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行动]特朗普和佩洛西,究竟谁有权同伊朗开战一文看懂美国开战权的百年之争( 二 )



 [些行动]特朗普和佩洛西,究竟谁有权同伊朗开战一文看懂美国开战权的百年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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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冷战期间展开疯狂的导弹竞赛,双方及全世界的头顶都时刻承受着核武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同时,美苏双方为了在全球争霸,在世界其他地区频频进行军事和武力干预。其中,有些行动早已为外界所知,有些行动则需要高度的保密性。有些行动是国内的强硬派坚决推进的,却未必能得到国会的通过。
这种情况下,越南战争的悲剧,最终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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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强硬派对于越南共产党在东南亚的胜利深感恐慌,生怕由此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于是,在美国大众的懵懂之中,深孚众望的肯尼迪和继承其光环的约翰逊接连加大对越南的干预。至1968年,在越南参战的美军已经多达50万人以上——而这,竟是在国会根本没有对外宣战的情况下发生的!
50万大军在外却没有宣战,已经堪称国际政治的奇景。但更出奇的是,当时的国会对此无动于衷。时任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1962年甚至表示:“就当下美国外交政策的要求来说,我们给总统的权力还太少,妨碍了他的工作”。
这就是冷战。法治与监督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与恐慌之下被视若无物,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却集体不作为。当美国大众醒悟时,美国已经深深陷入越战泥潭而不能自拔。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绵延数代人的精神创伤,毒品的泛滥,以及整个社会的分裂。

 [些行动]特朗普和佩洛西,究竟谁有权同伊朗开战一文看懂美国开战权的百年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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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伤痛,影响深远。
面对汹涌而起的反战浪潮,国会终于在1973年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争权力法”。法案对总统近乎不受限制的战争权力做了诸多约束,例如:只有在国会宣战,遭到攻击,或援救美国公民时,总统才可以派兵投入战斗;在美军投入战斗后48小时内,总统必须向国会递交书面报告;国会随时可以通过一项不经总统签署即可生效的两院共同决议案,以终止美军的军事行动,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法案起初被时任总统尼克松否决,但随后参议院和众议院均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再次通过,推翻尼克松的否决,使之成为法律。
然而,“战争权力法”的初衷虽然美好,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操作。比如,怎么界定遭到攻击,怎么才算是投入战斗,在法案中都没有详细的规定,再加上对外的军事行动时常与爱国主义或人道主义挂钩,这就为总统提供了大量的灰色地带。
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期间,有人认为克林顿政府违反“战争权力法”。2011年奥巴马政府介入利比亚期间,也有类似指控。但这些指控并没起到任何作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倒是获得了国会的授权,但小布什政府却绕过了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伤害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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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特朗普,同样面临着数十位前任曾经面临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这个问题之所以困扰美国上百年,是由于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和总统担负的巨大职责之间的矛盾导致的。作为世界霸主的国家元首,美国总统能掌握一般议员和民众无法掌握的信息,需要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做出反应,这决定了他必须拥有相机行事的见识、胆量和权力。但恰恰是这种权力,导致了总统的战争权在实践中不断扩大。
因此,众议院通过的这项法规,与1973年“战争权力法”的内核实际完全相同。决议虽然规定,总统不得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对伊朗采取行动,除非国会正式宣战或者明确批准。但也保留了例外,那就是美国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威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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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开战权”的飞机在前面疾飞,象征国会的人在后面苦苦追赶。
但特朗普又有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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