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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的发生让当时的陕西省委上升到了“敌我矛盾”的关系，也就有了后来杜衡事件。也让上海临时中央对陕北红军存在严重的偏见，因此特派朱理治、聂洪钧等人来西北，对陕北红军进行思想改造。受“左”倾思想影响，朱理治到陕北后，对陕北领导人不信任，没有深入了解当地实情，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些方案遭到了二十六军将领们的反对和抵制，这更加深了他们对刘志丹等人的成见。因此，更加让他们认为刘志丹等人有问题。但是即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这些“肃反”人员要抓刘志丹，也不敢轻易下手。要是动了刘志丹，那些指战员不得跟你拼命啊。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写信给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指挥员，要红二十五军的人帮忙去抓刘志丹，而当时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前线并肩作战，其实红二十五军的指挥员拿到这封信的话，估计也不会执行这样的命令，如果是二十五军的政工人员拿到这封信，情况也许有所不同，因为二十六里也存浓重的肃反情节。可偏不巧，这封信直接送到了刘志丹手里。因为这个送信的通信员不知道信的内容，只知道是送给军首长的，所以一见到刘志丹就把信交了出来。刘志丹打开一看，要要未是抓自己的，这时候，刘志丹以大局为重的品格就体现出来了。自己直接到了“肃反”办公室出示了这封信，主动让相关人员把自己抓起来。刘志丹被抓起来以后，陕北根据地的很多相关领导人都被抓了起来，这里面或许就是有《白鹿原》里的廖军长和白灵。刘志丹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搞清自己的问题的，但忽略了当时“肃反”的残酷性，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把他们解救了出来，后来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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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被解救出来以后见到了毛泽东，第一眼看到毛泽东的鞋都是破的，让他觉得很感慨，于是回来后让自己的妻子同桂荣马上给毛泽东做了一双鞋。同桂荣花两天时间做好了鞋送过去，毛泽东穿上以后感觉非常好，专门夸赞了同桂荣的手艺。把这些陕北的红军领导人解救出来，应该说是中央红军当时非常英明的决定。当时红一方面军经过草地到达陕北的时候，部队已经不到一万人，而且给养物资严重不足。而且解救刘志丹等领导人之后，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也因此全力支持了中央红军，拿了最大的力量来迎接中央红军，使红军顺利在陕北站住了脚。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复杂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国、共、日几方相互渗透，各方对渗透进来的人员都是深恶痛绝。只是觉得很奇怪的是红军领导人也能被抓，这就叫人无法想明白了。这里就涉及一到两个名词：“右倾”“左倾”。在《白鹿原》搞肃反的是毕政委，在面对廖军长对抓白灵提出质疑的时候，毫不退让：“之所以拘押部分干部，是为了禁绝右倾思潮的蔓延，与潜伏特务有区别。不拘他们就会影响肃反进一步深入工作。”当时的肃反小组被赋予绝对权力，可以审查一切人包括红军领导人，所以《白鹿原》里的廖军长实际只剩下对敌作战这一项军事指挥权。而且毕政委说：“你也防止右倾思潮冒头。”这里提到有“左”倾是带了引号的。原来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这种“左”倾思想则是一种盲动和冒险的倾向。表现为冒进求成，主观上夸大自身的力量，忽视敌人力量的强大和客观存在的困难，对外采取盲目革命行动；在革命组织内部采取无情打击的政策，可以说“左”倾思想对革命队伍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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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中央临时政府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上海中央局成立以后，曾遭受过敌人三次较大的破坏。三次破坏都与革命队伍中的变节分子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上海中央临时政府就陷入了“左”倾主义。照理说肃清革命队伍中的可疑分子，也没什么大的错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力查清楚每一个真实阅历。因此很多时候就把行为进行了扩大化，很多情况下还加入肃反人员的个人感情因素。因此就产生了很多冤案和错案，在《白鹿原》里毕政委，最后虽然向周恩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但是给革命队伍造成的损害却已经无法挽回了。因此，改换了姓名，已无从查找……。因此，《白鹿原》书中白灵的结局，也反映了当时陕北红军内部肃反的历史。无论如何，陕北红军队伍中许多同志都能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相信党，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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