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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从“濮议之争”，看宋英宗因追封生父为皇考，给宋朝留下两个隐患！( 二 )

『生父』从“濮议之争”，看宋英宗因追封生父为皇考，给宋朝留下两个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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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宋英宗追封生父濮王为“皇考”的昭令是发了出来，但是，令宋英宗及欧阳修等人没想到的是，朝廷发生了巨大的反弹。宋英宗按照欧阳修的意见，将全力反对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名御史全部贬出京师。结果，以司马光为首的百官全部请求同贬，等于是朝中大臣集体辞职。而且，就连原来濮王府的幕僚王猎、蔡抗等人也站出来反对。宋英宗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可谓是绞尽脑汁，最后通过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平息了这场历时十八个月之久的争议。“濮议之争”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宋英宗能以此收天下人之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他们深知，宋仁宗已死，曹太后亦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宋英宗，因为，宋英宗已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生父』从“濮议之争”，看宋英宗因追封生父为皇考，给宋朝留下两个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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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场争议只是一个皇帝生父的称号问题，虽然宋英宗最终胜出，但是，他却在宋朝留下了两个大隐患：其一，皇帝重小家轻国家的现象未能得到制止；其二，皇帝的私心导致朝廷大臣的分裂，使得宋朝后来的“党争”加剧。就“濮议之争”的具体影响来说，在此之前，朝中大臣对皇帝继位问题大都采取不予具体表态的做法，希望用制度来制约皇帝。比如，宋太宗曾问寇准，该立谁为太子，寇准不肯说具体立谁；宋仁宗曾问包拯、韩琦，该立谁为太子，他们两人也是不说具体人名，只是劝宋仁宗早立太子为好。寇准、包拯、韩琦等人不具体表态的做法，体现了“不管谁做皇帝，有制约就有公正”的原则。 『生父』从“濮议之争”，看宋英宗因追封生父为皇考，给宋朝留下两个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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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濮议之争”后，由于皇帝的个人心愿强加给了公议，制约作用以集体辞职的极端方式也未能产生效果。此后，宋朝的大臣们制约皇权的作用大幅度减弱，之后的宋朝“党争”加剧，政治局势波澜起伏不定。到了宋哲宗去世后，在确立新皇帝人选时，大臣们再也没有“濮议之争”前的原则和自信了，只有一位比较有远见的大臣章惇按捺不住地喊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是却没有其他大臣的附和，最终不得不接受端王成为新皇帝的现实，端王，便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本文参考自：《超越利益集团：对宋朝史无前例的狠毒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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