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画|华夏民族文化人物-董其昌: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 二 )


书法字画|华夏民族文化人物-董其昌: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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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 , 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 , 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 , 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 。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 。在康熙、雍正之际 , 他的书法影响之深 , 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的书法 , 历来评说褒贬不一 。褒者倾其溢美之词 ,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 。谢肇称其“合作之笔 , 往往前无古人” 。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 , 靡所不精 , 出乎苏 , 入乎米 , 而丰采姿神 , 飘飘欲仙” 。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 , 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 。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 , 然如休粮道士 , 神气寒俭 。若遇大将整军厉武 , 壁垒摩天 , 旌旗变色者 , 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 , 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 , 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 , 唐人书取法 , 宋人书取意 。”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 。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 , 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 。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 , 又享高寿 , 所以传世作品很多 , 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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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宗说”与董其昌的思想
中国山水画艺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流派纷呈 , 但由于习惯于一种“述而不作”的思维模式 , 对山水画的研究缺少一种系统的论述及流派的归纳 , 而“南北宗说”却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 标志着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画派论的发轫 。尽管“南北宗说”在理论上还不精确、在逻辑上还不严密 , 但作为一种新的理伦 , 它带有思想方法上的拓展与美学观念上的更新 。因此 , 此说一出 , 在当时的文人画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随着历史的演变 , 董其昌此说开始“背运”了 , 特别是近代研究者大多加以否定或贬低 。如俞剑华先生在《中国山水画南北宗论》中认为是出于伪造 。伍蠡甫先生在《中国画论研究·董其昌论》中认为“只是造成种种矛盾 , 难以言之成理的”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认为:“南北宗之论 , 只是他暮年不负责任的‘漫兴’之谈 。但因他的声名地位之高 , 遂使吠声逐影之徒 , 奉为金科玉律 , 不仅平地增加三百余年的纠葛 , 并发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
从“伪造说”到“漫兴谈” , 遂使“南北宗说”蒙上了扑朔迷离而又甚为灰暗的色彩 。我想对于任何理论学说的考查与研究 , 都不能背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氛围 。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也应如此 。《明史·董其昌传》说他“性和易 , 通禅理 , 萧闲咄纳 , 终日无俗语” 。《佩文斋书画谱·书家传》说他:“天才俊逸 , 善谈名理” 。无论是官方的史料还是艺术的传统 , 都肯定了他对禅学的喜好与研究 。其好友陈继儒也在《容台别集叙》中说他:“独好参曹洞禅 , 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 , 大有奇怪 。”而在董其昌大量的诗文题跋、理论著述中都渗透了禅宗观念 。
当我们从董其昌所处的历史条件及文化氛围来透视他参禅的思想成因后 , 再来具体地探寻其“南北宗说”形成发展的轨迹 , 或许更有说服力 。1585年 , 他31岁 。乘舟过嘉兴武塘时 , “余始参《竹篦子话》 , 久未有契 。一日于舟中卧念香岩击竹因缘 , 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 , 瞥然有省 , 自此不疑” 。是年秋天 , 他参加乡试于南京 , 名落孙山 , 在归舟中再参禅宗之悟境 , 信王阳明心学 , “其年秋 , 自金陵下第归 , 忽视一念三世境界 , 意识不行 , 凡两日半而复 , 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 , 视而不见 , 听而不闻’正是悟境 , 不可作谜解也”(《画禅室随笔·卷四》) 。1586年 , 他读《曹洞语录》 , 遂悟文章之趣 , 以诗抒怀 。1587年 , 仲秋八月 , 他绘浅设色山水《山居图》赠予与他一起落第而裂衣冠、绝出仕念的陈继儒 , 题款为:“余尝欲画一丘一壑 , 可置身其间者 。往岁平湖作数十小帧 , 题之曰‘意中象’ , 时捡之 , 欲弃去一景俱不可 , 乃知方内名胜其不能尽释 , 又不能尽得 , 自非分作千百身 , 竟为造物所限耳 。”(《寓意录·卷四》)此段题跋禅宗气息颇浓 , 而其时 , 董其昌本人也十分落魄 , 在浙江平湖一带寄人篱下 , 教私塾度日 。为维持生计 , 他欲以书法作品出售 , 终因位卑艺贱 , 无人问津 。于是 , 他更执信禅宗 , 放浪形骸 , 狂饮狂歌 , 与失意文人一起结为“陶白斋社” , 以仿效陶渊明与白香山 , 时人呼其为“狂生”(见《容台文集·陶白斋稿》) 。由此可见 , 董其昌是在而立之年后开始对禅宗发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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