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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无需想起也不会忘记( 二 )


除夕夜那晚 ， 李小熊后座上的医生突然崩溃 ， 嚎啕大哭 。 “太可怕了 ， 太可怕了 ， 受不了了 。 ”医生边哭边喊 。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疫情有多么严重 。 ”她说 。 以前她总觉得“数据看起来还好”“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 ， 过几天就没了” 。 亲眼见到一个成年人的崩溃 ， 她一边流泪 ， 一边继续在手机里“盘数据”——就算哭 ， 她也不能耽误对接信息 。 同她一样 ， 车队成员在开车时 ， 想到心酸的事情会忍不住流泪 。
“封城”之初 ， 李小熊平均一分钟能接到两个求助电话 ， 一天能加满好几个微信群 。 她写了几个回复模板 ， 方便复制粘贴 ， 有的是道歉解释自己回复缓慢的原因 。 两个月后 ， 车队从高峰期的三四千名成员 ， 退落至固定的二三十人 。 武汉正在改变 ， 接送医护人员有了公共交通；防疫部门接管了医院的物资补给；连市民缺医少药也能网上下单同城配送了 。 往日生活正一点点浮出水面 ， 因疫情而涌现的志愿者将慢慢退出 。
陆续退出的人中 ， 有人办不出“防疫通行证” ， 有人表示“说实话 ， 每天搬运物资特别累” ， 有人看到有志愿者染病 ， 慢慢退出了 。 她觉得对此应该理解 。 她自己就是武汉的几万个确诊病例之一 ， 甚至一家三口都感染了病毒 。
“我帮助了那么多人 ， 但救不了自己的家人”
车队组建几天后 ， 1月28日 ， 李小熊拿到了自己核酸检测为“阳性”的结果 。 当时她手机里仍像前几天一样接收大量需求和赠予信息 。 只是她感觉自己不同了 ， “右下肺异常密度 ， 考虑感染性病变”像是来自地狱的难懂语言 。
发病后 ， 她躺在床上 ， 全身酸痛 。 微信响了 ， 她没力气打字 ， 就侧头 ， 摁着屏幕发语音 ， “拇指肿成一个大红球 ， 跟动画片里的一样 。 ”
做志愿者时 ， 她把车反复消毒 ， 自称有洁癖 ， 口罩戴了两三层 ， “可能就是戴多了 ， 佩戴方式不对 ， 被感染了 。 ”
坏消息排着队 ， 2月1日 ， 她父亲开始发烧 ， 接着是母亲 。 自从做志愿者 ， 李小熊把自己关在房间 ， 几乎不与父母见面 ， 也正因此 ， 直到父亲住院、母亲隔离 ， 一家人散落在不同地方 ， 她才知道当初一墙之隔 ， 一家三口都在各自的床上搏命 。
父亲状态最不好 ， “像被发烧熬干了” ， 三五天内迅速严重 ， 在房间门外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 。 2月7日 ， 父亲突然昏迷 ， 母亲哭着给社区打了100多个求助电话 。 李小熊打市政热线 ， 填求助表格 ， 想尽办法拼得一张床 。
她用“万能”的朋友圈求助 ， 但一分钟后又删掉了 。 “我每天跟医护对接 ， 有医生跟我讲过床位紧张到什么程度 ， 有时死去的病人尸体还没拉走 ， 救护车已经把下一个病人搬来了 。 ”
她不想别人看到她的求助 ， 平添一份绝望 。 母女俩只能再打120 ， 得到答复前面还有400人 ， “我心里呐喊 ， 我家人下一秒就要死了” 。 最后因为没有医院的接收条 ， 急救车来了又开走了 。 她守在父亲身旁 ， 生怕下一秒人就不在了 ， “唯一的感觉是 ， 我帮助了那么多人 ， 但救不了自己的家人 。 ”
2月10日 ， 父亲等到了床位 。 李小熊后来才知道 ， 母亲当时情况也不好 ， 但她遮掩着肺部CT检测报告 ， 睡觉也戴口罩 ， 已经偷偷给120去过电话 ， 怕自己撑不住 。 隔壁房间里 ， 女儿的手机从早响到晚 ， 她知道女儿在做好事 ， 也不多打扰 。 少有打过去的时刻 ， 还被忙着“搬运”信息的女儿摁掉了 。 她有时担心 ， 自己会不会就这样听着女儿讲话的声音 ， 默默走掉 。
那条在朋友圈里只存在了一分钟的求助信息 ， 还是发挥了作用 。 “我每天眼睛一睁开 ， 手机上两三百个人给我发消息 ， 你今天好点没？你爸妈病好一点？你们家在哪里 ， 我过来给你们家送饭、送肉、送水果、送药！”
一个不熟悉的小伙子 ， 步行一个小时 ， 为她妈妈买了三盒盐酸阿比多尔 。 坐过志愿者车的医生远程看病 ， 让她把片子发过去 ， 护士送来消毒水 ， 面包店老板送去面包 。 她说自己想吃肉 ， 一群人送来自家做的腊肉 。 大部分人在家里躲避病毒 ， 但有人愿意顶风骑车为她一家做饭 。 “全世界的关心都笼罩着我 ， 我就得坚持下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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