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建厂辛酸史:劳动力充裕但管理难,中国老板曾遇员工集体离职
中国手机企业在海外屡屡创造奇迹 , 其中相当一部分贡献 , 来自神秘的印度 。 2018年 , 中国手机品牌已占据印度市场份额的60% 。
腾讯科技联合扎根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华语CP志象网 , 出品“中国制造在印度”系列稿件 , 复盘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的拓荒史 , 实地探访中国厂商 , 揭示中国制造挺进印度的全球化征途 。
中国手机生产商在印度开厂 , 是本系列第二篇文章 。
第一篇:《中国手机征战印度:山寨机依赖华强北复制国内OV经验》
划重点:
距离班加罗尔市中心一个多小时的电子城 , 是班加罗尔作为“外包之都”的地标性区域 。 从市中心驱车走向东南郊区 , 有一条少见的市内高速 , 连接市中心和电子城 。
电子城消化了成千上万软件工程师的就业 , 全球闻名的Infosys和Wipro园区都位于此处 。 现代化的软件园区和周围的杂乱无章形成了鲜明的冲突 。 从Bommasandra下高速 , 满载货物的卡车接连驶过 , 噪声挑衅着每一个路人的耳膜 , 让人无暇去顾忌飞扬的尘土 。 路边的高架桥体断断续续 , 缓慢的施工速度显然跟不上班加罗尔想要把地铁修到这里的野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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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桥背后蓝色金属板围起来的区域即将建成一栋电子厂研发楼
在高架桥背后 , 有一块区域被蓝色的金属板围了起来 。 周元林指着那片区域说 , 半年之后 , 那边建成一座占地几百平方米 , 能容纳三千人的研发楼 , 即将入驻的是一家台资电子厂 。 周元林所在的公司负责这栋楼的建造 。
早在2008年 , 周元林就跟着公司来了印度 , 第一个项目是富士康的金奈工厂 。 之后 ,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在印度办厂 , 周元林和同事就跟着客户来到印度 , 为他们盖工厂 。 目前 , 除了班加罗尔的这栋研发楼 , 他手上还有在迈索尔的两个工厂在同时进行 。
诺伊达的手机厂 , 金奈的电子厂 , 普耐的电器厂 , 海得拉巴的光纤厂 , 班加罗尔的太阳能厂 ,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工厂搬到了印度 , 印度的中国制造地图也逐渐成型 。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 , Divay Pranav感觉到了中国人来印度投资建厂的热情明显升温 , 他在印度政府所属的投资促进机构Invest India任职 , 在过去的5年担任对接中国投资的高级助理副总裁 。 他看到 , 智能手机及其配件、电器、光纤、纺织 , 几乎所有类别的制造业都在寻找在印度的投资机会 。
人工成本低 , 抢占未来市场 , 国际化基地 , 去印度开工厂的原因很多 。 但背后的辛酸可能更多 。
到印度去
作为人口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国 , 印度吸引中国工厂的首要原因就是充裕的劳动力 。
“我们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 中国招工难 , 工资水准也上升快 , 我们的客户本身也是全球化的 , 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 , 我们决定来印度 。 ”陈晓(化名)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箱包、鞋服 , 是国内最大的箱包制造企业之一 , 目标是做“箱包鞋服行业的富士康” 。
2016年下半年 , 他们第一次来到印度做市场调研 , 经过半年的准备 , 2017年正式投产 , 目前已经在班加罗尔郊区的两个工厂有了近1000名工人 。
除了印度 , 他们也在东南亚开了工厂 。 便宜的劳动力 , 是吸引公司来印度的最大原因 , 陈晓告诉志象网(The Passage) , 虽然印度工人众所周知地效率更低 , 但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 , 综合计算人工成本 , 还是会比国内低一点 。
但对于更多的公司来说 , 人工并不是吸引他们来印度的主要原因 。
“除非真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 否则像我们都是设备自动化 , 人工成本只占生产成本的5%左右 , 中国工人成本也就四五千块钱 , 又不像欧洲那样两三万 , 基数本来就不大 , 占的比例又小 , 所以人工成本的差距基本上就没有 。 ”同样将工厂开在班加罗尔郊区Jigani镇的张希望对志象网(The Passage)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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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Jigani的路上
30年前 , 湖北人张希望从分配的汽车厂辞职 , 跟随“下海潮”来到了广东 。 打了五年工之后 , 他东拼西凑 , 总算弄了二十多万 , 办了自己的工厂 , 专门为变压器、互感器生产铁芯 。 现在 , 他的佛山日钢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人民币 , 他来到了印度“再创业” 。
三年前 , 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在印度设厂 , 后来越来越多的客户都把工厂设在了班加罗尔 , 他就找了个机会 , 带了几个人来印度考察 。
“第一次来冲击还是蛮大的 , 脏乱差 , 太落后 。 ”但这也让他想到了二十多年前他白手起家的时候 , 环境也与此相似 , 他在孟买、德里、班加罗尔转了一圈 , 最后决定把工厂放在班加罗尔 。
在印度设厂的同时 , 张希望也在越南开了一个工厂 , 但现在他主要呆在班加罗尔 , “起码要做到赚钱 , 先盈利再放手 。 ”他说 。
“越南就只是一个临时的决定 , 主要是跟外部环境有关 。 局部上的摩擦有了半年 , 我们从开始就在想这个事情 , 最后被迫做了这个决定 , 不然生意就丢了 。 ”张希望说 , “像我们这行 , 如果出口关税涨到25% , 进口关税25% , 那就是50% , 根本就没得做了 。 ”
为了抵消关税上升的影响 , 原材料从美国先进行进口到越南粗加工 , 然后出口到中国 , 再销往各地 。 但在印度 , 张希望有更长远的打算 , 投资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 。
“成本优势谈不上 , 主要是地域优势 。 ”张希望说 , 目前印度本地的市场很小 , 只能保证养活自己 , 但印度地处欧亚大陆中心 , 连接了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各个市场 , 印度人又向来擅于做国际贸易 , 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 想把印度作为自己的海外市场基地 , 除中国之外的“第二中心” , 主要发展外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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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日钢从国内进口的新设备
佛山日钢在Jigani租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厂房 , 自动化的设备全部从国内进口 , 志象网(The Passage)到访的那天 , 刚好有设备送到 , 正往厂房里运输 。
张希望说 , 现在才刚投产 , 之后他准备把旁边的厂房也租下来 , 继续扩大产能 。
成本的悖论
“海外制造业的成本一点都不低!”提起成本问题 , 柴文军多次对志象网(The Passage)强调 , 追求低成本对绝大多数公司来说只是一种迷思 。
从事手机行业的他 , 2017年1月第一次来到了班加罗尔 。 当时公司的一位主要客户要在印度设厂 , 就叫他们也来印度 。 在决定来印度之前 , 柴文军就对印度市场有所保留 , 因为知道“海外市场没有那么简单” , 但因为已经答应了客户 , 公司决定“即使亏钱都得去做” 。
既然决定去做 , 当时他还是比较乐观 , 觉得“至少不会亏” 。 但真正摸着石头过河 , 他发现水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深 。
“印度除了工人的工资比中国便宜以外 , 剩下的所有的东西都比中国贵 。 ”柴文军说 , 强调“便宜的只是基层员工” 。
一线工人之外 , 中国工厂管理人员和核心的技术岗位都需要派驻中方人员 , 就他公司情况来看 , 派驻一个中方人员的成本要每月一万五左右 , 是国内的两倍多 。 甚至 , 有时候找不到愿意去印度、又能胜任海外岗位的员工 。
工人的工资便宜也不全等于用人成本低 。 用人成本除了考虑工资成本 , 还要考虑效率和不良率等因素 。 而在这两点上 , 印度工人都不占优势 。 印度熟练工少 , 要自己花成本来培训 , 这样算下来 , 总的用人成本也没什么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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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文军的工厂里 , 工人正在作业
“互联网看中的是创造力 , 制造业更重要的是执行力 , 所以他要的不是人 , 他要的是机器人 , 这一方面印度员工跟中方员工差很多 。 印度员工是很便宜 , 但架不住效率低 。 ”柴文军说 。
这一点张希望也感同身受 。 因为工人的操作技能不足 , 也无形中增加了设备养护成本 。 工厂有一台设备 , 光切割刀就值60万人民币 , 理论上应该是使用200次、分割四万米材料的时候才需要磨一次 , 但印度的工厂才分了1万5千米就磨了一次 , 磨一次就要5000块不说 , 还降低了设备寿命 。
“越熟练的人 , 效率越高 , 所利用的资源也越少——电费、机器、模具、损耗全部都很少 , 操作技能不够 , 你所有的成本都会增加 。 ”张希望说 。
其次 , 房租水电等成本也直追国内 。 张希望在Jigani租的厂房比佛山还要贵 , 柴文军的租金也直追深圳 。 班加罗尔缺水严重 , 用水成本也不低 。
“电更恐怖 , 电随时会停的 , 一套不间断电源UPS的成本可能都要上百万 。 ”柴文军说 。 在印度 , UPS基本上市公司和居家必备 , 更不用说是工厂了 。 佛山日钢的厂房外 , 最显眼的就是两个UPS设备 , 张希望接受志象网(The Passage)采访时 , 就停了一次电 , 据他说 , 平均每天都会停电四五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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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日钢厂区的UPS设备
身在异国 , 本地员工的管理成本也是不可小觑的一笔帐 。 如何管理印度工人 , 是所有来印度开工厂的中国人的必修课 。
“中国的工人应该说是全世界最好管的工人 , 他们自我约束力比较强的 , 中国人是出了名的勤奋 。 ”陈晓说 , 用中国那一套管理方式在印度往往起不到作用 , 必须因地制宜 。
他认为 , 本地化管理的关键是“严格的制度+人性化管理” , 首先制定出奖惩分明的规则 , 员工表现和收入、级别挂钩 , 效率不达标则淘汰或降级 , 但具体执行要尊重员工 , 以谈话的方式而不是批评去进行 。
张希望就遇到过一次管理方面的文化冲突 。 刚到印度时 , 一位印度朋友给他介绍了五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 他把他们带到佛山培训了两个月 , 作为自己的种子员工 。
一次他不在印度时 , 这五个人搞了一次“集体辞职” 。 当时中方员工只有一名负责设备管理的在印度 , 因为工作进度慢 , 要求他们必须加班 , 结果五个人要求集体辞职 。 这件事过后 , 张希望找了自己的同学来管理 , 至少语言没问题 , 也刻意分散这五个人的职能 。
“我经常跟他们这么说 , 宗教的东西我们要尊重 , 约定俗成习惯 , 我们也尊重 。 但是厂里面的规章制度、工作模式 , 要按照我们的来 。 ”他说 。
身为外企 , 也往往要承担隐形的制度成本 。 注册公司等合规手续快则三个月 , 慢则半年多 , 外企的税务、劳动法合规等方面又卡得特别严 , 周元林直言 , “小企业千万不要来印度 , 玩不转 。 ”
印度制造的大生意
去年3月 , 柴文军在深圳参加了一场印度使馆举办的中国贸易投资推荐会 。 推荐会上 , 他看到了各个行业关税的变化 , 他认为 , 印度政府会用关税作为手段 , 逐步推进整个手机和供应链的印度本土生产化 。
目前 , 供应链这头的成本才是中国工厂在印度最大的成本 。 印度的工业体系远不如中国完善 , 以手机行业为例 , 手机厂搬过来了 , 但配件、模具都得从国内采购 , 只在印度组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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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使馆展示的关税变化趋势
为了推进印度制造 , 印度政府正在逐步提高手机等行业的关税 , “强迫”外国公司都来印度设厂 。 但手机厂开起来了 , 模组、部件、原材料却在印度市场买不到 。
“印度的消费电子供应链很差 , 包括富士康都发现很多东西根本买不到 。 ”柴文军说 , “中国市场上经过充分竞争之后物美价廉 , 但是一到印度 , 他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 印度是卖方市场 , 他们要求着印度的本土商去生产这些东西 。 ”正因如此 , 小米在内的手机厂商 , 以及富士康等代工厂 , 都在把自己的供应商带到印度去 。
据柴文军了解 , 2017年之后 , 都开始在印度设厂 。
印度的卖方市场还让中国公司遇到从未想过的麻烦 。 印度的不同区域往往由本地分销商把持 , 价格由他们定 , 不管你找谁买 , 都是那个价 , 质量还往往不达标 。 周元林甚至说 , 在他们行业 , “一颗螺丝钉都想从国内进口 。 ”在上一次的工程中 , 他们有80%的原材料都从国内进口 。
“都从国内进口 , 物流、时间都是成本 。 ”柴文军说 , 在印度生产 , 总的成本比国内出口还要高 , 但凡能通过出口解决的 , 大多数公司不愿意在印度本地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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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日钢的厂区里 , 工人正在作业
市场优势当前 , 大多数公司也是做好了前几年亏损的打算 , 先抢占位置 。 据周元林了解 , 富士康前几年都是亏损状态 , 这几年来的手机厂商多了 , 才开始盈利 。
但对于供应链上的小工厂来说 , 海外制造同样存在着难以预见的风险 。 柴文军的工厂从2017年8月投产 , 期初的七八个月因为有客户的足量订单 , 可以实现盈利 , 但此后 , 因为客户公司内部的一些变化 , 给他的订单慢慢减少 , 现在基本上不再合作 , 工厂就慢慢赚不到钱了 。
他一直尝试寻找新的客户 , 但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 现在处于亏损状态 。 去年年底 , 柴文军准备完全放弃印度市场 , 后来开过股东会议 , 才决定再坚持一下 。
他说 , 在印度投资了两三百万 , 现在看来“比较失败” 。 因为试水受阻 , 他们放弃了扩张到诺伊达的计划 , 也放慢了整个国际化的脚步 。
印度还有机会做世界工厂吗?
在周元林和柴文军看来 , 中国工厂来印度 , 更多看中的是印度的本土市场 , 就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 , 印度要成为其他市场的生产基地还为时过早 。
但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
“现在中国公司更多地把东南亚、而不是印度看做一个出口中心 , 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 ”Divay对志象网(The Passage)说 , 印度本来具有地理优势 , 再加上基础设施——尤其是物流的改善 , 印度对于出口型制造业的投资来说也很合适 。
Divay说 , 印度政府设立的经济特区离集装箱港口都很近 , 水、电等基础设施也都非常完善 , 是中国公司来设立工厂的最佳选择 。 在这些经济特区 , 港口的效率一直在不断提高 , 中国的出口型企业可以很容易将产品出口到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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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gani镇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
这正是张希望看中印度的地方 。
“印度跟东南亚、中东等地区 , 文化相近 , 也有很多印度人在这些地区工作 , 与欧洲市场也有更多文化相通的地方 , 这些地区也更习惯跟印度打交道 , 我觉得长远来说印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 ”他说 。
相比印度的步履维艰 , 越南的工厂要顺利得多 。 “那边到处都是华人或者会说中文的人 , 中资也非常多 , 轻车熟路两三个月就搞定了 。 ”张希望说 , 越南他们筹备得更晚 , 但去年年底就开工了 。
“越南完全没有本地市场可言 , 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像印度这样做一个长远的布局 。 越南说到底还是个小国 , 它就是‘你来了 , 你赚你的钱’ , 仅此而已 。 ”他打算 , 越南的工厂在没必要时可能会撤掉 。
跟中国的投资人打交道多了 , Divay也深知中国公司在印度的痛点 。 有些问题已经逐渐解决了 , 比如外资入印、饮食习惯等 , 他说 ,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印度 , 这种经验也传给了后来者 , 现在来的中国公司可以更好的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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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望在佛山日钢的厂房前
如何提高工人效率 , 也是他听到最多的问题 。 Divay介绍说 , 印度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设有职业培训机构(Skill DevelopmentCenter) , 中国公司可以和它合作 , 招聘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 。 此外 , 他建议中国的企业家也要多实地去感受印度工作文化的不同 , 用更有创意的方式来管理印度的员工 。
“这可能需要几年的努力来慢慢改变 , 那些在中国工厂或者日本工厂工作的工人 , 就会从中得到训练 。 ”Divay说 。
尽管困难重重 , 但张希望对印度工厂的未来“非常有信心” 。
“还是要找到路 , 找到路量大了之后 , 成本就能降下来 。 ”他说 , “我们的优势就是设备好、工艺好、产品质量好 , 想办法把成本降下来 , 还有去开发本地市场 , 各方面都要去经营 。 ”
“但是需要时间 , 需要人 , 需要烧点钱 。 ”他补充 , “海外投资 , 都是要花一些成本去做的 , 要人、要钱 , 当地环境都需要慢慢摸索 , 效益还不能马上显示出来 , 但是未来还是能够看到效果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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