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学五大派的不同之处( 二 )


2.是在对吏书编纂思想上的影响 。
①史法、吏例上的影响:
朱熹不满意《资治通鉴》,认为司马光写史不以天理之正的思想编纂史书 , 因而引发出他对史法、史例等问题的议论 。他评《通鉴》,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反书“入寇” 。此类非一 , 殊不可晓 , 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 , 亦难寻检 。”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二,《帖黄》)在朱熹看来 , 《资治通鉴》有两大缺陷,一是不合于纲常、名分的史法,二是编排上眉目不清,难以检寻 。他认为离开“义理”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 是-种“邪说” 。《资冶通鉴纲目》是朱熹与其门人共同完成的 。他们从天理说立吏例,其中的主导思想是明正统、《语类》山有一段记载:“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 。”其动机是力图把理学渗透到史学中去 。
②史书体裁发生变化,同样可以看出理学对史学的影响:
宋代学术史著作得到较大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学家写学术史作品 。宋代重要史学家,几平每一个人都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朱熹,他想使史学成为理学的附庸 , 提出“先经后史,经细史粗”等观点 。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及《资治通鉴纲目》都是宣传天理之正,以适应道统建立的需要 。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他说:“盖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 , 使夫岁年之久行、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 。” (《资治通鉴纲目·宇例》)其特点是:
A.表岁以首年,意思是:在大事发生的年岁之行外书写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朱书以别之 。虽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 。
B.因年以著统 。意思是: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甲子下书年号),非正统者两行分注 。
C.大书以提要:即以醒目大字把这一年的史事以提要形式写出来 。
D.分注以备言 。简要地说,详注史事,辑录吏论、吏评 。这样的编纂方法意图是:“有追原其始者 , 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折衷之语 , 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
朱熹呕心沥血,吸收当世著述编纂的长处,会之于心,融合创作 。创造出纲目体裁、他的正统观转化为编纂思想,使史书更好地体现理学观点 。纲目体继记事本末体后,成为吏书又一种重要的编纂体裁,两宋以后,这种体裁的史书又为史籍中一大宗 。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看出朱熹的理学思想已深深渗透到史学当中去 。是以史臣论赞、史评、定论作品,大多数是执着天理标准评价历史事件,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兴衰?而这些都集中反映丁当时理学对史学的影响 。当然,史学家在用理学观点解释历史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总结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 。从而使文学既有理学化的一面 , 又有重考订、求致用的一面;以天理评论、解说、编排历史 , 又讲史学致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事实讲盛衰 。

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学五大派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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