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贝多芬诞辰250年丨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义者( 二 )


 直面|贝多芬诞辰250年丨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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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面|贝多芬诞辰250年丨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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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I. 贝多芬《c小调“悲怆”钢琴奏鸣曲》(Op.13)第二乐章贝多芬当真就此“战胜”了这场灾难吗?让我们回到他曾在信中写下的那句问话:“我正想方设法克服这一切,但是究竟如何做呢?”事实上,贝多芬在音乐上充分展现其抗争心态的同时,在内心深处却接受了另一种指导——忍耐。贝多芬在1801年6月寄给魏格勒的信件中首次提到了顺从。“我经常诅咒我的造物主和我的存在。普鲁塔克(Plutarch)为我指出了顺从之路。如果可能,我将蔑视这命运,虽然我感到只要自己活着,我就是上帝最悲惨的造物……顺从!多么可怜的手段,然而这却是留给我的一切。” 而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贝多芬写道:“忍耐!有人这样说。现在我必须把忍耐作为我生活的座右铭。我已做到这一点。但愿我的决心能坚持到底,直到无情的命运之神将生命之线割断。这样做也许会好些,也许并不见得,我已对此处之泰然。才活到二十八岁,我就被迫去做一个哲学家了,这是多么不容易呵!做到这点,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比任何人都困难。”站在耳聋引发的人生拐点,贝多芬极不情愿地意识到,唯有忍耐和顺从才能助他生存下去。他所提到的“哲学家”乃是一种对自我反思的比喻,也是其人格精神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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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胜利与心灵的帝国贝多芬作为拥有公众影响力的作曲家,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早在初到维也纳的岁月里,贝多芬就积极同贵族和社会名流交往,并且在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方面精心设计、追逐时尚。与此同时,他又怀有着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少有的自尊与孤傲,对于贵族阶层和传统门第持有一贯的轻蔑态度。贝多芬对于损害个人艺术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相当敏感。1806年夏天,当卡尔·李希诺夫斯基亲王邀请贝多芬在自己的夏宫为到访的一众法国军官演奏时,他表示拒绝。李希诺夫斯基遂以调侃式的命令口吻要求他,结果导致贝多芬愤怒对抗。他在临行前留给亲王的便条上写道,“您之所以成为亲王是因为事出偶然。这天底下过去、现在和将来,会有无数个亲王。而我贝多芬的身份则是凭借努力争得的,只有一个。”贝多芬的愤怒同他一贯蔑视权威的精神状态相联系,这或许源于早年对父亲的反抗,以及个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MP3II. 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Op.73)第二乐章(Adagio Un Poco Mosso)另一个冲突事件则发生在音乐创作上。1803年中期,当贝多芬正在创作《降E大调交响曲》时,他希望将此曲献给这位法国第一执政官。一方面,他对拿破仑的崇拜源于彼此相似的平民出身和通过不懈奋斗取得的事业成功,另一方面,贝多芬似乎希望凭此引起拿破仑的注意,以便在法国获得发展机会。为此,作曲家专门在递交给出版商的乐谱抄本扉页上写上“献给波拿巴”的字样,并将自己的想法广而告知。然而,1804年11月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却引起贝多芬的愤怒,将扉页上的献词一笔勾销。他将拿破仑的行径视为背叛,并将他蔑称为新的暴君。从这个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贝多芬的强烈个性,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关心。1806年,他为即将付梓的交响曲添加了“英雄的交响曲……为隆重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说明。《“英雄”交响曲》的标题正源于此。MP3III.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Op.55) 第一乐章《英雄交响曲》是首部以抽象人物和精神为题材的交响乐作品,也是贝多芬步入创作鼎盛阶段,确立独立艺术风格的重要标志。他的标题设计使此曲从现实政治中超脱出来,拥有了更加普遍的歌颂意义和永恒性。这不仅符合了古典主义追求抽象性的艺术传统,也迎合了后世知识分子不与时代为谋的群体心态。然而,贝多芬的另一个创作事件,却让人们看到作曲家积极入世的愿望是多么强烈。1813年6月,贝多芬在获悉英国惠灵顿将军于西班牙维多利亚首次击溃法国军队取得胜利的消息后,在发明家约翰·尼珀姆克·马采尔的建议下,为他发明的“百音琴”创作了包括“战斗”和“胜利”两个乐章的《惠灵顿的胜利》。这首作品很快又被作曲家改编成真正的管弦乐队版本。其中引用的《统治吧,不列颠》《马尔博罗上战场》等群众歌曲,明显带有迎合大众的企图。尽管身为节拍器发明人的马采尔强调此曲的基本构思都出自他的建议,而贝多芬的投机企图依旧显而易见。1814年8月,由帝国政府主持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成为欧洲列强在拿破仑战争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博弈场。各国元首和贵胄云集维也纳,贝多芬的音乐也成为彰显帝国文化实力的工具。他的《惠灵顿的胜利》和专门应景创作的康塔塔《光荣的时刻》被捧上了天,而作曲家本人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利益与荣耀,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音乐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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