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孟晚舟案的合规专家、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杰律师就案件新进展接受观察者网采访 。
杨杰认为 ， 虽然加拿大法院法官没有同意引入从汇丰银行获取的新证据 ， 但从汇丰与华为达成和解并同意提交对华为有利的证据这一点看 ，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
今年2月12日和2月25日 ， 华为先后在英国伦敦高等法院和中国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 ， 要求汇丰银行公开与孟晚舟引渡案相关的内部材料 。
英国高等法院拒绝了这一申请 ， 但4月12日 ， 汇丰、华为及孟晚舟提前在香港法院庭外达成协议 ， 法官颁令 ， 孟晚舟一方可向汇丰索阅有关文件 ， 相关文件将用于在加拿大处理美国提出的引渡聆讯申请 。
有人可能有疑问 ， 孟晚舟被捕已经两年多 ， 华为为什么才“想起”在伦敦和香港起诉 ， 要求公开相关证据呢？
杨杰认为 ， 这很可能与香港司法环境的变化有关 。 在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后 ， 香港的司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 ， 如果华为在香港提出诉讼 ， 要求公开相关证据的话 ， 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与在伦敦相同 ， 遭到驳回 ， 因此 ， 孟晚舟一方不太可能去做这样的“无用功” 。 但是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后 ， 事情显然发生了变化 ， 汇丰银行身在其中 ， 应该对此深有体会 。
两年后 ， 不但香港国安法能成为对华为诉求的上位法支撑 ， 而且中国的“阻断法”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 《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断法》三部法律形成了栗战书所说的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 。 这三部法律的功能和定位各不相同 ， 《反外国制裁法》主要是反制；《阻断法》主要是切断美国长臂管辖在中国境内的适用；《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主要是针对外国实体如果被认为“不可靠” ， 就会被列入清单上 。
由此 ， 华为一方能够引用的法律依据更多 ， 而对汇丰银行这样的跨国企业来说 ， 中美两大经济体进行地缘政治博弈 ， 美国有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 ， 中国有针锋相对的《阻断法》和《反外国制裁法》 ， 在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的情况下 ， 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自身立场如何调整 。
如果比照2012年 ， 汇丰银行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期起诉协议时的情况 ， 今天的中西方力量对比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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