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体量民宿群的重生之路
中新社大理6月4日电 题:中国最大体量民宿群的重生之路
中新社采访人员 张丹 胡远航
贵州、成都、泰国……兜兜转转一大圈后,聂孔明最终又回到了他耕耘多年的大理 。 2018年底,在经历一年多的关停后,他在洱海边的三家民宿还是迎来被拆除的命运 。 彼时,他曾发誓再也不来大理了 。
事实上,在洱海客栈整治的600多天中,出走的经营者不计其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和聂孔明一样选择回归,走上大理民宿的重生之路 。
洱海治污中的大理民宿化危为机
时间倒回到十年前,与苍洱相伴的大理逐渐成为都市人的“诗和远方” 。 2012年起,大理市民宿爆发式增长,五年内成长为全国体量最大的民宿群 。 到2017年3月,洱海129公里湖岸线上星罗棋布的各色民宿超过2000家,却仍一房难求 。
大理市客栈协会会长李海忠介绍,大理民宿的经营者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态度构筑民宿,形成了文化多元、风格多样的民宿群,风光一时无两 。
但诸多弊端也在滋生 。 李海忠说,大理市登记在册的民宿客栈超过3600家,但通过OTO平台销售的却超过7900家 。 大量不合法的民宿客栈野蛮生长,为行业发展埋下隐患 。
洱海治污让这些隐患原形毕露 。 近2000家客栈餐饮停业整顿、500余家客栈被拆除……过去两年,大理客栈接受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治 。
“即使没有洱海治污,大理民宿整治也只是时间问题 。 ”聂孔明认为,大理民宿发展缺乏长效规划和有效引导,一哄而上终将导致一地鸡毛 。 反思整治过程,许多理性的民宿经营者看到了新的契机 。
非法民宿被取缔后,大理民宿整体品质提升 。 环湖截污工程为民宿提供了一步到位的排污条件 。 逐步恢复的湖滨生态缓冲带也丰富了洱海风光 。
今年1-5月,洱海水质稳定在二类 。 聂孔明说:“这一池清水才是我们情怀与生活的承载,如果水臭了、绿了,海景房再美也是徒劳 。 ”
洱海整治也为云南其他高原湖泊敲响警钟 。 2017年12月,玉溪市抚仙湖边上千家餐饮客栈停业整改;2018年11月,宁蒗县泸沽湖沿湖80米生态红线范围内民居客栈集中拆迁整治……
探索民宿发展新样本
如今的洱海边,悬浮海面的民宿客栈消失不见,连带着一起消失的还有曾经一房难求的火爆景象 。 在双廊,直至夜幕降临,众多沿海客栈还挂着“今日有房”的牌子 。
即便如此,聂孔明和众多客栈经营者还是在经历切肤之痛后选择归来 。 “因为大理民宿的发展氛围和根基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 ”
回归后聂孔明迅速转变思路,选址向大理周边扩散,并改变单打独斗的方式,与较具实力的物业方合作,降低风险 。 大理市客栈协会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9年客栈民宿品牌化的集中程度尤为明显 。
“我喜欢大理不仅因为苍山洱海,还因为‘人’ 。 ”再次来到双廊和才村的木小满有些失落,“而居美术馆”被拆,教白族老奶奶画画的“农民画社”搬离 。 她觉得曾经的大理已经远去 。
这也正是李海忠的担忧 。 他表示,“在地文化”的挖掘一直是行业痛点,个性化、差异化的民宿才能带来匹配的客群 。 粗暴地复制硬件设计,只会模糊旅游地的特质 。
对此,美国民宿经营者布莱恩·林登深有感触 。 2004年,林登夫妇定居大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喜洲,将一座白族老宅改造为民宿“喜林苑” 。
林登坚持民宿的精髓在于“民” 。 “包括当地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居民,他们才是民宿焕发活力的关键 。 ”林登夫妇会带客人拜访当地家庭、逛集市、参观扎染手工作坊等,“让客人真正融入、喜爱大理” 。
面对大理民宿行业的重生,林登希望从业者能慢下脚步,尊重文化,发掘大理更深层次的吸引力 。
聂孔明也正与其他从业者联手筹办民宿学院,希望为行业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
但大理的民宿市场具体何时能转好?“两年、三年,或者更长时间 。 ”聂孔明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服务好每一位客人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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