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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西晋的统一为什么不长久( 二 )

西晋@西晋的统一为什么不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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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在魏朝，被封为“舞阳侯”。死后，长子司马师承袭了这一爵位。而次子司马昭，则于景初二年被封为“新城乡侯”。司马师无子，因此过继司马昭的二儿子司马攸为子。在司马师死后，他的爵位自然由司马攸来承袭。但需要注意的是，爵位并不等于权力，他的爵位虽然给了司马攸，可手上的权力却是由司马昭来继承的。此后，司马氏势力坐大，建立封国，司马昭受封为晋王。到了王位的传承问题上，司马昭很纠结，究竟是传给司马炎呢？还是传给司马攸呢？从血缘上来说，两个都是他的儿子。但在法理上，他却是司马攸的叔，而这又关系到他以后在太庙中的位置：如果司马攸继承了王位，乃至于皇位，那么他司马昭在太庙里就是旁支。可如果不传给司马攸，也说不过去，毕竟他拥有的权位，分明是司马师传给他的，他这属于小宗入继大宗，并不合礼法。而且，早年间司马昭也是很疼爱司马攸的，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儿子，他经常拍着自己的椅子，喊着司马攸的小名，说这是桃符的座儿啊！另外，司马攸当时的名声比司马炎还要好一些。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司马炎在继位前身份尴尬（这种情况跟曹丕其实很类似）。但临终前，司马昭还是把权位传给了司马炎，然后又反复叮嘱他，一定不能重蹈曹丕曹植的覆辙啊。几年后，他们的母亲王元姬去世，临终前也拉着司马炎的手，说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但问题是，这个弟弟根本不用他照顾，人家活得好得很。早年间，司马攸就盛名在外。后来魏晋禅代，朝廷草创阶段，司马攸又“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这种名望，让司马炎坐卧不安。尤其是在他的傻儿子出生以后，局面就变得更加微妙：在司马炎内心里，儿子肯定是比弟弟亲的，而且司马衷是嫡长子。他想传位给司马衷，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但偏偏，这个嫡长子又太蠢，蠢到让全天下的人都担心。两相比较之下，大家都希望，还是由名望才能俱佳的司马攸来继位比较好。再说了，这样你司马炎也不吃亏啊，你们二房的父子俩已经霸占权位两代人了，这天下说到底是宣帝（司马懿）的天下，不是你们二房的天下，也该还给长房了。这种逻辑，我们现代人可能理解不了，或者理解了也感触不深，毕竟如今二房已经变成了二奶的通称。但在当时，这种舆论对司马炎的压力却是很大的。不要忘了，大晋朝还有那么多说得上话的王爷。有些时候，宗族势力太过强大，也不见得都是有帮助的好事。在这种背景之下，司马炎已经没有权力再选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做太子。他只能是二选一：要么嫡子司马衷，或者弟弟司马攸。后人一直在抨击司马炎立了傻儿子司马衷做皇帝，才引发了后来的乱局，但在当时，在司马攸的巨大压力下，做为嫡长子的司马衷是唯一选项。最终，司马炎还是将天平倾斜向了自己的儿子。而既然选择了司马衷，那我们就又绕回了前面的问题：选了这么个傻儿子，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控制住禁军的军权呢？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想办法解决吧！想来想去，司马炎想出了一个主意：得给他找个好媳妇！贾南风。这个毒妇在这里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总之，司马炎挑好了儿媳妇，尽管有点丑，还有点强悍，但司马炎依然觉得，这是一桩好姻缘。直到又过了几年，司马炎才发现一个情况有点不妙：这个儿媳妇的能力，那是真的强。可一个人的能力和野心，又往往是相匹配的。唉，我死以后，这个女人的野心要怎么控制呢？设置辅政大臣？不行，自己家就是干这个发迹的，这条路太危险了，不能走。那就靠宗室和外戚？可宗室里选谁呢，司马攸吗？哎这更不行了，这不是给儿子挖坑的节奏吗？就这样，司马炎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弄死了司马攸。而在司马攸死后，宗室里德高望重的人，就只剩下了司马亮。然后再来选外戚。其实没得选，就只能是自己的老丈人杨骏了。只是吧，这个老丈人实在是集众多的优缺点于一身，人品能力都差不说，还喜欢争权夺利。但老丈人这种物什，不喜欢也不能换。到这里，司马炎已经无计可施。而且，此时的司马炎已经重病缠身，不久便撒手人寰。果不其然，在他死后，杨骏和司马亮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开启了“八王之乱”的先河。看完司马炎的故事，你很容易就会在脑海里浮出一个词来：连锁反应。从大封诸王开始，司马炎就掷下了游戏的骰子，然后被一环扣一环的问题追着跑。他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决策，看上去都没什么错：他必须大封诸王，因为曹魏宗室凋零的教训尚未远去。而且如果没有宗室的支持，他也不可能夺取曹魏的天下。之后，他派出诸王监视各地，这看上去也很有必要，毕竟边将的坐大确实不得不防。他当然也知道宗室同样有威胁中央政权的可能，所以又及时削减了州郡的兵权。看上去，他的每一步处理都是妥当的。你如果明白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可能也会做出像他一样的选择。很多人看历史，喜欢站在高处俯视，对古人各种指点，这里不对那里也有问题。但你若真的平视当时的场景，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他做出那个选择，在你看来谬误百出；但在他那里，却可能是逼不得已。而你所以为的“问题”，却可能正是人家的解决方案。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总盯着问题本身，而是应当深入问题的背后，去探究问题的成因。因为一个问题的出现，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显现另外的问题。历来评说，是司马炎大封诸王，才导致了最终的战乱。但你只要仔细回溯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发现后人能想到的，他其实全部也都想到了，而且都力图去纠正，手段上并没有什么错。他真正的困境，是面对的问题太多，而解决问题的手段又太少。有一句俗语是这么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言下之意，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这里其实可以延伸一下：既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么开两把锁需要几把钥匙呢？当然是两把了。那两把钥匙能开三把锁吗？类推之后，应该也是不行的，至少需要三把钥匙。这个逻辑，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丁伯根原则”。展开描述就是：政策工具的数量，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打个比方，目前经济中如果面临着失业、通胀、国际收支逆差三种不平衡，那么你只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两种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再加入其它的政策工具，比如就业政策或者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解题。一句话概括就是，办法得比问题多才行。套用这个逻辑再来看司马炎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你就会对八王之乱有新的认识：司马炎知道自己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控制军队。他非常清楚，历来权臣篡位，控制军队都是第一步，所以他先让宗室出镇地方。然后又担心宗室坐大，削减了州郡的兵权。但削了兵权却又引来另外的问题，胡人内迁是一个问题，禁军的控制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到最后，司马攸才是最大的问题。面对着这些一个接一个，一环扣一环冒出来的问题，司马炎实在是无法可想，只能通过人事的手段来解决：先杀掉司马攸，然后再任用宗室和外戚。但问题那么多，他的选择余地又那么少。想靠一个解决办法就堵住前面所有的漏洞，本就已经不现实。更不要说挑来挑去，最后还挑到了两个软趴趴立不起来的货色。他不是不想解决，而是无力解决。这种越积极挣扎越往下坠落的混沌情境，或许，有一个字可以很准确的概括出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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