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无赖
江南是两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虽然农业重心转移至两湖地区，但凭借发达的工商业、便利的交通以及繁荣的文化产业，江南的经济中心地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得到了强化，并成长出大量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市镇，围绕在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周围，亦聚集了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群。
江南的城镇人口，除当地自然增长的外，外地流入的人口数量颇多，包括江南各地乡村迁入的流动人口，江西、安徽、福建、湖广等周边省份迁来的雇佣工人和流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大小商人及其家族。这些流动人口大部分没有编入所在城市的户籍，因而鲜有足够的史料论证其具体数额。如此众多的人口，或读书业举、或经商求富、或佣工作匠，没有固定职业的也大有人在，如牙人、讼师、脚夫、乞丐以及无赖，有些虽看似有服务性质的工作，却也流移不定，容易“失足”进入黑社会，成为不法分子。故以无赖为代表的无稳定职业者一向为有识之士忧心，被认为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在城市社会中，绅士扮演着与乡村类似的角色，商人的社会地位虽不及绅士，然其热衷公益，乐善好施，有“绅商”“儒商”之称。在光鲜亮丽的绅士、商人的背后，无赖同样扮演着重要的社会经济角色。他们生活在社会背面，支配着“低下社会”（黑社会），解决绅士和商人不好明面出手的问题。打行是城市中依靠武力结盟的黑社会组织，打行里的无赖则是聚集城市无业人员的典型，他们的活动范围极广，为绅士、势豪之家充当爪牙，干预诉讼，勾结蠹吏，凡是有利可图之处便有他们的身影。歇家，是诸如牙人、白拉、讼师、窝访、帮闲等从事经济、法律事务的中间人统称，这些人倒卖信息、为虎作伥、欺善怕恶，虽然为解决贸易困难、日常纠纷提供了些许帮助，但需索无度，“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俨然是城市秩序扰乱者和社会矛盾的制造者。脚夫和乞丐，原本多是破产或走投无路的农民，在城里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受出身无赖的脚头、丐头威逼利诱，要么与打行联合，要么投靠势豪之家，才能获得一点艰难的生存空间。清代中叶，官府对城市加强了管理，无业游民的活动范围缩小，无赖中的一些人或改做工匠，或投身行伍，或没入官府；歇家中，有的化身为胥吏，有的捐纳得官衔，有的进学校成学霸。然而，不论他们进入哪个行业，无不是伺机滋扰生事以求渔利，渐渐地腐蚀着帝国的各行各业，是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逆功能”。
明面上，不务正业的无赖和不怀好意的歇家，是绅士们伸张正义、维护公议的对象，处于“人人喊打”的状态；实际上，绅士实是这些无赖、歇家的倚赖，因为无赖、歇家也明白，没有绅士作为后盾，他们的勾当万万得不到保障，只有与绅士分利，才有机会避开官府的弹压。不止如此，无赖时常与官府也有一定的往来，确切地说，是与胥吏串通，恶意勒索良善无势之民。更荒诞的是，在万历年间，当绅士与皇帝不合作时，明神宗竟派遣宦官担任矿税使，雇佣京城及矿脉所在之处的无赖，为了增加皇帝可用之材而大肆勒索、掠夺，引起包括绅士在内的全民反抗，难怪传统史家会认为明亡始于万历。
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中，吴教授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四民社会，因为官员与士人同属绅士，乃社会的支配阶层，处于社会的顶端；乡村中小农和城里的市民（工商业从业者）则处于中间，与绅士对应的另一端则是无赖阶层，包括各色的无业游民和滋事渔利的歇家。在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明清帝国中，有许多国家权力难以到达的空白之地，绅士便是国家权力委以支配这些地区的社会阶层。但是，绅士的支配只在白天或者明面上行得通，而在夜间或暗地里则由无赖支配。实际上，自私的绅士与无耻的无赖又相互利用，勾结一体。如果说，未入仕的学位持有者与有过官职者具有共同的儒家理念，让他们具有了一套共享的“同类意识”，那么，目不识丁的打行、脚夫、乞丐等群体与舞文弄墨的讼师、牙行、窝访、胥吏等群体之间也存在的“同类意识”，它只有可能是共同的社会境遇和经济利益，即以不甚合法的手段获取生存资源，且这些手段不仅是国家权力试图管束的对象，也是绅士们乃至普通老百姓蔑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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