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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止』明朝最野蛮的制度，为什么推行到灭亡才打止｜文史宴( 三 )


『打止』明朝最野蛮的制度，为什么推行到灭亡才打止｜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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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并不介意把满朝官员活活打死这里面的受害者只有一方，就是倒霉的明代官员。如果反对与内监、锦衣卫关系密切的首辅，也都免不了打烂屁股，比如嘉靖朝反严嵩的杨继盛，和万历初反对张居正“夺情”的赵用贤等五人。窃以为凡治明制度史者，绝不能忽略此点。经历了“胡元”以后，明代在以理学恢复“汉代衣冠典制”方面进行过极大努力，包括建立以理学观念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和思想文化整体建设，这是君权和文官政府的基本接合部。 文官政府既然失去了政治的主导权，那么就把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舆论监督权上。窃以为明代后期所以有《邸报》一类政治出版物的出现，和极其盛行《鸣凤记》、《梼杌闲评》及引出冤狱的《冯布政奔逃》一类时事政治性极强的戏剧小说，包括直指内廷隐私的“妖书”、“谤书”之类政治出版物，也和儒家努力扩大朝野呼应的舆论影响密切相关。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最可怕的。照说朱氏皇帝对明代士大夫够凶残刻薄的了，不说朱元璋如何对待刘伯温、宋濂、高启，也不说朱棣对建文诸臣的“剥疲揎草”、“株连九族”，更不说天顺如何杀害于谦，天启如何对待东林，即使认为是较为温和的成化、隆庆，驭下也无宽厚可言。但理学本是“名教之学”，是总结了五代如冯道等人毫无廉耻之心的士大夫政治以后，提炼出来的一套激励名节，鼓吹忠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论。钱锺书尝言：“盖‘正名’乃为政之常事。立法之先务，特可名非常名耳。名虽虚乎，却有实用而著实效，治国化俗，资以为利。……守‘名器’，争‘名义’，区‘名分’，设‘名位’，倡‘名节’，一以贯之，曰‘名教’而已矣。以名为教，犹夫神道设教，而神道设教，正亦以名为教。”正是道透了理学政治设计中的关键肯綮。明代官员屁股上挨的板子，也大多集中在与“名”有关的问题上，如阻谏正德以“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出巡的“名义”，如争议嘉靖继承大统究竟应该“考”谁的“名分”，如催促万历早立长子以立“国本”的“名器”，等等。看来这些是皇上的家务事儿，干卿底事？但既然“家天下”了，皇上的“家事儿”就是“天下事儿”，不争要这些科、道、御史官员干什么！明代廷杖受刑的头号原因就是谏言，受刑者十之七八也是言官或希望建言的中下级官员。万燝还是授权管理皇上的“家事儿”的活儿，所争者正是皇家的“名位”，不也是被屁股送了命吗？正因为明代政治体制中，始终贯穿着对文官政府的不信任，而历朝代皇帝又从不以“勤政”著称，所以君权往往掌握在中枢内监之手，历代大太监如王振、汪直、李广、刘瑾、冯保、张鲸、魏忠贤等个个权势熏灼，有的甚至有“立地皇帝”和“九千岁”之称，分明证实着君权的旁落。
『打止』明朝最野蛮的制度，为什么推行到灭亡才打止｜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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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保这样的大太监是张居正都要殷勤巴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监、卫擅权遂成为历朝正统科举出身的多数士大夫阶级前赴后继，口诛笔伐的主要目标。他们所以争先恐后，用屁股挑战板子者，应该是维护理学的政治理念，发扬“名教”的忠节理想。尽管以后人眼光看去，他们不免疏空、拘执、迂腐甚至“愚忠”，但他们确实表现出这样的信念：宁愿牺牲屁股甚至性命，绝不以“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作为悔罪免打的遁词。一则记载说，杨继盛被杖前，有人送来蚺蛇胆，服下可以抵御杖刑之酷，杨答道：“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乎！”（《史窃》）汪文言不过是个下级官吏，但要他板诬杨涟等人时，却受尽栲掠，宁死不承。御史林汝翥是天启原首辅叶向高的外甥，听说有诏受廷杖后，曾“踰墙而逃，偃卧邻屋一昼夜，潜出都门，投顺天巡抚邓汉处，自请系狱，恳其具奏。”总宪孙玮听说后，特地责备他说：“未为强项之童宣，先学逋逃之张俭，致玉阶无碎首之节，而西台有畏死之官。损国威而弃君命，非法也。”最后林还是受杖一百。名节砥砺，忠义相期，是明代士大夫的共识，甚至以宗教徒般的虔诚，去坦然迎受这残酷仪典的。妻儿也以之为荣，如隆庆年尚宝司丞郑履淳因建言用贤被杖一百，“血渍於裤，今其子孙尚置於笥中。”（《闾史掇遗》）以为传家之宝。赵用贤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挨廷杖，其妻将他掉下的肉腌起来保存。见《明史·赵用贤传》。明代廷杖冤狱确实摧折士气，也因此出过很多趋炎附势，卖友求荣的无耻之徒，但纵观历史，明士人崇尚名节，大胆建言，勇於干预时政的风尚，在振刷士夫颓风，抗御强权暴政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还应该注意到，官员抗议活动的背后，出现了市民的支持。 正德间对抗刘瑾的“御道匿名书”事件和阻谏南巡，大批官员罚跪廷杖，都引起京师罢市，百姓慰劳，更不必说晚明一再出现“苏州民变”，市民出面直接对抗镇守太监和缇骑的著名运动了。正是受到这样的支持和鼓舞，所以明代士风才会愈摧折愈旺盛。正因为有此，所以才会演出后来清兵入关后，很多地区在士大夫的率领下全民抗战的不屈篇章，其影响延续至近世抗日战争而不衰。其实“名节”之虚妄与不实惠，明人并非不明白。万燝死后，御史李应升曾上疏说：“夫士所以激昂奋发，不能自己者，独念祖宗养士二百余年，祸在萧墙，且在旦夕，故感恩图报耳。一言触忤，篪辱身死，岂所以作忠勤士哉？夫缄口待迁，厚利也；危吉招戮，实祸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虚名也。舍荣妻子、肥身家之计，而削影编户，取侮於乡里小儿，区区传此虚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焉用之？况伤残父母之遗体，备诸楚毒，以从龙（逄）、比（干）於九京也？人非奴隶，法非讯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明代《大明律》以峻刻著称，监狱之暗无天日，笔记有记述杨涟等受刑惨死的实录，小说有《三言》中的《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为政。而经过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的明正典刑中，也有刘瑾之凌迟处死，熊廷弼之“传首九边”的严厉。即便循法追究官员过失、责任和罪行，也没有让他们舒舒服服的活法。但我们注意到，李应升此疏中说的“人非奴隶，法非讯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分明道出了 廷杖的实质，不过是皇帝的私刑，而且是专门对付文官政府，尤其是抵制政治舆论监督的法外之刑。如果有一天出版《中国舆论监督史》，或《中国参政议政史》的话，一定不要遗漏“廷杖”这一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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