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宋的兴起 ， 有自己的独到分析 。
赵匡胤本是五代后周（郭威创立）的殿前都点检（禁军总指挥） ， 当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 ， 他的儿子仅有七岁 ， 就匆忙即位 ， 人心不稳 。赵匡胤在此背景下 ， 以陈桥兵变的形式使皇袍加身 ， 取代了后周的小皇帝 ， 建立了大宋王朝 。
陈桥兵变时 ， 一些人用天命说来造舆论 ， 因此王夫之开篇就论述统一天下与天命的关系 ， 认为统一天下不是靠天命 。
赵匡胤称帝后 ， 为后世继位者立下三条诫令：
保全后周的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
王夫之认为作为帝王 ， 这三条诫令表明赵匡胤具有值得称赞的“盛德” ， 赵匡胤又对降伏之主采取优遇政策 ， 王夫之称之为“忠厚” 。
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 ， 王夫之针对五代以来士风败坏的情况 ， 强调士人自身应该自贵自重（士人无耻自贱 ， 自唐末开始 ， 参见《唐鉴》） ， 使太祖不能轻贱他们 ， 而有护惜之情 。而君主则要重士、得士 ， 其大臣、师儒、长吏也要重士 ， 为君主选用士人 ， 这都关系到王朝政治的稳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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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
太祖初期喜欢微服出行 ， 王夫之认为：历史上君主的微服出行有三种情况：
一是察群情以思预制 ， 一是利用微行而狂荡嬉游 ， 一是为了苛察而微行 。但帝王的微服出行 ， 只是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与天下斗捷 ， 不能视为治理天下的正道 。
太祖面对赵普的善于言辩 ， 虽然有时无言以对 ， 但非常清楚天下事不能尽靠书生 ， 所以他要利用赵普与武将相互制约 。
但太祖的猜疑心太重 ， 后来的宋朝君主对大臣（尤其是武将）都有猜疑之心 ， 这起源于太祖 ， 并成为整个宋朝的一大弊端 。
关于礼法的改变 ， 王夫之认为变与不变 ， 都要根据时势的不同及情理的可否来加以考虑 ， 并非凡是变革都是好事 。
对于吏治 ， 王夫之提出省官可清吏治 ， 增俸可责官廉 ， 吏之扰民在于赋税、狱讼、工役三者 ， 帝王对于官吏应任之以道 ， 兴之以贤 ， 驭之以礼 ， 防止官吏借赋税等事扰民 。
又认为国家的各项事务 ， 都要事先有充分的储备 ， 要储其盈以待事 ， 但不能过度储积而加重民众的负担 。
王夫之认为太祖开创的宋朝政治 ， 超过了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 ， 因为文景与贞观之治最多维持两代 ， 而太祖开创的宋代制度 ， 从太祖到熙宁 ， 都可称为治世 ， 时间长于文景与贞观之治 。
究其原因 ， 一是子孙能继承其事业 ， 二是有多士赞襄 ， 三是有家法为之檠括 ， 四是有政教加以薰陶 ， 所以自汉光武帝以后的有令德之君主 ， 宋太祖可称“迥出”于他们之上 。
这是王夫之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基本评价 。
他对宋代兴起中的天人关系 ， 做过如下的分析 。
宋朝兴起 ， 统一了天下 ， 民众得以安宁 ， 国政得以治理 ， 文化礼教得以兴盛 ， 由此可知天命是什么 。
天的事 ， 很难说清楚 ， 人对于天 ， 不能想像成一个简单的事情 ， 因为天没有常态 ， 所以难以把捉 。
天和命合在一起说 ， 对于人 ， 都是不能改变的 。天的变化推移 ， 是根据万物的具体情况和变化 ， 由人加以斟酌 ， 逐渐可以看出天命或天运是怎样的 。
人再基于此 ， 而决定怎样处理各种事务 。人要尽人事 ， 代替不了天 ， 但人做事做得好 ， 天也会对人起到护佑和帮助的作用 。
这实际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 ， 是得到天的护佑与帮助的 。因此 ， 赵匡胤建立宋朝 ，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其功绩一是彻底扭转了自唐末到五代时期的天下混乱局面 ， 把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高手段的暴力政治 ， 改变为依靠文化进行治国理政的态势 ， 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一段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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