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上救人被索要医师证，陈医生的困境不能由个人背锅 3月1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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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上午，南宁铁路局南宁客运段在微博上向动车救人的陈医生表示道歉。但从网友留言来看，这个道歉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如果是为了被救治旅客的后续治疗，留下陈医生的联系方式即可。铁路不是医师主管部门，列车员没有权力查看医师资格证。如果是为患者安全考虑，为救治效果考虑，查看医师身份也应该是在救治行为实施之前，而不是之后。陈医生救治病人时列车员在一旁录像，也让人感到心寒。很多网友都认为铁路方面这样做是规避风险，把可能产生的风险都推到热心救人的陈医生头上。

列车员旅客、行人在列车或其他或封闭或开放的公共场所突发疾病，是一个经常现象。客观地说，这类场所救治病人，有其独有的困难，比如病人不能明确表达意愿，不能自诉病情、病因；医疗环境和医疗手段均不如医院，救治效果很可能难以保证，对病人和医生来都有较大风险，容易产生纠纷——这种“陈医生困境” ，需要在法律层面预估风险，平衡并保障各方权益，妥当划定责任边界；在此基础上设计、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让突发疾病者得到及时救治，让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至少没有后顾之忧。

陈医生的遭遇及社会反响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没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的制度，一次救治行为很可能就是一次纠纷的开始，而且很可能有关参与者都是输家。

乘客突发疾病，列车广播找医生，这个行为有一定的公益性，但也是职责所在。但是，要求陈医生出示医师资格证等行为，表明铁路方面防范风险的意识很强，即使不比责任心更强，也一点不弱于他们的责任意识。相比之下，陈医生则是救人心切而风险意识弱；这让她在可能的法律纠纷面前处于弱势。这也是公众忧虑的地方：陈医生的遭遇提醒众多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以后在火车飞机上突发疾病，谁来救我？谁能保证自己每次生病时都在家里，身边都有家人熟人？所以，在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保障机制时，这类纠纷的最后输家是“不确定的大多数” ，说白了就是所有人。

公众对铁路等公用服务机构最大的不满，是这些机构的各项制度设计和操作，不是把服务对象的权益和合理需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双方地位极不平衡。在相关法律和其他相关机制建立起来之前，陈医生的遭遇还不会绝迹。

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没有一个条款是针对陈医生所遇到的情况。 “医师法”中有遇到重大灾害与突发事件时对医生行为的规定。重大事件中，伤病人数多而集中，地点明确，伤病情况也比较容易确定，比较容易调集医务人员参与救治。但是，在列车飞机等封闭性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者在剧院、商场及马路等开放或办开放的公共场所，单个的个人突发疾病；对医务人员来说，不确定因素很多，此时的医生也是个人行为，要个人承担救治效果不理想的风险，对医务人员是不可承受之重——因为“陈医生困境”有其独特的条件，需要有专门的、针对性的立法和其他保障机制，才能抒解陈医生们的困境。陈医生的困境，其实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