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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仙芝|造纸术的西传之路，和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有关

_原题是：造纸术的西传之路 ， 和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有关
纸之路 ， 说的不是纸张的西传之路 ， 而是造纸术的西传之路 。
纸张自战国后期至西汉发明 ， 又经东汉蔡伦改进之后 ， 其实早就通过民间贸易和旅行渠道 ， 西传至西域甚至更远的地方 。
当年张骞通使西域 ， 被太史公赞为“凿空” ， 意思是华夏西北既遥远 ， 又为异族所占据 ， 还有连绵不绝的战争 ， 对一般中国人来说 ， 那里就像有一堵厚厚的墙 ， 而张骞的通使之行虽未达成联合大月氏等东西夹攻匈奴的战略目的 ， 却把那堵墙凿出个大洞 ， 从此汉朝人就能在西域频繁出没了 。
但其实 ， 司马迁自己也写道 ， 张骞“在大夏时 ， 见邛竹杖、蜀布” ， 可见政治上虽然汉帝国很长时间里无法抵达西域 ， 但来自四川等地的货物却早就在那里流通 ， 这意味着无论地理险阻还是战争烽烟 ， 都无法阻止逐利的商人出没在华夏帝国通往西域、波斯、印度的条条小路上 ， 以长途贸易的形式 ， 维系着一种非官方的“地下联络” 。
1907年 ， 英国著名探险家、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一座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中 ， 发现了7封古粟特文纸本信函 ， 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 ， 这些信札写于西晋末年（约312-313年） ， 出自往来中国和中亚的粟特商人之手 ， 这些信件原本是要发往康国（即撒马尔罕）和安国（即布哈拉）的 ， 因某种原因没能送出去 。
后来粟特（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 ， 相当于今天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出土的17件纸质“穆格山文书” ， 据考证写于约722年 。 吐鲁番地区（古高昌国）出土的西晋至隋朝的古纸中 ， 写有波斯文、粟特文、希腊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梵文等 ， 说明纸张已为西域各国所用 ， 只不过相对量少 ， 所以金贵 ， 使用范围还比较有限 。
一直要到造纸术因为一个颇为偶然的机遇 ， 逐渐西传至中亚、伊朗、近东、北非以至欧洲 ， 以“引进技术”来“自主制造”的纸 ， 才大量普及开来 。
而纸一旦上位 ， 很快便以席卷之势 ， 取代了此前一切书写载体 ， 让历史悠久的纸莎草、羊皮纸、泥板、丝帛等统统被淘汰 。
【高仙芝|造纸术的西传之路，和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有关】这个偶然的机遇 ， 要从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说起 。
蕃将高仙芝
唐朝 ， 众所周知 ， 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度空前绝后的一个朝代 。 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数据” ， 是“外国人”担任省部级高官的比例（当然 ， 元和清要排除在外 ， 它们本就是“征服民族”建立的王朝） 。
以相当于集省长和军区司令于一身的封疆大吏“节度使”为例 ， 玄宗朝前后 ， 官至节度使的著名“蕃将” ， 就有粟特突厥混血儿安禄山、突厥人史思明和安思顺、羌人夫蒙灵察、突骑施人哥舒翰、高句丽人高仙芝和王思礼、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龟兹人白孝德、粟特人李怀仙、奚人李宝臣等 。
其中 ， 高句丽人高仙芝 ， 正是与造纸术传播之路关系极为密切的安西节度使 ， 统辖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 ， 为总揽西域军政大权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之一 。
高仙芝是个军事天才 。 所以在当今这个民族国家时代 ， 中韩两国的民间历史爱好者之间 ， 不时会为争夺高仙芝的“国籍”爆发冲突 。 在中国人看来 ， 他既然是“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人 ， 自然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 在韩国人看来 ， 高句丽王国统治的地域地跨如今的东北和朝鲜 ， 名字又和高丽一字之差 ， 与韩国的渊源肯定更深 。
其实呢 ， 高句丽既不是中国也不是韩国 ， 它就是以古代生息繁衍在森林地带的濊貊、扶余等部落为主体 ， 建立的一个一度成为东北亚霸主的王国 。
就像你没法说匈奴人、突厥人今天算是哪国人一样 ， 它们都是历史性的族群和地域概念 ， 不能也不应该去硬套今天的民族国家疆界 。 在当时的华夏臣民心目中 ， 他们都“非我族类” ， 因而以“外国人”视之 。 只不过中前期唐人的心态真的是无比宽广 ， 外国人、外国商品以至外国宗教都可以在国中畅行无阻 ， 一律视同“国民待遇” 。
高句丽经历数次残酷大战于公元688年被唐朝灭国后 ， 数十万人移徙中原 ， 高仙芝的父亲高舍鸡便索性从东北跑到西北 ， 做起了唐朝的将军 ， 这时候高仙芝还很小 。 但20岁时 ， 他就与父亲“同秩” ， 也就是官一样大 ， 都是将军了 。
接下去 ， 我们会略去高仙芝早年跌宕起伏的军旅生涯 ， 单说一下他盛年时与纸之路密切相关的几场大战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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