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母砍死吸毒儿获刑五年”：轻判之上能否更“轻”？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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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吸毒儿子常年家暴亲人， 66岁患癌母亲挥刀杀子获刑五年”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判决书来看，身为人子的梁某有多年吸毒史、2015年戒毒后就待业在家，无生活来源，经常家暴包括母亲吴某秀在内的家人，陌生人只要不符合其心意，也会遭到恐吓、殴打。 2018年8月9日，梁某无故挑起事端，并刺激吴某秀称要杀死亲人，吴某秀激愤，将儿子砍杀。 2018年12月2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案情，认定吴某秀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作为母亲，不仅得不到孩子的报答，反而常年被家暴，甚至被亲生儿子扬言要砍死自己及孙子孙女，吴某秀激愤之下反抗杀人——无论如何，发生在东莞的这起“母亲杀子”事件都是一起人伦惨剧，让人唏嘘不已。

被害人梁某不仅没有生活来源，还经常打骂母亲、前妻、孩子，对其自身死亡结果的发生有重大过错。所以说，这起案件实际上是一个“被害人变成致害人”的结果。

刑法第232条规定，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中一般将义愤杀人、长期受迫害杀人、受被害人请求杀人、大义灭亲杀人以及亲人溺毙婴儿等行为归于“情节较轻”范畴。

很显然，吴某秀的杀子行为可以归于“长期受迫害杀人”的情节较轻行为，当地法院考量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也确实做出了从轻判决的决定，符合法治精神。

饶是如此，我个人认为， “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仍有值得商榷的空间。

首先，正如被告人吴某秀所言，根据梁某一贯的做法，自己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她有理由认为自己面临被梁某打死的可能，故吴某秀激愤之下的杀人行为带有潜在的“防卫”自己和“防卫”其他家人的性质。这也是该案判处吴某秀五年有期徒刑的理性基础。

其次，吴某秀的行为，与那些图财害命或者预谋杀人的恶性案件相比，其社会危害性也无法相提并论。

本案中，被害人梁某长期吸毒，生活来源完全由吴某秀负担，梁某反而还经常无故辱骂、殴打家人。案发当天，梁某又无故挑起事端，并刺激要砍死吴某秀，进而导致吴某秀持菜刀连续砍击致其死亡。

可以看出，由于长期遭受梁某的侮辱或殴打，吴某秀心中长期积累的愤懑情绪可想而知。案发当日，梁某又声称伤好后要把吴某秀等人杀死，基于梁某一贯的做法，吴某秀心中的恐惧和愤怒情绪一时间达到顶点，在这种情绪下实施的杀人行为是典型的激愤犯罪。

再次，吴某秀也有自首情节。

案发后，吴某秀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待，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自首的成立条件，可依法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再加上，结合吴某秀身患癌症、没有犯罪前科且已获得家属谅解等情况来综合考虑，我认为本案还是存在适用缓刑的可能性的。

当然，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适用缓刑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被告人必须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中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最低刑就是三年有期徒刑，这也给特殊情形下的故意杀人案件留下了适用缓刑的空间。

回到这起弑子案，作为母亲的吴某秀实施犯罪系事出有因，吴某秀的杀人行为系激愤犯罪，尤其是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足以认定其属于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 。虽说我认为存在“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实行缓刑”的空间，但这并非对现有判决的质疑——该案还是要当地法院的法官结合案情具体把握，让法治、人伦和公众的期待都能得到安放。

□哲刚（法学学者）

编辑陈静校对郭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