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危机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可以看作是“斗争方式”的一个很普遍的特征。身份危机的焦虑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动态文化的最佳体会。认同与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同是指在意识到意象与事实、自我与被摹仿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条件下的思想活力，而身份则是指本能存在的一种不把意象与事实加以区别的现象。幻想本质上是退行性的，它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对记忆的幻觉式的复活，是一种用过去来取代现在的自我认同。幻想的世界乃是一个不透明的盾牌，自我凭借这一盾牌来保护自己和避开现实，与此同时又透过它来观察现实。父亲的缺失既是众多人物身份焦虑之根，又是幻想这一盾牌之源。这些人物既是命运的囚徒，也是作品情节的囚徒，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台词，他们又是言辞的他者，是沉默的信徒，是两个时代夹缝中的失踪者。
九
《金枝》分为上下两部，全书以周语同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为转折点。就叙事视角而言，上下有一个对称性的变化。上部以第一人称作为支撑，个别章节有摆脱第一人称叙事之嫌，比如第二章；下部则以第三人称为主，其中又有第十一章和第十六章分别以第一人称叙事。如此看来，重心转移和视角轮替构筑了全书的结构模块。我们不是结构主义者，但结构又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个时期，不少长篇创作均引入了人称视角的转换机制，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其中的成败得失，需另外撰文研究才行，这里暂时搁置。
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在视角上呈现出重大转折时，其有意的或无奈的情势必然作为逻辑支柱而嵌入其中。随着代际推移，两个家庭的子女增加，上半部那种因“父亲缺失”所造成的家庭对峙，也会随着“人去楼空”而得以减缓。司汤达曾认为，他之所以用第一人称的方法，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因为第一人称是快速叙事的最好方式。我过去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现在对比上下两部分的节奏，还觉得真有道理。《金枝》的下半部按序将两个家庭的八个子女平行铺陈，一一道来，犹如“散点透视”般地回拢到周语同残存的执念中。“我”的成长史变成了对子女们的教育史，“我活成了过去的父亲，而林树苗活成了我。也许，人生就是如此的轮回吧！”“对周家后代的提携，是周语同站稳脚跟后心中最大的执念，她恨不得把所有周家的后代都收拢到自己手下。没有来由的，她觉得应该对自己的祖辈有一个交代。”
而子女们各有自己的天地和“出息”观：无论是周河开的独立和孤独，林树苗的叛逆和傲娇，还是给周语同带来失望的周雁来和“心死”的周小语；无论是中看不中用的周天牧还是具有超强适应能力的周鹏程等，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幸和幸福，运用各自不同的评估体系在互联网时代进行着无差别交流。岁月冲淡了两个家庭间的怨恨，血缘亲情展示了无法阻挡的亲和力，也模糊了周语同心底的分界线。除了感叹世事轮回、冥冥之中的认同外，还有什么设计和自尊能抵御子女们的前程和自主呢？
还有周鹏程的老婆，那个粗枝大叶的胡楠也充满好奇心跻身于周姓家族的微信群里。当胡楠和写小说的林树苗探讨真相时，一种借机的元叙事便诞生了。胡楠问道：“我看你写的小说里，有这个家族的影子。你是想全方位地探索这个家庭吗？”“全方位？我的天！”林树苗说，“这个家庭的复杂程度，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全方位地描述。但是，我怀念我的姥爷，我真是想多写写他。其实讲真的，把他写出来了，也就基本上说清楚了这个家族。他留给这个家族的是一个背影，在每个家族成员眼里都是不同的人设。我妈妈、鹏程的妈妈、包括我的舅舅们，甚至周家的这些亲戚们，他们每个人叙述的我姥爷都不一样。我想了解姥爷的过去和现在，然后将这些故事写出来，我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姥爷的怀念。”胡楠说：“这个家族确实值得一写，它的所有故事都是基于婚姻展开的。好和坏，都是基于婚姻。那么你仔细想想看，我们追逐婚姻，依赖婚姻，到最后却因为婚姻恨了一辈子。这样的人生，有着怎样的复杂和怨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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