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另一种美国优先( 三 ) 奥斯卡纪录片

艾米 Amy (2015)

再把年份往前推10年，会发现过去15年里，纪录片奖总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一两部不说英语的欧洲纪录片陪跑三四部说英语的美国纪录片，最终由一部美国资金主导、美国导演执导、根植美国语境、围绕美国议题的纪录片折桂（06年的《帝企鹅日记》是个例外）。

话说回来，粗暴的将电影用国界的标签分类统计，在今天这个一部影片动辄五个国籍的时代，是否还有意义？

帝企鹅日记 La marche de l'empereur (2005)

以语言和国别为标尺丈量奥斯卡，不是要求它来搞国别的平均主义。对于纪录片，英语与非英语间隔着的不是英帝国的殖民边界，美国与非美国间的界限也不是特朗普迟迟修不起来的墙。这些语言和地缘概念所分开的，是不同的艺术选择、电影观念和文化视野。比较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奖的迥异风格，也会得出相似结论。东道主总是笑到最后的奥斯卡，乍看遗漏的是一些身份政治的标签。但真正忽视的，却是纪录片宽广的可能性。

是否存在一种“奥斯卡式纪录片”？

如果把一个靠贴标签认识世界的键盘侠摁在沙发上，逼看500部当代各国纪录片，他会怎么看美国纪录片？轻快的音乐？高频的说话？对名人传记的钟爱？对视听形式不统一的宽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跌宕叙事？充满比纪实镜头拍得精致得多的“说话的脑袋”（Talking head ，即人物对着镜头的采访）？对第三世界题材的强政治期待？或是直扑某一议案的改变社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