业寒冬在加剧，一场一场的风暴刮过来，行业深陷谷底，大量企业倒闭可以看作是正常的市场反馈。这样的情况到明年会改善，但今年仍然很严峻。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应对行业寒冬，归根到底还是要拿作品说话，每家电影公司都会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我觉得这是考验所有的电影公司专业程度、专业态度的关键的时刻。电影行业是逆周期行业，越是经济不好，电影反而发展得好，因为消费者需要影视作品作为慰藉。现在各个行业都面临很多的压力，电影行业也处在调整期、洗牌期，对我们在座的来说，需要迎难而上，要坚定信心。

　　保利影业董事长李卫强：电影行业进入调整期，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周期性。国内票房确实是下滑的，观影人次也是下滑的，其影响因素有很多：从制片方的角度看，去年上映的电影有400部左右，数量上来说是够了，但质量可能和观众的要求还有差距；从院线来看，截至今年3月底，屏幕数量已经有6万多块，也是足够的，可能在区域和地点分布上还不均衡；从价格来看，电影票票价可能偏高了。

　　华谊兄弟副董事长、CEO王中磊：今年电影票价的上涨主要是在春节档，春节档经过多年时间的积累发展成为了最重要的一个档期，观众在这一时间段有集体性观影的刚需，在这样的档期抬升票价会伤害消费者的心理。

　　制片方和发行方对票补的投入正处于一个回归理性的过程。对制片方而言，电影行业的核心还是好内容。影视企业只有持续产出优质内容，观众才会持续为中国电影买单。同时还应呵护观众和市场。

　　关于国产大片

　　博纳开创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新模式之后，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成功案例，比如《战狼2》这样非常优秀的电影，主旋律题材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如何避免观众对这一类题材产生审美疲劳？

　　于冬：我觉得现在电影需要进行突破，《流浪地球》做到了科技的突破；我们还要在美学上的突破。是要借鉴现代电影技术和现代电影语境，赋予过去传统主旋律电影一种新的样式，让它跟世界演员接轨，让它跟年轻人接轨，这些年博纳做了一些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大家都在谈5G ，电影院未来会不会被5G大屏客厅所取代？这是伪命题还是真命题还不知道，但留给院线行业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电影院的剧场效应。为什么？因为电影院与其他呈现形式的差别就在于：它是视觉沉浸式的体验。中国电影在现阶段没有别的出路，除了把大片的故事讲好之外，就是要把技术做到世界一流水准，所以你才会看到徐客、李安这些导演在技术上不断地追求更高标准。

　　王长田：美国的六大电影公司，一年大概发行120部电影，这些片子通常体量都会比较大，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电影做基础，那这些片子实际上也没有诞生的土壤。我们常说中国一年1000多部电影的产量太多了，我们应该减少数量，比如能不能降到100部。但是，如果没有1000多部影片去培养人，去做各种各样的探索，那就不可能诞生出排前面的几十部影片。

　　中国的电影可能会集中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就像韩国的电影一样，韩国的电影并不追求视听效果，他们对于社会话题非常关注，对于他们的历史有深刻的反思，在电影的专业制作上面也非常精良，这样的影片甚至可以跟好莱坞去抗衡，我觉得这是中国电影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万达影视总经理姜伟：我们应该拍中国主流价值观电影，因为中国电影市场足够大，足以承担投资成本，所以我觉得反映当下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电影还是需要的。现在高票房的电影，比如《流浪地球》，就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电影。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头部企业，比如万达、光线、保利，还是应该做一些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大片来引领这个市场，大片还是以资金和技术为集约的表现形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到百花齐放。

　　影视行业利益分配机制

　　民营企业融资难、负担重，一直是经济热点话题。影视公司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普遍为轻资产运作，但电影又是资本密集型的项目；与此同时，影视企业还要面对电影专项资金、与院线分成等负担，就这些问题，各位企业家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于冬：电影专项资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电影产业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专项资金是税前票房的5%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1块钱的票价只能收5分钱，现在票价已经跃升到几十块钱的时候，再收5%的比例就不太好，因为30块钱的票价就是1块5到2块5 。到2018年，全国600亿票房中有300多亿是国产电影，那专项资金要收走15亿之多。

　　去年博纳有54亿元票房，税前5%的专项资金，就是2亿元以上，这对一家企业来说负担还是很重的。尽管我们的一些重点影片也得到了一些资助，但这些资助规模较小。

　　电影专项资金，能不能免征3年，休养生息？让制片方和院线获得缓冲，尤其是在电影行业下行这个阶段，要鼓舞大家，共克时艰。进口影片是直接分账的，所以国产影片很长时间承担了很多基础设施的费用。

　　王长田：5%的专项资金，有调整的必要，但我觉得还远远不够。在全国各个行业都在减税降负的今天，电影行业到底减税降负多少，其实现在是没有方案的，没有人提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改革不合理的电影市场利益分配机制，比如院线和片方的分账比例就极为不合理。如果你是电影的投资方，你能够拿到分账，相当于100块钱票房里面只能拿到30块钱，这个比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匪夷所思的，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存在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改变。

　　以前，我们要鼓励影院的建设，现在全国已经有6万块荧幕，全球第一，实际是过剩的；但我们现在是内容跟不上，内容公司的制作能力不强，因为收益算不过来。为什么电影行业的投资越来越少？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即分账结构不合理，这些问题都应该去改变，是时候建立一个鼓励内容创作的分账体系，没有这个体系，中国电影很难发展起来。

　　姜伟：专项基金在2002年院线制改革以后，对影院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项资金的支持，就没有后来票房的大爆发。现在影院已经高度市场化，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拨款来建设，完全可以在专项基金如何使用上做一些新的考虑。

　　很多国家对于电影有大量的补贴，通过税收惠或者是返还的方式，做得非常好。像新西兰可以从25%一直到40%的退税，捷克、摩洛哥也都有不同的税收政策，以鼓励电影的制作。中国也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有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市场，希望有好的退税政策，帮助中国电影行业继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