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松石|二里头文化里的绿松石( 二 ) 作坊

这件绿松石“龙”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它“为华夏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还被日本学者推测为象征权威的“龙杖” ，是“毋庸置疑的顶级国宝”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在二里头文化的代表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工艺水平非常高的青铜器，如鼎、爵、盉、戈等，其中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可说是最精美的一件作品。
2、镶嵌有绿松石“丁”字的兽头鼎

【绿松石|二里头文化里的绿松石】因鼎通身镶嵌有绿松石文字共计81字，其中盖中镶嵌绿松石有一 “丁” 的字，又三只足都有兽头，故曰：镶嵌有绿松石“丁”字的兽头鼎。所有绿松石文字的组合片均不规则，每单一笔法中的绿松石组合片缝隙不规则、而且大小不一，文字由绿松石组合时也显得笨拙，而文字又如图画，缺少了文字的内涵，只具装饰之美。足头的兽头构图精良，线条流畅，青铜器图饰技术已达到成熟的时期，而镶嵌绿松石之技术是启蒙时期。
二里头遗址出土此类铜牌饰共3件，形制大同而略有小异。所嵌绿松石磨成种种形状，互相结合，非常工巧。如此精美的杰作，表明夏代绿松石镶嵌技法已相当成熟，同时也开启了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先河。
镶嵌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青铜器，以镶嵌绿松石为最大特征，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镶嵌铜牌饰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夏代遗宝。

图：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这件牌饰的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已知最早的一例。此后的商周两代，饕餮纹日益丰富起来，类型很多，或像龙像虎、或像鸟像凤。西周晚期之后，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但饕餮纹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图：绿松石小型管饰品

在古代，绿松石制品并非一般普通人所享有。从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制品就可窥见一斑，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制品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小型管、珠类饰品，如耳饰、项饰等，其二是用于玉器、漆木器和铜器上的镶嵌。镶嵌绿松石使得这些贵族奢侈品作为礼器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即使是装饰用的绿松石制品，在二里头文化中也仅见于贵族墓，而与殷墟时期普通人即可随意佩戴绿松石饰品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见在二里头时代，无论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各类镶嵌绿松石制品，还是工艺相对简单的装饰品，绿松石制品的使用范围只限于贵族阶层。

同时，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处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绿松石料坑，显示在二里头宫殿区以南的官营作坊区内有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经钻探得知，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1000平方米范围内集中见有绿松石料。由此推测，这里应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从现有出土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值得注意的是，这处绿松石器作坊紧邻宫殿区，在其南的铸铜作坊一带以及宫城内的某些区域也发现有小件绿松石成品、半成品、石料和废料等，有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绿松石作坊。这些情况，无疑表明绿松石器的生产可能是在王室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作为社会上层身份地位标志的特殊绿松石镶嵌制品，在龙山时代还见于城址或大型聚落，但到了二里头时代，却只见于二里头都邑。其他同时期遗址，即便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聚落和城址，都仅有少量制作简单的小型绿松石饰品。象征社会等级的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集中于二里头遗址，反映了二里头都邑核心化程度急剧增。绿松石一般以蓝绿两色为基调，有蜡状光泽。因色彩艳丽，古今中外都被用作装饰品。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