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四大名著有没有阅读的必要
世上之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与其说有没有必要，倒不如问，你躲得开么？先且不说每个暑假里必见的《西游记》，还有那《三国》《水浒》《红楼梦》轮番占据电视节目的收视时段。你不管走到哪里，看本书，聊个天，吹个牛，都会听到草船借箭，李逵碰上李鬼，紧箍咒，刘姥姥进大观园之类的俗语，除了总角之年的稚童，谁还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孙悟空神通广大，诸葛亮神机妙算，林冲盖世英雄，林妹妹多愁善感。他们，都栩栩如生，活在我们身边，活在我们心里，扎了根，沁入了魂。正因为，你与我，对他们都如此熟悉，如此亲切，我们才把彼此视为同胞，自认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龙的传人。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在共同的疆域，形成命运的共同体，还在于彼此共同所体会和传承下来的文化。四大名著并不仅仅是四本书，他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并且是最具有代表性和辨识度的一部分。■当然有必要。读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
人生要解决的，笼统言之，分为四大问题：一是生存问题，二是发展问题，三是情感问题，四是归宿问题。
一、“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水浒传》与人的生存问题
生存问题是人类最为基本的需要或者称之为最低层次的需要。美国学者马斯洛曾经把人的需要分为六个层次，其最为底层的需要，就是生理需要。
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生理需要中最本质部分就是生存需要。《水浒传》是英雄的赞歌，书中描写了众多的英雄人物。而这些英雄人物的行为的背景或深层原因，多源于生存问题。
对照《水浒传》中英雄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许多英雄，正处于生存需要这个层次上。
有学者指出，“水浒好汉之所以上梁山和受招安的诉说在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封建王朝的大文化处境中就是人们如何解决温饱的生存问题和如何获取功名、建功立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问题”。
事实上，生存的问题是《水浒传》中英雄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因此，造成了梁山好汉具有“重金银的价值观”。“因为它确确实实反映的是贫穷的社会底层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之时的一种生活向往，试想权贵富豪把山珍海味都吃腻味了怎么会向往这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粗俗饮食方式呢？”
以生存状态论，《水浒传》的英雄可粗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生命能否正常存在的英雄，其二是生存质量能否提高的英雄。处于第二个层次的英雄，在他们成为国家的罪人之后，也就与第一个层次的英雄没有区别了：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处于第三个层次的英雄，出身富贵，起初并不存在生存质量的问题，但是由于梁山泊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的招揽，他们正常的生活被打断，从而也不得不为生存而投身到梁山强盗团体之中。
处于第一个层次的英雄，有鲁达、林冲、杨志、武松、石秀、解珍、解宝等多人。他们都是因为生存问题而被逼上梁山的。他们的生存，受到了政治领域的威胁，被迫逃亡而落草为寇。
处于第二个层次的英雄，有吴用、阮氏三雄等多人。他们生活在社会下层，而这种社会下层生活，他们不愿意的。在此情况下，他们积极参与到非法的活动之中，最后参加到梁山队伍上去。
处于第三个层次的英雄，有卢俊义、徐宁等一帮良民和政府的官员，本身并不存在生存的难题，却是梁山好汉设计赚其上山，成了被迫为生存而奋斗的草寇英雄。
生存问题，最基本的是吃喝的问题，这是最低的层次需求。吃喝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吃喝这种生存问题在多数英雄身上都表现得非常突出。施耐庵在吃喝上多着笔墨。所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正是《水浒传》所体现的精神所在。《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多乐于过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水浒传》第十五回）的生活，而很少考虑今后的日子。
对前途担心者，唯宋江一人。
宋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而一心想得到朝廷的招安，让手下的兄弟们都取得一个封妻荫子的好结局。当然，在宋江心中，能封妻荫子者，仅108位好汉，其余数千名下层的兄弟，只能取得一个合法生存的身份。李逵、武松等单身汉们，只想造反，只求暂时的痛快，却不管今后的生活问题。原因在于，像他们这样在梁山没有家庭、没有后代的英雄，是不去考虑未来前途问题的。
而这些人，在梁山108位好汉之中，占有绝对多的数量，可见，人生发展问题，在《水浒传》中并不占有主导地位。
不过，宋江不只是让108位兄弟都博得一个在边疆上一刀一枪，建功立业后封妻荫子。宋江之所以希望受到招安，主要考虑的是众多小喽罗的吃喝问题。试想，梁山附近的州郡的粮食，已被借了个遍，到以后这么多的兵马，靠什么养活？当林冲入梁山时，梁山上的四位好汉，仅“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水浒传》第十一回）。这时候梁山人员的吃喝问题，并未显得特别紧要。
而到了梁山英雄好汉全部会聚接受招安之时，人员大概已过十万。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已绝非小事了。倘若官军采取围而不打的战略，让梁山无处筹粮，坐吃山空，就足以困死这十万人马。因此，山寨人马的生存问题，成为摆在宋江面前的头等要事。像李逵等人，根本不做吃喝的考虑，而只有宋江这样的最高级领导，方才有此思考。
可见，吃喝问题，成为《水浒传》最为重要的问题。大碗喝酒与大块吃肉是《水浒传》英雄饮食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水浒传》全书的最后，是宋江喝下毒酒身亡，最后还是因吃喝的问题而死。
这是不是预示着，对于社会下层人物，解决生存问题的渴望，最终只能以吃喝式的悲剧结束？
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三国演义》与人的发展问题
在《三国演义》中，人应该如何发展，是全书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或者说是全书的主题。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最完美者，或者说，人生的最大的价值如何实现，最好的价值应该做到什么地
步？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显然，《三国演义》所标榜的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是儒家的仁、义、礼、智、忠、信、勇，这既是人生带来与价值发展的动因，又是人生价值实现的标准。
尽管《三国演义》充满了厚黑学的内容，但是，从本质上讲，无不透视着人的发展问题。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研究的探讨，有“正统说、拥刘反曹说、道义说、忠义说、忠义变异说、人才说、
悲剧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分合说、乱世英雄徒赞歌说”等十种。
还有学者得出了拥刘反曹说、人才说、悲剧说、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兵不厌诈说、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乱世英雄颂歌说、多层主题说、反思历史说、市井细民写心说、保国安民说、天命说、皇权欲说、强者的颂歌说、主题模糊说等15种。
事实上，无论持何种主题观，都离不开一个人生的发展问题。显然，贯穿《三国演义》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三国演义》其实是儒家教义的具体化。《三国演义》中斗智斗谋的本质，多是为了探讨人如何发展才是最佳的出路问题。“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之歌，正好阐释了重视人生发展问题的内在动因。
《三国演义》刻画了许多不同的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有其历史真实性，形象万千。不过，显然作者推崇的是儒家化的英雄观。刘备与曹操、孙权等用人策略的不同，根源于对儒家学说信仰程度的不同。
刘备为何受到尊崇？不只是正统观念的影响，也与两汉诞生了数名优秀的皇帝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些皇帝的政治行为，多以儒家思想为政治的指导。因此作为皇族后裔的刘备，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皇帝的影响，以儒家学说为人生的指导思想。刘备结交了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一
批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之人，并以儒家的精神而获得了人心，这与曹操、孙权等人夺得天下有根本之不同。曹操与司马懿等人的奸诈，让人们感受到他们只是奸雄，而非英雄。吕布的人格卑劣不堪，号称三姓家奴。其因就在于他的反复无常。
人生的发展，首先讲智，其次讲仁，再次讲勇。这是儒家所宣扬的“三达德”。符合这三点，则表明其事业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政治人格决定着英雄事业的成败。吕布在这一点上，就成为社会所痛骂的对象。而关羽等人，因为忠诚于主人而受到了特别的社会称扬。忠诚观是汉代以来最为重要的人格。
凡忠诚者，多能建功立业。如关羽忠于刘备，为时人所道。关羽为曹操所擒，曹操待之甚厚，原因就在于他忠于故主。关羽杀颜良，为曹操立功，算是报答了曹操的恩德。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赏赐。但关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信用观也是功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一言九鼎，重然诺是当时社会敬佩的品德之一。蜀汉赵云选择刘备为主，就与讲究信用大有关系。史载太史慈为孙策所俘，孙策信任之，太史慈请求回去收拾士卒以助孙策。孙策令其速去。他人不信，孙策却说，太史慈乃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次日，孙策大请诸将，预设酒食。立竿视影，日中而太史慈返还。赵云、太史慈二人均立下功勋。
事实上，全书并没有如此消极的人生体验，而是积极的进取思想在起作用。《三国演义》人物众多，众多人物的登场，大多存在着一个人生的目标问题。而人生目标的确立，又与他们的人生观密不可分。
作者让儒家式的英雄成为人民敬慕的偶像，而让非儒家式的人物成为人民唾弃的小人。如此的价值观，正是要告诉读者，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成功与失败，而在于如何做人.因此，人生的成功，不只在于事业的成就，而在于是否合乎社会理性正义。
三、“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红楼梦》与人的情感问题
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红楼梦》
的主题最为世人所重，学者的研究也最为兴盛。
《红楼梦》探讨的是人生情感追求的问题。在《红楼梦》中，人的生存与发展，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情的问题，即人的情感追求的问题，则处于最高的地位了。当然这种情，首先表现为爱情。即源于男欢女爱，而又超越一般的男欢女爱之情，是升华了的爱情。
所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所谓“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红楼梦》第五回）），正说明了《红楼梦》重在写情。周汝昌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
华情文化’的代表作，也是集大成、领新境的创造之主”。
刘小枫说，贾宝玉“这位‘新人’既不修经世礼教，亦不参禅面壁，不过放荡吟诗赋酒而已，飘然诗仙一副‘狂禅’的样子。然而，这位‘新人’提出了新的人性根据和世界价值形态的根基，这就是‘情性’”。
刘再复说：“贾宝玉是先‘情情’而后才‘情不情’。”无论是“情”，还是“不情”，总之，都离不开一个情的问题。
《红楼梦》所写的情，不是亲情，不是友情，而是男女之情。因此《红楼梦》所写的情，超越了男人的事业。在情感面前，事业反而变得甚为渺小了。为何事业在情感面前会渺小起来？这是因为，人的价值追求，已经开始超越儒家内圣外王的价值观了，而只是追求一种个体价值观。从而不仅开始对儒家的价值提出了置疑，而且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即个人感情的价值超越人生事业的价值。
《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生在富贵之家，用不着整天为生计操心，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日子，不存在生存的问题。因此，他也就不可能幻想有朝一日，可以过上“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对于贾宝玉来说，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何为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按照一般的常理，贾宝玉应该考虑的是事业发展的问题。但是，贾宝玉却鄙视仕途，而单单追求人生中的情感。贾宝玉鄙视功名利禄，首先是因为他不存在生存的难题，因此也就不用担心考虑人生最基本的生存的问题。
其次是因为，他生活在如花似玉的美女群落之中，受到女性思维的多方影响，从而使其性格趋于女性思维化，也不再考虑人生的发展问题，而只考虑人生的情感的问题。《红楼梦》与其说是写一个男人生活在美女圈中的世界，不如说是写一个男人的女性化的世界。《红楼梦》中大批的女性，多在为情而愁，离开了情，她们的生活便失去依靠。
《红楼梦》中主人公对人生情感的追求，第一是对异性性爱的追求，第二是对异性之情爱的追求。
而这种追求，不存在生存问题，也不存在发展的问题，属于马斯洛所说的精神价值追求。因此，这既是一种高于人生生存的追求，也是一种高于人生发展的追求。这种追求，让人生的意义增加了内涵，不再局限于低级的生存层面，也不再局限于中级的发展层面，而是扩展到高级的愉悦层面。
《红楼梦》写情，但是，主人公最后不但未得到情，而且还为情所伤，为情而死，为情而失去了人生的一切。
把人生的爱情作为人生的重要问题提出来，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进行研究，《红楼梦》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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