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许知远：我想证明我不是一个网红：许知远：写三卷本梁启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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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三卷本吗？我就想证明我不是一个网红。 ”在5月22日，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的新书发布会上，许知远如是说。这本书是许知远耗时五年的“转型力作” ，在发布会上，许知远与马勇、李翔和李菁聊了聊梁启超。

撰文：新京报采访人员吴鑫实习生聂丽平

“梁启超的（文章）太飘了，而且他没有构成一个真正的叙事感。他只是一个传记的开创者，但并不代表着他写得多么好。非常不负责任地说一句，我觉得我将建立起新的传记的传统。 ”

这句听上去有些轻狂的话，口出许知远。这位年少成名的作家近两年因一档谈话节目《十三邀》而走入更为大众的视野。最近，他出版了一本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是“梁启超三部曲”的第一部。

在新书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谈到，《青年变革者》有大量对文言史料的引用和尾注，他担心会影响流畅性。许知远则说，第二卷的注也许更多，并且他觉得“我比梁启超写文章写得好啊。 ”他认为，阅读的流畅性和史料的解读，可以结合在一起， “当然我可能没有做到最好，但基本上也很好了。只不过我对古文不熟悉，因为梁启超的东西都是古文。我的注脚不会减少，而且我很希望它会成为传记写作的一个规范，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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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发布会现场

尽管在解释为何在《青年变革者》中大量引用文言史料时，许知远解释原因之一是自己年纪大了， “没法像20岁年少轻狂了” ， 43岁的许知远还是保留了写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时的某些特质。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更严肃的解释是，他希望通过大量引用文言的方式让读者与自己进入梁启超时代的历史情境，以及作为非学术出身的他对有着大量注脚的学术书的迷恋， “我想证明我是可以写注脚的。 ”

《青年变革者》是九卷本写作计划的开始

许知远表示，选择梁启超作为传记对象，与他从事新闻业有关。梁启超是现代新闻业的开创者，而许知远在毕业之后就做了新闻采访人员，曾担任《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因此对同样作为主笔的梁启超产生了亲切感。而之所以写作一本人物传记，则出于他对人以及人性格的形成的兴趣。过分繁琐的事件对许知远已经不构成强烈的吸引，个体如何应对外界的变化，人物内心的困惑与焦灼，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因此，在《青年变革者》中，他描写了作为个体的梁启超以及梁启超周围朋友的群像。

他谈到，在很多历史写作中，人是消失的，缺少个人的成长故事，因此，在《青年变革者》中，他努力将梁启超的叙事还原成人的故事。此外，他着力描绘代际之间的故事，因为中国变动不居，不同代际之间的经历很不一样。因此，在《青年变革者》中，他还写到了谭鑫培、翁同龢、黄遵宪等人物。他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全景式的表达，将很多历史人物的命运叠放至其中，并描摹出城市面貌、东西方差异等历史情境。 “我希望大家能读到很多不同的情绪，它像一个戏剧，像一个舞台，灯光照到的有时在中央，有的时候也在边缘，有的时候你就出局了，出局之后你可能又重新回来了。 ”

许知远还试图在书中展露全球视角，尤其是在第二卷中，写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他必须描绘日本明治末年的社会，因此会明显地表达出全球视角。他还想将戏剧感带到写作之中，他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看到历史充满了偶然与可能，充满了分歧、问题和争论。

这种描摹全景舞台的写作会不会让作为传记主角的梁启超显得有些面目模糊？许知远的回答是，在1873年至1898年作为青年变革者的梁启超时期，梁启超并不是重要人物，关于梁启超的记载很少， “你不勾勒他的语境，不勾勒那个环境，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带动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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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变革者》，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时间：2019年5月

许知远还谈到，写作这本书的很大原因是出于对规模的迷恋。对规模的迷恋是一个粗俗的标志，可能也是匮乏的标志，但他认为，规模可以容纳许多东西。这与他的阅读习惯也有关，他喜欢非常厚的书，阅读也很庞杂，没有受到很好的阅读训练。

这部《青年变革者》也是许知远漫长计划的一部分。他希望“梁启超三部曲”只是他九卷本计划的一个开始，他想通过几个人物理解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转变，从嘉庆年间清帝国最后的余晖到鸦片战争，到1901年沉入谷底，再到寻找中国的革命。

历史学需要材料，也需要想象

在《青年变革者》的序言里，许知远写道，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 ”这种判断是否成立？

马勇认为，梁启超身上还有许多待解的谜，包括在《青年变革者》中，也有许多谜没有解开，比如政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传导过去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这些谜团可能永远无法解开，但其中可能有很多对梁启超思想的低估。 “低估什么？梁启超自认为自己是‘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转型期间，反对暴力的变化，认同严复的渐进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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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学院教师合影， 1925年。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他本人也在思考，志在政治的梁启超晚年为什么会回到学术，他认为这里面存在着许多的解读空间。马勇谈到，必须不断推进梁启超的研究才能解读目前的这些谜，而究竟如何解读，也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历史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历史学不仅要有材料，还要有想象，要有感觉，否则就是编大事记了。 ”

马勇还谈到，读完《青年变革者》后，他从许知远不同的观察视角中受到了某些启发，这种描摹家庭人际关系、朋友圈人际关系的写作，可能会使近代历史的图景有所改变。在《青年变革者》中，许知远用到了许多形容词，这种带感情的写作方式，与历史学的写作有一定差异。但他认为，近年，非专业的写作对历史学有很大的冲击和贡献，因为历史学本身是多角度的。

作者：新京报采访人员吴鑫实习生聂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