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北京三甲医院辞职医生揭秘：有的医生月收入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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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辞职 ， 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 。 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病案科、供应科、工会等共计21个部门的红色印章 。 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 ， 离开手术台 。
在辞职之前 ， 王森身心俱疲 。 他粗略统计 ， 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 ， 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 。
工作量太大了 。 很多时候 ， 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 。 那些患者已经被麻醉 ， 身盖无菌布 ， 只露出紧闭的双眼 ， 静静地等待着王森 。 王森拿起手术刀 ， 剖开他们的腹部 ， 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时间 。 待手术结束后 ， 当王森再次与那些患者在医院相遇 ， 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 。
“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 ， 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 。 但重要的是 ， 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 。 ”
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 ， 做了整整十年医生 。 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 ， 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 。 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开始 ， 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 ， 晋升为主治医生 ， 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 ， 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 ， 一帆风顺 。
可是他却放弃了 。 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 ， 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黑暗的、隐性的东西” 。 辞职后 ， 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 ， 然后移居上海 ， 学习艺术课程 ， 与过往的环境告别 。
“大家都觉得 ， 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 ， 挂个号这么难 ， 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 ， 这么多矛盾……”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告诉端传媒采访人员 ， 是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 。 ”
下面是前医生王森对端传媒所做的自述 。
“在有限的时间内 ， 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 。 ”
在中国做医生 ， 不仅要精进医术 ， 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 。 因为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 ， 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 ， 医生亦是国家体制内的成员 ， 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 。
在中国大陆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中 ， 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 ， 政府不再扩大公立医院的规模 ， 于是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 ， 尽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 。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收入 ， 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 。
医术本应是“精益求精” ， 现在却是“多多益善” 。 对于王森来说 ， 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 ， 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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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 我是很有热情的 ， 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 自己从开刀、切皮 ， 慢慢地能做简单的手术 ， 后来可以做复杂的手术 ， 接触到罕见的病例也很兴奋 。 那时 ， 手术室到下午四点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 ， 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时间 ， 经常一起吃个饭 ， 学习一些新技术 。 ”
“后来 ， 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 ， 强调平均住院日 ， 要提高手术效率 。 平均住院日 ， 就像吃饭的‘翻台’一样 ， 在有限的时间内 ， 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 ， 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 。 这种东西对领导比较好 ， 比如院长、主任 ， 周转率高了 ， 平均住院日缩短了 ， 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 ， 他们会很有面子 。 ”
“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 。 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 ， 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 。 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 ， 就扣除奖金 。 这样的结果就是 ， 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 ， 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 。 ”
以前一天做两、三台手术 ， 后来增加到一天五、六台手术 ， 甚至七、八台 ， 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 。 没有人反抗 ， 大家都逆来顺受 ， 随波逐流 。 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 ， 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 ， 你觉得忍受不了 ， 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 ， 你要继续忍受 。 ”
“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 ， 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 。 ”
在中国 ， 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 。 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 ， 通常需要七至八年 ， 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 。 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 。
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很低 。 通常来讲 ， 门诊挂号费、医生护士的诊疗费都只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 医生没有高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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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医生 ， 基本上‘五年一个台阶’ 。 医学院毕业生 ， 从业五年可以考主治医师 ， 再过五年就可以考副主任医师 ， 然后是主任医师 。 一个医生在40岁上下 ， 职称就基本到头了 。 ”
“不同职称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多 。 我作为主治医师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人民币） ， 主任医师也就比我多两三千块钱 。 剩下的都是靠奖金 ， 奖金就是临床工作的提成、手术的提成 ， 按照比例分配 。 ”
“我工作的医院科室 ， 刚毕业的‘小大夫’（指年轻医生） ， 一个月总收入八千到一万 ， 住院总医师有一万出头 。 主治医师按年资分低年主治和高年主治 ， 收入分别是一万五六和两万左右 。 副主任、主任差不多能拿到三、四万 。 基本上 ， （这三、四万）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奖金 。 ”
“我们科室有一位六十岁的‘大牛’（指权威医生） ， 我有一次看到他的工资单 ， 那个月他总收入是五万 。 ”
“你想想 ， 一个属于全国顶尖、‘Top Ten’（前十名）的大夫 ， 算上奖金 ， 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五万块钱 。 ”
“现在手术收费是1994年定的 ， 没变过 。 ”（说明：2017年北京地区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中对部分手术收费进行了调整）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曾有数次提议要改革医生的薪酬制度 ， 提高医生待遇 。 王森也向端传媒采访人员指出 ， 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在医疗费用中得到体现；现在的手术收费标准是1994年定的 ， 二十多年都没有改变过；现行的医疗收费 ， 绝大多数都是耗材的费用 ， 而支付给医生的人工费用其实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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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手术费是奖金的一部分 ， 它是当月返给大夫的基本手术提成费 ， 大概是这个手术费用的7% 。 例如 ， 一个癌症切除手术 ， 可能会做五到六个小时 ， 需要四至五位大夫、两个护士、两个麻醉师 ， 大约八个人 。 手术费是三千多元 ， 其中约7%（约两、三百元）返给手术的医务人员 。 我作为主刀 ， 我拿这7%的提成中的一半 ， 一百多块钱——也就是说我工作了五六个小时 ， 才挣了一百多块钱 。 下面的主治大夫、医生助理所能拿到的钱就更少了 ， 住院医生、实习大夫拿的更少 ， 他们拿这个7%里面的3%左右 ， 也就是几块钱 。 ”
“并且 ， 如果你的手术量提高不到10% ， 这些奖金就不发给你了 。 ”
“更可怕的是现在国家要实行‘单病种’管理（指某些病种的付费标准被固定下来 ， 包括患者就诊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 ， 业内俗称‘一价包治好’） 。 单病种有好处 ， 也有不好 ， 得区别对待 。 例如做一个腹部某部位的肌瘤手术 ， 不管病人长100个瘤子还是1个瘤子 ， 无论疑难程度多大 ， 就是3000块钱 。 如果这个病人的花费超过了3000块钱 ， 医院只好掏钱 。 就变成医院赔钱做手术了 。 ”
“这就造成 ， 只能给病人做开腹手术 ， 而不会使用更加先进的腹腔镜 。 因为开腹手术的手术费只有几百元 ， 腹腔镜（的成本）贵许多 。 但大家都知道 ， 开腹手术对病人的创伤很大 ， 腹腔镜打几个眼就可以了 。 ”
“不过 ， 政策是‘死’的 ， 人是活的 ， 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 ， 那就是灰色收入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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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所医院的手术室正进行腿部手术 。 （Getty)
“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 。 ”
在中国 ， 不少医生都会通过走穴、药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来获得“灰色收入” ， 增加个人收益 。 有一些“灰色收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 例如收受大额药品回扣 ， 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触犯了法律 ， 但依旧在当今的中国医院中屡见不鲜 。
医生的真实收入不仅取决于医术和年资 ， 还与从事的领域、工作的科室 ， 以及医德紧密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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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 ， 比如去讲学 ， 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有一些是‘擦边’的 ， 就是走穴 ， 比如医生外出会诊 ， 到别的医院做手术 。 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 。 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 ， 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 ， 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 。 ”
“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 ， 药品和器械的回扣 。 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 ， 患者骨折了 ， 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 ， 或者一个钢板 ， 都是有回扣的 。 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 ， 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 。 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一千万 。 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 ， 售价是5万元 ， （医疗器械厂家）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 。 ”
“政策是“死”的 ， 人是活的 ， 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 ， 那就是灰色收入了 。 ”
“回扣要分科室 。 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 。 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 。 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 ， 没有什么耗材 ， 有的也是‘小钱儿’ ， 放一个止血的、防黏连的器械 ， 一次可以提几百块、一千块的回扣 。 ”
“还有药品和检查 ， 像刚才说的手术是赔钱做 ， 但在恢复阶段 ， 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 ， 来提高收费 。 ”
“我所在的医院 ， 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 。 个别的医生比较贪 ， 爱收红包 ， 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 。 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 ，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 ， 红包就是把柄 。 ”
“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
中国的医生 ， 只有“白天忙临床、晚上忙论文” ， 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 。
根据1986年中国国务院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 ， 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相挂钩的 。 除了繁重的临床压力 ， 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写论文、申请科研基金 。 例如 ， 在一些省份 ， 若要晋升主任医师 ， 医生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 。
“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 ， 除非是特别差劲的 ， 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例如手术量）都差不多 ， 没什么可比的 。 谁能晋升职称 ， 谁不能晋升职称 ， 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 ， 谁能发文章 ， 谁能申请基金 。 ”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 ， 是一个紧箍咒 ， 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 ”
“但在中国 ， 科研这些东西 ， 很少有医生能发表SCI（指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检索的国际期刊） ， 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 ， 引用率都是零 。 纯粹为了晋升职称 。 ”
“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 ， 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 ， 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 ， 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 。 像有一些地方 ， 比如香港 ， 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 ， 不涉及你科研的内容 ， 你做科研可以 ， 自己感兴趣就去做 ， 但是需要评职称 ， 从‘副高’到‘正高’的时候 ， 不评这些内容 。 ”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 ， 是一个紧箍咒 ， 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 ”
“就算置身事外 ， 只做手术 ， 不做科研 。 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 ， 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 ， 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 ”
“真正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
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 ， 忽略人文教育 。 王森感到 ， 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 ， 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 。 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 ， 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 ， 却忽略了人文关怀 。
“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 ， 我上学的时候 ， 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 大家关注的也很少 。 在我大学四年级 ， 也就是进医院实习之前 ， 有个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节公开课 ，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 教怎么和病人沟通 。 进医院工作之前也会有个岗前培训 ， 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事 ， 但内容很少 。 ”
“和病人交流 ， 不是靠别人教你才能学会 ， 而是得亲身体验 ， 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养 。 像在国外学医 ， 学生要经过四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习之后 ， 才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 ， 那个时候学生都20多岁了 ， 心理比较完整 ， 也有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 ， 再去做医生 ， 是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状态 。 在中国就是‘速成’——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就来学医 ， 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接触病人 ， 不太注重人文素养的形成 。 ”
“当然 ， 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 ， 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 ， 两分钟看一个病人 ， 还有过来‘加号’（指加塞看病）的 ， 就不会耐心服务了 ， 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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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话说回来 ， 我身边的好多医生 ， 我换做病人我也会打他的 ， （那些医生）说话特别冲 ， 好像谁都欠他的 。 ”
“一个医疗纠纷耗了我两年时间”
在中国 ， 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 。 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 ， 理应有好的结果；一旦不如意 ， 就会产生医疗纠纷 。 i
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 ， 常年看病 ， 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 ， 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 ， 直到县医院、省医院 ， 最后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 ， 最后在那里去世 ， 落得“人财两空” 。
患者作为“弱者” ， 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 。 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 ， 也通常会以“息事宁人”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 。 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 。 在中国 ， 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 ， 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 。
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 ， 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 ， 因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 ， 医生可以随时跳窗逃走 。 办公室内没有电脑、椅子和茶几 ， 因为有可能会愤怒的病患家属当做“武器”来袭击 。 一位医务科的医生曾私下对端传媒采访人员表示 ， 他从不为病患家属倒热水热茶 ， 因为有一次 ， 情绪激动的家属反手就将一杯热水泼到了他的脸上 。
“现在的情况是 ， 只要（患者）告医院 ， 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 ”
王森也陷入过纠纷：“我遇到过一次医疗纠纷 。 2011年 ， 我们科室收了一个年轻的急诊病人 ， 是卵巢囊肿 ， 她肚子疼 ， B超显示卵巢上长了包块 。 但是她的卵巢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包块 ， 是一个2公分的畸胎瘤 ， B超影像没有显示出来 。 手术时 ， 我只把大包块给解决了 。 ”
“因为是急诊病人 ， 术前没有做充分的交流 ， 术后病人做复查的时候 ， 发现了还有小包块 ， 就开始闹别扭 。 说为什么手术当中没有切除小包块 ， 要赔偿 ， 要26万 。 ”
“1万块钱是手术赔偿 ， 25万是精神损失费 。 她说自己受到的打击很大 ， 整天抑郁 ， 找不到工作 ， 男朋友因此分手 ， 等等 。 ”
“然后就进入了医疗调解阶段 。 这件事前后耗了我两年时间 ， 她见到我时始终都是很客气的 ， 还感谢我把大包块切除了 ， 但是没办法 ， 穷嘛 ， 就想讹点钱 。 ”
“因为这件事 ， 耽误了我一年晋升职称 。 最后医院赔偿了她几千块钱 。 但医院不承认医生有过失的 ， 只是为了息事宁人……现在的情况是 ， 只要（患者）告医院 ， 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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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所医院 ， 一名医生走过走廊 。
“当我成为主治医生 ， 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 。 ”
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 ， 34岁以下的医生在逐年减少 。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在2016年公开对媒体说 ， 有约20%的医学生毕业后不从医 。 王森则更加直接地表示 ， 他周围的医生朋友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学医 。
而比起医生群体的流失 ， 中国病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 因为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 ， 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 ， 官方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 ， 中国患病人数将增加近70% 。
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 ， 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 ， 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 却很少被社会关注 。
“第一次开皮、第一次缝肚子、第一次切除器官、第一次剔除肿瘤……其实只是暂时高兴一下 ， 就过去了 。 真正给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 ， 还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 ， 而不是‘我能做什么’的成就感 。 ”
“有一天 ， 我要去别的病房了 ，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 ， 呜呜地哭了起来 ， 说“大夫你别走 ， 别的大夫都不管我 ， 就你管我 ， 我不希望你走 。 ”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
“我遇到很多恶性肿瘤的病人 ， 中末期了 ， 他们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 。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师 ， 和我母亲一样年纪 ， 得了癌症 ， 她的爱人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 ， 老夫妻之间互相照顾 。 有一次 ， 她来医院做化疗 ， 床位很紧张 ， 她和爱人只能在公共区域等待 。 那是个秋天的下午 ， 太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 ， 人的轮廓就好像剪影一样 。 我从办公室出来 ， 看见她把脚踩在爱人的脚上 ， 她的爱人从后面抱着她 ， 两个人一步一步往前挪 ， 像是在做游戏 ， 旁若无人 。 ”
“另外一个女患者也上岁数了 ， 得了癌症 ， 脾气不太好 ， 经常和别的病人、家属吵架 。 那时候我负责她 ， 每次做完穿刺、放腹水之后 ， 会陪她说几句话 。 有一天 ， 我要去别的病房了 ，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 ， 呜呜地哭了起来 ， 说‘大夫你别走 ， 别的大夫都不管我 ， 就你管我 ， 我不希望你走 。 ’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这个病人像我妈妈一般年纪 ， 这样地依赖我 ， 那时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 。 ”
“内心能得到这种满足感 ， 比我挣了多少钱 ， 或者买了多大的房子的幸福感会持续得更长一些 。 ”
“可惜后来 ， 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了 。 当我成为主治医生 ， 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 ， 给病人量血压、换药、查体、询问病史这些事都是下级大夫负责的 ， 我最多就是早上查房时看一眼病人 ， 做完手术再看一眼 。 ”
“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呢？完全就像是走过场 ， 就是流水线 。 我经常替别的大夫做手术 ， 术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谁 ， 不知道他/她长什么样 ， 看一看病历 ， 就开始了 。 手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病人 ， 病人就出院了……人情上的反馈越来越少 。 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卖肉的 。 ”
“压力真的很大 ， 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 ， 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 。 ”
【医院|北京三甲医院辞职医生揭秘：有的医生月收入1000万……】“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 。 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 ， 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工作强度有多大 。 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 ， 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 。 但重要的是 ， 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 。 如果不符合 ， 人就会很失落、迷茫 ， 然后随波逐流 。 时间久了 ， 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 ， 最终让我离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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