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已经出现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不能没有强制方式提问：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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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学者，请您剖析一下弑母案中12岁男童的心理状态？

李玫瑾：未成年人犯罪涉及刑事责任能力，这与人的生理、心理有关。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出规定，原因在于考虑人的心理成熟度。

心理成熟度比精神状态更为复杂。如弑母案中孩子说道：“我砍的是我妈。 ”这个孩子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认识能力，而在于他的认识没有达到成熟程度。

犯罪心理研究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早年没养好。人是社会动物，人性起点是抚养过程中形成的情感关系，情感是判断人有没有人性的重要标志。弒母案的孩子其心理问题就在他的依恋情感不连贯，他依恋的是爷爷奶奶，而不是母亲。

从未成年人犯罪可以看出，少年司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矫治或处罚问题，而应在保护、养育等领域加大立法力度。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之时我曾建议，在“家庭保护”中写上“父母在孩子幼小时没有特殊理由要亲自养育孩子” 。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保障父母亲自养育和家庭的完整。

国外犯罪心理研究提出，当未成年人出现行为问题时，最合理的措施是将孩子放归家庭，对家庭父母进行干预。社会干预不能替代家庭，而是介入家庭，增加一种教育的力量和指导。

目前，对实施了严重危害行为、年龄又在14周岁以下的孩子，我们的刑事政策几乎空缺。有的将他们送入收容教养所。但是，收容教养所和工读学校的区别在于，收容教养的管理者是民警，他们只有管理能力，缺乏教育能力；而工读学校80％的管理者是老师，有条件的工读学校还会让未成年人在周末回家，不割断孩子的亲情关系，这也是少年收容所缺乏的项目。

我不赞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当孩子出现犯罪行为时应该启动的是少年司法，而不是刑事处置。我最想呼吁的是，法学界要关注少年刑事司法的细节，有刑就应该有罚，对少年也要有处罚项目；但这个项目“罚”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强制治疗和强制教育，落在治疗和教育上，前提是“强制” 。

对已经出现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不能没有强制方式；否则，无法实现教育与矫治，而且对社会安全也是不负责任的。强制不能以罚为操作，而应给予这类未成年人生活基础的照顾与能力赋予。这才彰显社会人文、人性以及公平。

我国少年司法可以向国外学习，增加警告令、养育令、抓逃学令、宵禁令、服务令等。一旦孩子出现危害行为，就有相关的机构启动背景调查、制定保护计划、或予以警告等专门用于保护或处罚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