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了我的脸?遍地开花的人脸识别,被忽视的巨大风险
清华法学教授劳东燕表示 , 和指纹相比 , 人脸信息的风险更突出 , 因为它具有非接触性 。 如果要获取我的指纹 , 我是知道的 , 而且指纹泄露后 , 别人也不知道这个指纹是我的;但人脸泄露后 , 马上就能知道是我 , 其他人都可以迅速锁定我 。 人脸识别技术的推广者往往会用“便利”、“安全”的说法 , 但普通民众更可能是“冤大头”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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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 , 一个人的匿名性相当重要 。 你并不想所有举动都被毫无遗漏地永久记载下来 , 曝光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 匿名性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础 。
文|汤禹成
编辑|槐杨
运营|一凡
进入日常缝隙处
今年3月 , 劳东燕发现 , 小区每单元的电梯里都贴上了通知 , 要求业主下载一个APP , 录入人脸信息 , 用于门禁升级 。 劳东燕是清华的法学教授 , 从去年起 , 她发现人脸识别被运用在越来越多的场景——分类安检的地铁口 , AI换脸的手机游戏 , 就连法学院的自动咖啡机也有了人脸支付这一选项 。
看到通知的那一刻 , 她意识到 , 这项技术 , 已经从高铁站、飞机场这些公共领域 , 进入工作地点、生活住所 , 试图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这在后来被一步步证实 。 借着疫情防控和智慧小区建设的趋势 , 人脸识别系统很快在城市的多个小区迅速推开 。 2017年 , 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启动智慧小区建设时 , 早已提出这样的畅想:“您能想象未来小区没有门禁卡就能开门 , 停车共享车位、分时租赁 , 居家老人实现机器人陪护的生活吗?”
但是 , 崭新科技所叙述的振奋人心的故事 , 同样也存在被科技打破的风险 。 一位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告诉我 , 通过人像收集与机器学习 , 黑客不仅能将你的脸替换至色情视频 , 也可以用“对抗攻击”(Adversarialattack)技术迷惑机器学习模型 , 代替你进入高铁站 , 你工作的单位 , 甚至是你的家 。
【谁偷了我的脸?遍地开花的人脸识别,被忽视的巨大风险】生物数据 , 包括指纹 , 一直存在泄露和被伪造的风险 , 但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以及人脸识别大规模应用 , 人脸信息变得更为敏感 。 理论上来说 , “你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所有照片 , 都可能成为被利用的生物信息” 。
另一些事实证明 , 储存和维护数据的系统并没有那么强大 。 2018年7月 , 浙江绍兴一名叫张富的大专毕业生 , 利用非法购买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 , 将相关公民的照片制成3D头像 , 通过支付宝人脸识别认证 。 在他被查获的电脑里 , 警方发现了2000万条公民个人信息 。 2019年 , 18岁、初中文化的田某 , 通过抓取、拦截、保存银行系统下发的人脸识别身份信息数据包 , 在一个手机银行APP内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成功注册了账户 。
劳东燕知道这项技术的隐忧 。 她将收集到的材料发在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小区微信群中 。 一位关心此事的居民 , 又将她拉进了接近500人的小区业主群 。 在那里 , 她发的材料获得更多共鸣 , 许多业主表达了对风险的担忧 。 此前 , 业主们主要的不满是:“干嘛要收集房产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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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居民戴口罩刷脸进小区 , 该系统在居民戴着口罩的情况下 , 也可以精准识别 。 图/视觉中国
“挣扎”
3月15日 , 劳东燕写好详细的法律意见 , 指出小区的收集行为与现行法律框架相违背 。 一式两份 , 寄给物业和居委会 。 邮寄是她特意选择的方式——通过快递寄送 , 对方一旦签收 , 就能代表送达 。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 , 街道办主任给她打电话 , 邀请她一起讨论 。 在场的还有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人员 。 劳东燕察觉到 ,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更关注法律风险 。 当她提醒“单方通知不代表同意 , 不经同意就获取 , 在刑法上就会界定为非法获取” , 他们问 , 应该如何规避这样的风险 。
而劳东燕最担心的是数据风险 。 她无法想象“物业有何动力维护和保护这个数据系统” 。 她问:“数据由谁保管?怎么保护?”
对方给出三种方案:存放在物业的局域网 , 交给便民服务中心 , 公安部门也可以保管 。 那时 , 已经有居民录入人脸信息 , 但存放方案始终未有定论 。 这些方案本身也反映了国内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在使用和管理数据上 , 公权力和商业机构间并没有严格界限 。 这些加剧了劳东燕的担忧 。
街道办主任试图劝服劳东燕 。 先用“便捷” 。 在他们的叙述中 , 因为每个单元的门禁都坏了 , 街道帮大家免费更新人脸门禁系统 , 相当于给小区居民提供福利 。 “你看使用多便利呀 , 一刷脸就行了 。 ”劳东燕答 , “刷脸省的几秒钟 , 对我没有多大的价值 。 ”
在场的业委会主任则以“房价”为谈判筹码:“我们小区管理好了 , 房价也会跟着上去” , 这句话令劳东燕印象深刻 。
再是“安全” 。 他们先提及疫情:“附近小区有从武汉回来的人 , 当时邻居发现后 , 就不让他们进来 。 如果你家对门或者你单元里有从武汉回来的人 , 你肯定也希望能事先发现而阻止他们吧 。 ”劳东燕答:“我不希望知道 , 他们有权利回自己的家 。 ”
“这样的技术可以更好地打击违法犯罪分子” , 对方继续说服 。
“如果监听全国所有人的手机通信 , 可以发现更多犯罪分子 , 我们会允许监听监控所有人的手机吗?打击犯罪只是社会的一个目标 , 甚至不是基本目标 。 ”
讨论到最后 , 街道办给出3种可替代方案 , 不愿录入人脸的居民 , 也能依靠刷门禁卡、身份证登记或使用手机APP回到自己的家 。
9月23日午后 , 在一场主题为“小区门禁能否人脸识别”的专题研讨会上 , 劳东燕简单地讲述了这段经历 。 在场另一位嘉宾说她是“为了权利而斗争” 。 劳东燕笑了笑 , 摆手解释:“没有 , 我也只是稍微挣扎了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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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 图/视觉中国
“坏了的门牙”
有人试图更剧烈地“挣扎”一下 。 2019年4月 , 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 , 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办了一张价值千元的年卡 , 凭借这张卡和指纹 , 郭兵和家人可以一年不限次数畅游 。 但10月17日 , 他收到一条野生动物世界发来的短信 , “即日起 , 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 。 ”
郭兵以违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由 , 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 将近1年后 , 他和我叙述当时的初衷:除了感到权益受到侵害 , 作为一个教授法律的大学老师 , 他更希望推动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在个人信息失控的当下 , 促成相关制度的完善 。
郭兵说 , 他办年卡时 , 并不知道要录指纹 , 交完钱去拿卡时才被要求 , 他知道生物信息的敏感性 , 出示身份证就可以证明身份 , 为什么还要录指纹?对方告诉他 , 入园处只有指纹这一种方式 。 孩子在哭 , 妻子在催 , 他妥协了 。 但打官司时 , 他发现动物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包括自己的一张照片——当时没有人告诉他这张照片的用途 , 他以为是贴在年卡上 , 但动物园的解释是“游客当时同意拍照 , 就视为同意园方收集面部信息用于人脸识别” 。 在郭兵的叙述里 , 面对更为强势的商业机构 , 个体的意愿已经在浑然不知中被扭曲和剥夺 。
案子在今年6月开庭 , 按正常流程 , 法院本应在9月给出判决 。 但承办人告诉郭兵 , 法院认为属于“疑难复杂案件” , 案子的审限到期前经法院院长批准又延了6个月 。 郭兵说 , 他从决定去起诉后就一直明确拒绝调解 。
郭兵的诉讼案和去年10月劳东燕发表的一篇讲述人脸识别隐忧的专栏文章一起 , 成为引发人们关于人脸识别技术反思的“蝴蝶翅膀” 。 今年9月初 , 赵逢(化名)决定也挣扎一下 。 他住了7年的小区开始实行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 在居委会阿姨的催促下 , 他在小区门口录入了人脸信息 , 此后 , 他陷入一种担忧 , 人脸信息是否有泄漏的风险?
他去找过居委会 , 居委会负责人同样以“便利”与“安全”来说服这个“大惊小怪”的年轻人 。 又过了几天 , 他在网上看到了劳东燕在那场研讨会上的分享——他意识到 , “当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时 , 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被滥用” 。
他给12345投诉信箱写信 , 介绍前因后果 , 质疑合法性 , 继而要求删除他的人脸与个人信息 。 进展比预料的更顺利 , 在街道办的协调下 , 他在9月底来到物业 , 看着物业工作人员对着他的人脸信息按下了删除键 。
“一种未知的恐惧” , 赵逢说 。 为了更精确地解释这种感受 ,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曾修整过门牙 , 结果门牙坏了 , 这件事的具体风险是——假如有天吃一个苹果 , 牙齿可能会被磕掉 。 这种具体的风险是有应对方法的 , 磕掉了就再去做一颗 , “但它会导致一种不自由的状态 , 就是你没办法随心所欲地吃苹果了” 。
走出物业时 , 他松了口气 。 他知道他仍处在一个巨大的、关乎个人信息的系统里 , 但他获得了一种暂时的安全感:“我要是不挣扎 , 我就没有答案 。 我就永远要背上那个问号 。 ”
2018年5月 , 欧盟实施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条例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 规定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其中包含指纹、人脸识别等)、没有保障数据安全的互联网公司 , 最高可罚款2000万欧元或全球营业额的4% 。 在美国 , 今年6月 , IBM、亚马逊、微软公司先后发表声明称 , 不会向警察部门出售人脸识别服务 。 看上去 , 对这项新技术的反思与规制 ,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 政治与商业机构 , 都在警惕这项新技术带来的种种忧患 。 而在杭州 , 开庭结束的当天下午 , 郭兵又驱车到距离法院并不很远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 检票口的工作人员不认识他 , 他询问指纹年卡会员的入园方式 , 对方的回答依然不留余地:“只能刷脸入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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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某景区 , 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刷脸入园 。 图/视觉中国
10月1日 , 我和劳东燕在清华园东南边的书店 , 就“人脸识别”展开了一次谈话 。 我们聊到技术的风险与反噬性 , 聊到有待完善的法律框架 , 也聊到身处庞大系统中的普通个体可以如何“挣扎” 。 她反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 人脸识别技术如若不加以规制 , 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 。 以下是对话内容:
人物:你是怎么关注到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风险的?
劳东燕:由于人脸识别的底层技术在2018年有很大突破 , 去年下半年开始 , 我注意到人脸识别商业化的推广在中国“遍地开花” , 连我们学院的咖啡机都通过少付1元钱而引诱人们使用人脸识别支付 。 到了10月底 , 又传出北京地铁要实行人脸识别分类安检的消息 。 我一直在研究“风险社会” , 在风险社会中 , 预防风险的措施本身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 。 关注人脸识别时 , 我不仅关注机器学习、数据泄露可能导致的财产与人身威胁 , 还会关注相关部门运用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
人物:在人脸识别这项技术的使用和接受度上 , 疫情前后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劳东燕:去年下半年我还挺欣慰的 ,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 , 整个主流舆论有所转向 , 一些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人脸识别”潜含的风险 , 不像以前那样漠不关心 。 后来疫情来临 , 我们需要通过人脸识别认证健康码 , 交出我们的轨迹 , 让渡我们的个人信息 。 为了保持正常的生活 , 不得不这么做 。 疫情对整个社会走向的影响太大了 , 更多人开始接受这样被监管的状态 。
人物:你认为 , 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风险主要有哪些?
劳东燕:从最浅的层面说 , 如果你的生物信息被别人获取 , 别人就可能用你的脸结合你的身份证信息 , 去登陆你的银行账户 , 转移账户中的钱 , 进入你本该进入的单位、小区 , 或者恶心你一下 , 把你的脸换到淫秽视频里 。 这些风险 , 是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最相关的 。 而且人脸、指纹这样的生物信息 , 一旦泄露 , 无法改变 , 也无法获得救济 , 你可能永远暴露在这样的风险下 。
和指纹相比 , 人脸信息的风险更突出 , 因为它具有非接触性 。 如果要获取我的指纹 , 我是知道的 , 而且指纹泄露后 , 别人也不知道这个指纹是我的;但人脸泄露后 , 马上就能知道是我 , 其他人都可以迅速锁定我 。 清华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 ,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曾提到 , 我们每天有500次被摄像头照到的机会 。 其中有多少摄像头具有人脸识别的功能 , 或者收集提取了我们的人脸数据 , 我们根本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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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的摄像头 。 图/视觉中国
人物:为什么生物信息一旦泄露 , 就无法救济呢?
劳东燕:假设你的人脸信息泄露了 , 你想通过民法途径救济 , 民法讲究“谁主张 , 谁举证” , 现在这么多地方在收集 , 你不知道是谁收集的 , 不知道是从何处泄露的 , 也不知道泄露或滥用的人是谁 。 你举证不了 。
想走行政法或刑法保护的途径 , 也不那么容易 。 只有大规模的数据泄露 , 才可能推动公安机关启动侦查活动 。 但是 , 即便公安机关把犯罪分子抓住了 , 也只是把他关在监狱 。 你的信息泄露了就是泄露了 , 他已经卖给下家 , 下家可能又卖给另一下家 , 已然失控 , 你没办法恢复原状 。
人物:所以人脸识别应用“遍地开花”的现象 , 本身就潜含巨大的风险?
劳东燕:我们眼下管控风险的能力 , 跟技术制造风险的能力相比 , 完全不配套 , 这是普遍问题 。 无论是法律手段还是政治手段或其他社会治理手段 , 进化上都是很慢的 , 跟不上技术的迭代以及商业化的快速推进 。
眼下 , 好像任何一个机构 , 都可以推广人脸识别 。 其中最有动力的是科技公司 , 它们可以卖设备 , 接下来还可以收取后续维护的费用 。 人脸识别的推广会带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 但这个产业的发展跟全社会利益相比微乎其微 。 一些部门也有动力 , 因为这样更便于维护治安 , 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会更容易 , 但这样可能损害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 。 小区物业也在推广 , 但它根本没有动力和财力升级系统、维护数据安全 。 所以“遍地开花”是最可怕的——安全问题有短板效应 ,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 , 问题不会出在安防水平最高的地方 , 而是出在水平最低能力最差的地方 。 多组织、多中心地收集信息 , 比单一中心的收集 , 风险要更大 。
人物:除了刚才谈到的那些 , 还有什么更长远、隐蔽的风险吗?
劳东燕:一旦手机上、电脑中 , 还有这些遍布在各个角落的摄像头所获取的数据全被打通 , 人就变成透明人了 。 数据的拥有者 , 可以知道你的一切 , 你每天回家的路径 , 你开什么车 , 跟哪些人交往 , 你的购物喜好 , 你的网页浏览记录 , 你的立场 , 这些信息串起来后 , 相关部门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一切将变得不可控 , 甚至会影响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 国外已出现商业公司通过分析个人数据来影响选举的新闻 。 技术可能会把社会带向一个跟我们追求的目标彻底背道而驰的方向 。
人物:目前的法律足以保护我们在生物信息上的权利吗?未来 ,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 , 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劳东燕:目前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主要建立在对传统社会的想象上 , 法律上将数据当作与财物一样的东西 。 对财物保护来讲 , 最重要的是占有 , 如果你不告而取 , 我就要惩罚你 。 但实际上 , 数据与财物不一样 , 数据具有共享性 , 使用时不具有排他性 。 在数据的问题上 , 不告而取地收集当然有其危害 , 但是即便经作为数据主体的当事方同意 , 接下来难道就可以随意使用他相应的个人数据吗?肯定不能 。
眼下我们法学界基本达成共识 , 以同意机制作为核心的保护机制是有问题的 。 未来 , 法律上可能会将保护义务更多放在信息的收集者和控制者身上 。 信息的控制者要承担信息保护方面的任务 , 而个体需要对自己的数据掌握一定的控制权 。 比如 , 你同意别人收集了你的个人数据之后 , 接下来后续种种 , 他应该告诉你 , 接下来会怎么使用 , 作为提供数据的个体也应该有权提出删除 。 其次 , 在风险的分配问题上 , 由于数据收集者和处理者的收集和使用行为制造的风险 , 谁制造风险 , 谁就要对风险造成的结果来负责;同时 , 谁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 谁也就应该负责其中主要的风险 。
最近刚公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落实知情-同意的机制上有了比较切实的举措 , 10月1日生效的新版《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对信息收集者也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 这些都表明好的改变正在发生 。 我认为 , 我也希望 , 整个法律能够强化对个体权益的保护 。 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 , 我们刑法中对于秩序利益、安全利益的关注 , 远远超过对于个体权益的保护 。
人物:人脸识别技术的推广者往往会用“便利”、“安全”的说法 , 你怎么看待这点?
劳东燕:他们所说的“便利”对我没有诱惑力 。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几秒、十几秒时间如此地有价值 。 但在人脸识别推广中 , 说服大家接受时 , 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个理由 。 在人脸识别这项技术的推广中 , 最大的受益方肯定不是民众 , 普通民众更可能是“冤大头”的角色 。
从“安全”角度来讲也有明显的问题 。 为了抓几个罪犯 , 把所有人的生物信息都收集走 , 收集后的保管与使用环节又无法保证基本的安全 。 这样一来 , 我们的信息被泄露、被滥用 , 不就是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公共”不是虚的概念 , 公共就是指公众的安全 ,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公众中的一员 。 现在这样的做法是想获得小的安全 , 但其实会危及更大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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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 , 观众在展览会上体验人脸识别技术 。 图/视觉中国
人物:李彦宏说过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便捷” , 你认同这一点吗?
劳东燕:我不认同 。 我觉得 , 根本的原因 , 是因为信息披露得不充分不完整 , 相应风险被告知得不够 , 让大家误以为其中只有好处而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 。 你只要告知相应的风险 , 人们不见得就一定喜欢用隐私换安全换便利 。 我往两个小区群里发文章 , 没一个业主出面反对 , 反而有很多赞成的 。 只要如实地披露其中的风险 , 人们马上就会意识到 , 不应该用隐私换便捷 , 这很可能是在与魔鬼做交易 。 人在所接受的信息不充分不完整的情况下 , 可能会更注重眼前利益 , 那是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其中的风险所在 , 以及这个事情可能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
人物:是不是这种风险也有隐蔽性、滞后性 , 所以人们很难真切地感受、强烈地重视 。
劳东燕:对 , 从人脸信息被买卖、泄露到发生风险往往会有一段时间 。 但你想 , 有人买你的人脸数据 , 如果无利可图 , 他怎么会买呢?再往前想几步 , 你的人脸信息掌握在一个想用来谋利的人手里 , 就等于有雷埋在那里 , 只是你不知道这个雷什么时候会爆炸 。
人物:你在学术论坛上说 , 自己向小区抗议人脸识别门禁 , 只是“挣扎了一下” 。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挣扎?
劳东燕:有的时候 , 你会发现挣扎一下是有用的 。
在小区这样的场景中 , 由于物业没有内在动力去推行 , 如果有反对声告诉他存在的法律风险 , 可能就退让了 。 这也是在一些小区人脸识别没有继续推行下去的原因 。 其他场景中 , 挣扎可能就不管用 , 比如在宾馆抗争使用人脸识别 , 宾馆会拒绝让你居住 。 挣扎有时需要付出代价 , 也受到很多现实的制约 。 日常生活里 , 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不要贪小便宜而使用某些技术 , 也会尽量避免在使用APP时录入我的人脸信息 。
人物:普通人能做什么?
劳东燕:发出自己的声音 , 以使在舆论和社会当中形成合力 。 这种合力有助于抵制人脸识别技术的滥用 , 且可能会改变立法与相应的决策 。 这是我认为当下每个公民都可以做的 。
做技术的人总会说技术中性 , 他们很少思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 也不关注社会系统如何运作 。 技术是在现实社会空间中运行的 , 影响也会波及到现实社会 , 怎么可能是中性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困在系统里 , 被控制在算法里 , 差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 。 对于科技企业决策者、官员而言 , 他们也是系统中的一部分 , 也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 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和反噬效应 , 你如果想控制别人 , 别人也可能反过来控制你 。 所以 , 他们也会面临个人生物信息被泄露与滥用的风险 。
我曾和产业界的人一起参会 , 一名科技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到 , 公司内部讨论产品是否要推广于教育场景时 , 她提出了反对——在那个时刻 , 她既是科技领域的企业管理者 , 也是一位母亲 。 现在没有遭遇危机 , 不代表着永远不会 。 现在一些小区 , 对租户实行人脸识别门禁 , 业主则可以自由选择 。 很多做法的推行都会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 , 在把少数人排除出去侵害他们的权利的同时 , 通过承诺保障多数人的利益 , 借此来争取多数人的同意 , 从而让侵害少数人权利的做法变得可接受 。 我非常反对这种做法 。 我们经常觉得 , 别人的权利被侵害了没有关系 , 只要不侵害自己的就可以 。 但你会发现 , 下一次你随时有可能成为少数人 , 到那时 , 你的权利被侵害 , 自然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 。
人物:在现代社会 , 个人信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
劳东燕:个人信息是否值得保护 , 不取决于这个信息是否涉及隐私 , 而取决于通过这个信息能否识别到你 。 如果可以通过某个信息或结合其他信息识别到特定的自然人 , 这样的信息就是法律要加以保护的 。 这次《民法典》也在隐私权之外 , 额外地规定了个人信息权利 。 在现代社会 , 一个人的匿名性相当重要 。 你并不想所有举动都被毫无遗漏地永久记载下来 , 曝光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 匿名性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础 。 不然 , 你可能发现 , 在任何地方 , 都可能有一只眼睛始终在盯着你 。 你因此丧失了自由 , 并且也不见得会拥有安全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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