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年轻时候受了穷 ， 董其昌显得十分贪婪 ， 因为自己的字影响颇大 ， 求者不绝 ， 就专门养了一批代笔者搞创收 。当时朝廷党争激烈 ， 董大师与各派人物都有往来 ， 八面玲珑 ， 人称“巧宦” 。他一面以此避祸 ， 一面又不甘心退出官场(这意味着失去部分特权) ， 于是做一阵官便告隐退 ， 退隐一阵又出来为官 。熟练、圆滑的处世技巧使董其昌大获其利 ， 由中下之家一跃而富甲一方 ， 妻妾成群 ， 奴仆列阵 。而毫无疑问 ， 这个为富不仁的董宦 ， 他的发家史也一定是相当罪恶的 ， 所以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公愤 。所以百姓要声讨董其昌 ， 他们也是提出了争取活命以及平等的诉求 。这从他们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 ， 先杀董其昌”的民谣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而从这一次的小打小闹 ， 到“吃他娘、穿他娘 ， 开了大门迎闯王 ， 闯王来了不纳粮”时的大规模造反 ， 这中间也只二十年的时间而已 。而那个时候 ， 活了八十二岁的董其昌大师还并没有寿终正寝呢 。
虚名赫奕 德不胜妖
其实 ， 明朝的百姓还不像其他朝代 ， 动辄啸聚山林造反 。不过待到民抄董宦发生的明朝末期 ， 由于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 百姓已经累积了相当的不满和怨恨情绪 。而且当时风气 ， 不但地方官府私派横征 ， 搞得民不堪命 ， 就是退休在家的董大师们也多依仗权势 ， “视细民为弱肉” ， 并且上下相护 ， 百姓根本就投诉无门 。投诉无门 ， 不满和怨恨迟早都会宣泄出来 。《民抄董宦事实》里曾一再提到 ， 就在这事发生前不久 ， 华亭县的近邻昆山县有一位乡宦周玄晖 ， 他的家也刚刚被百姓打、砸了一通 。事实上 ， 当时在长江流域一带 ， 更准确地说就在全国经济中心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江南四郡 ， 先后几十年发生多起类似的群体性事件 ， 或者按史书上的说法就是：“民变” 。不过与造反比较起来 ， 这类民变要相对安全一些 。因为百姓不是直接跟朝廷作对 ， 算不上造反的罪名 ， 而且法不责众嘛 ， 也不致遭到如灭族之类极其严厉的报复 。可以说 ， 董大师的胡作非为恰巧为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宣泄口 。
在一般人的心中 ， 大师们既卓越不凡 ， 为人类世界做过巨大贡献 ， 正所谓道高品自高 ， 私下里他们个个也肯定是谦谦君子 ， 形象无不光鲜亮丽 ， 而其实不然 。大师们的另一面有时也很丑陋 ， 甚至比一般人还不如 。前些年国外有的学者曾对此做过研究 ， 在中国古代 ， 也早已有人观察到这个现象 ， 古人将之称为“文妖” 。对于董其昌 ， 《明史》评价他“性和易 ， 通禅理” ， “终日无俗语” ， 俨然一个道貌岸然、与世无争之人 ， 但从他在抄家运动前后的一系列表演看 ， 却正是德不胜妖的典型 。《民抄董宦事实》就说过 ， “吾松豪宦董其昌”其实是个一心交结太监佞臣、到处收受贿赂的势利小人、无耻之徒——对于董大师的为人 ， 还是要数家乡之人看得更清楚、最直接 。事实上 ， 董大师的这次辞官归家 ， 就多少和索贿不成反遭辱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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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 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 。提学的职责是监督、检查一个地区的学校和教育事务 ， 一般都是由清议、责任心强的持重之人担当 。但董提学多少带有艺术家常见的那种轻狂 ， 到任后似乎有点不负责任 ， 又是在监考期间游山玩水 ， 又是时不时捉弄读书人 。轻狂些也就罢了 ， 偏偏他还得罪了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 ， 惹得他们挑动好几百读书人鼓噪 ， 并毁了他的办公楼 。这简直就是四十四年那次民抄事件的预演！董其昌为何得罪了这些人呢？《明史》上说是“不徇请托 ， 为势家所怨” ， 责任似乎不在大师这边 ， 不过细细一想 ， 这个说法很含糊 ， 有点为贤者讳的意味 。难道这些势家 ， 仅仅就会因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官员不识抬举 ， 不理睬他们托关系走后门的那一套 ， 就敢鼓动知识分子冲击政府机关办公区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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