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版的《辉县发掘报告》发表了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墓地出土的一件大型分段连缀式玉璜（编号M1:360），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玉璜由七块白玉及两个鎏金铜兽头组成，整器呈弧形。中央一玉呈长方形微曲若扇面，表面浮雕龙首纹，其上镂雕一兽，作回首垂尾蜷伏状；其下为一鼻钮，可供穿系。两侧的两块玉略长，扇形，表面浮雕龙首纹。再外两玉皆为龙首形，昂首高视，口吻微张，吐舌露齿。此五块玉中心均空，有铜片贯穿，联成一体。铜片在两端透出处，各饰一鎏金铜兽头。两兽头各衔一椭圆形透雕玉佩，玉佩表面装饰“S”形纹，以双钩阴刻技法琢成。综观此器，形构奇巧，纹饰繁缛，雕琢精美，堪称佳制。弧外距长20.2、弧内距长14.4、宽1.8—4.1厘米。这件玉璜出自一座祭祀坑内，同出者还有玉简50、玉石圭56、玉璜3、玉环43、玉龙佩1、玉瑬1、玉环43、琉璃珠56件。从发表的平面图和登记表来看，该祭祀坑与另外一座祭祀坑皆打破固围村M1墓室上口的东南隅，按照报告撰写者综合各种现象所做的分析，此二祭祀坑当为固围村M1的祭祀遗存，固围村1号墓的年代属战国晚期，祭祀坑的年代当略微晚之。通常情况下，出土文物的时代当与墓葬、遗址同期，但这件大型分段连缀式玉璜的造型、纹饰及雕工非常复杂，集各种时代风格于一身，显示出极大的不一致性，这表明其年代相当复杂。下面试做些分析：
玉璜中间的三件扇形玉，表面均装饰有浮雕龙首纹。构成龙首纹的各种纹样零件形态扁平，浮凸不甚。纹样零件的轮廓以深刻阴线勾勒，其边缘亦被打磨的圆润光滑，从而使纹样形成了一种凸起的感觉，但零件间的空白处并未完全减地去料，部分空白处填有集束阴线纹，纹饰整体布局繁缛缜密。这种不完全减地浮雕龙首纹为春秋晚期所流行，主要见于辉县琉璃阁甲墓，淅川下寺M1、M2、M3，桐柏月河M1，郧县肖家河XM，宝鸡益门M2，苏州真山D9M1等墓葬。故玉璜中间三块装饰有不完全减地浮雕龙纹的玉件当为春秋晚期遗存，镂雕有卧兽的扇形玉的功用尚不清楚，但其两旁的扇形玉，根据遗留的形态判断，当是春秋晚期玉璜的某部位无疑。
玉璜中两块龙首形的玉雕：眼部梢长如眉，眼窝轮廓被斜削，以凸出眼球。龙的上吻臃肿外翻，下吻窄细内卷，与上颚尖牙相接，形成一个月牙形的口部，长舌吐出口外，颇状胡须。上述特征均为战国晚期的双龙首玉璜上所常见。如年代属战国晚期的长丰杨公M2出土的玉璜便完全具备这些特征，与这件分段连缀式玉璜出自同一祭祀坑内的两件双龙首玉璜亦与这两件龙首形玉雕形态接近。而春秋至战国中期双龙首玉璜的口部皆以一圆孔表示，目部通常被省略，远不及战国晚期者具象、精细。因此，此二件玉雕当为完整双龙首玉璜两端的龙首部分，制作年代当为战国晚期。
玉璜左右两端由鎏金铜兽头所衔的两件玉佩，为椭圆环形扁平体，与太原金胜村M251、淮阳平粮台M16出土的一些功用明确的玉环首形制接近。与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环首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别，仅为大都会玉环首镂雕的尖钩形装饰较小而已。故推知这两件镂雕椭圆形玉器可能为削刀柄部的装饰——玉环首。至于其年代，考虑到环首内外边缘歧出的尖钩状装饰，以及器表阴刻双钩“S”形纹等作风，均见于年代属战国晚期的平粮台M16出土的玉环首，而鲜见于其他时期，可大致将这两件椭圆形镂雕玉佩的年代定为战国晚期。
此外，各分体单元的宽度厚度不是非常统一，以致两相接触的部位大多没有完全契合，如在扇形玉与龙首连接的位置，各自边棱就没有对合，衔接生硬。这也可作为它们并非同一时代制作的佐证。
综上所述，这件固围村M1祭祀坑出土的大型分段连缀式玉璜，由一件春秋晚期镂雕有卧兽的玉雕，两件春秋晚期的玉璜部分，两件战国晚期双龙首玉璜的龙首，两件战国晚期的玉环首，经修整加工后，以铜片贯联而成。推测除玉环首、镂雕卧兽玉雕外，其余均系从原本残损的玉器上裁截下来的部分。年代较早的玉器在后代墓葬、遗址中出土的实例不胜枚举，其中亦不乏将旧玉改制者。但是像固围村M1祭祀坑所出玉璜上，这种以铜片将七件本属不同时期、不同功用的分体单元贯穿联为一整体的现象，在考古发现中极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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