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中国文化的一泓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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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天 ， 我在哈佛学习 。 我那时在做从晚明到民初的研究 ， 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 。 古籍善本书收藏在独立的一间屋里 ， 不过那时候没有特别严格的登记制度 ， 借阅很方便 ， 跟裘开明老先生说一声就行 。 裘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燕京图书馆做馆长 ， 也是首任馆长 。 他是一位很温厚的老先生 ， 觉得有人肯用这些书 ， 就是功德一件了 ， 所以尽量给大家带来方便 。 这些书大都是他千辛万苦搜罗来的 ， 有从中国大陆收的 ， 也有从日本收的 。 这些善本当然很珍贵 ， 可是没有像今天那样只能束之高阁供人瞻仰 ， 碰也不能碰 ， 当时我们还可以借出去影印 。 清朝初年的书都在普通书库里面 ， 随时可以借回家 。 比如康熙年间的地方志 ， 当年就放在普通书库 ， 直到20世纪80年代沈津去重新整理 ， 才把乾隆以前的书都提升为善本 。
正是在那里 ， 我常常碰到叶嘉莹老师 。 叶老师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在燕京图书馆看资料 。 其实 ， 我在台大上学时就上过两年叶老师的课 。 我1965年进台大读书 ， 叶老师在台大教了一年《诗选》就去访学了；我大四那年她回来 ， 我又上了她一年的《杜甫诗》 。 后来到了哈佛 ， 台大的同学和老师经常聚会 ， 我和叶老师也因此慢慢熟悉起来 。 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 ， 就基本上一整天不出来 。 偶尔我们来叫她 ， 她才会和我们出去吃个饭 ， 聚一下 。 到了周末 ， 我们会以童子请观音的方式 ， 跟老师相聚 ， 天南地北 ， 像一家人一样 。
除了台大师生之间的聚会 ，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文艺沙龙 ， 是哈佛一些老师们组织的 ， 叫“康桥新语”（在叶嘉莹老师口述的回忆录《红蕖留梦》里 ， 哈佛的Cambridge译作康桥 ， 英国的Cambridge译作剑桥 ， 以示区分） ， 大概是想要在精神上继承《世说新语》吧 。 沙龙主要在两个地方举办 ， 一个是在赵如兰家里 ， 一个是在陆惠风家里 。 赵如兰不用讲了 ， 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 。 陆惠风原来在哈佛教历史 ， 后来也做一些生意 ， 生意做得比较好 ， 家里地方大 ， 有个很大的客厅 。 我们基本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沙龙 。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70年代、80年代这一段 。 最早的时候 ， 赵元任先生还在 ， 可他基本上不讲什么话 ， 只是很开心地坐在那里听大家说 。 我们当然知道那个老先生就是赵元任啊 ， 了不得的 ， 他就坐在那里笑 ， 看着他女儿主持 。 赵如兰老师的先生卞学鐄也在 ， 卞学鐄是科学家 ，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 后来我到纽约教书 ， 但是在波士顿还有一个公寓 ， 所以我几乎每周还会去 。 在哈佛那段时间 ， 我和叶老师的师生关系越发亲密 ， 像家人一样 。
在这个沙龙里 ， 大家什么都可以谈 ， 每次一两个人 ， 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者特别的想法 。 虽然跟学术有点关系 ， 但氛围比较轻松 。 记得有一次我讲了自己对晚明文化的一些看法 ， 因为我研究这个 。 有一些想法跟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对明朝的看法很不一样 。 叶老师听了很高兴 ， 她说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 我很惭愧 ， 因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做出来 。 她当时特别跟我说 ， 我讲的几点她很感兴趣：一个是当时对男女关系、对女性意识及性关系所采取的开放态度；一个是他们的自我揶揄 ， 以嘲讽的态度批评道德规范；还有一点是 ， 追求雅化生活的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叶老师虽不研究这些 ， 可是对我的鼓励与点拨都非常好 。 总之 ， 在这个沙龙上 ， 大家就是聚会、聊天 ， 环绕着文史主题 ， 天南地北地发挥 ， 赵如兰老师还会煮八宝粥给大家吃 。 那段生活真是有趣！
现在回想起来 ， 这些老一辈的先生虽然离中国很远 ， 可他们思考的东西 ， 都跟中国的文化传承有关 。 大家始终对中国心存向往 。 这种向往让我们的生命有了许多意义 ， 在互相讨论中 ， 我们回到一个文学的、古典的中国 。 而当叶老师和我在很多年后回到大陆 ， 看到西湖还是像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宋词中描摹的那样美 ， 我们都意识到 ， 许多东西是与文化审美连在一起的 ， 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散 。
叶老师平时打扮得很优雅 ， 每次上课时的仪容也很漂亮 ， 有大家闺秀的贵气 。 我还记得 ， 大四那年听她讲《杜甫诗》 ， 她讲到杜甫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各种不幸 ， 口气带有沉重的沧桑 ， 好像她自己就变成了杜甫 。 她自己遭遇过时代动荡、家庭不幸 ， 而这些她在教书时从没有让我们做学生的察觉到 。 她在课上谈笑风生 ， 大家都听得好高兴 ， 下了课也不想走 ， 直到上下一堂课的人挤进来把我们赶出去 。 即便是后来她的女儿女婿意外离世 ， 她照样和我们谈诗论词 ， 好像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 。 那时我就觉得 ， 叶老师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非比寻常 。 她当然没有再谈笑风生 ， 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她内心巨大的痛苦 ， 可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跟我们交谈 ， 还是继续做之前在做的学问 。 她把这些苦难的经历 ， 统统转化为理解古人和诗词的养分 。 许多人讲诗讲文学 ， 我听起来总觉得很空 ， 因为没有真情实感的投入 ， 而叶老师讲的时候 ， 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 她不仅投入感情 ， 还分析得很深刻 。 一般学者只是引经据典 ， 把学问摆给你 ， 她却能把你整个人跟她讲的文化连起来 ， 还告诉你古诗词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
叶老师时常引史为证 ， 把读诗的体会放到历史的具体环境 ， 让你感受诗人写诗的心境 。 她讲《杜甫诗》的时候 ， 已经表现出这个倾向 ， 这应该是受到传统中国文史教育的影响 。 不过 ， 叶老师从不把自己限制在传统解诗的框架中 ， 而是不停吸收西方新批评的东西 。 无论是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 还是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 ， 这些她在1960年代中期上课时都讲到了 。 我是外文系的 ， 当时学的就是新批评这一套 ， 所以对这些很敏感 。 我印象很深 ， 有一次叶老师上《诗选》课 ， 那是1965年下半年 ， 我忘记当时讲的什么诗 ， 她突然提到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 恰好我刚读过 ， 听她讲来只觉耳目一新 。 叶老师不仅文史底子扎实 ， 研究视野更是开阔 ， 总是不断学习未知的东西 。 但她也不会被流行的理论所迷惑 ， 不会硬套这些理论 ， 更不会学了西方的新东西 ， 就把自己的旧传统统统抛掉 。 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 。 叶老师197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 ， 列举了把西方文艺理论生套进古典诗歌研究中产生的各种误读 ， 强调了文学传统的重要性 。 虽然我是台大外文系的 ， 但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站在叶老师这边 ， 对那种乱联想、没有历史根据的结论很不赞成 。 就像叶老师文中说的：“要养成对中国旧诗正确的鉴赏能力必须从正统源流入手 ， 这样才不致为浅薄俗滥的作品所轻易蒙骗 ， 再则也才能对后世诗歌的继承拓展、主流与别派都有正确的辨别能力 ， 如此才能够对一首诗歌给予适当的评价 。 ”
和叶老师来往了五十多年 ， 我越来越觉得她了不起 。 可以说 ， 叶老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一面 ， 是一泓清溪 。 她讲诗词 ， 更是教我们做人 ， 教我们如何把诗词中的力量吸收进来 ， 去面对现实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肮脏龌龊 ， 教我们永远不要同流合污 。 作为一位在传统家庭中成长的女性 ， 她遭遇过那么多困难 ， 担负了那么多责任 ， 这对于男性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
我到香港后 ， 创立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 ， 曾请她来担任客座教授 ， 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 ， 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 。 我们把叶老师安置在黄凤翎楼 ， 那个楼下面有厨房 ， 上面有蛮大的套房 ， 她一个人住了一学期 。 她那时候八十多岁 ， 讲起课来还是当年跑野马的感觉 ， 最重要的是 ， 背后都有很深层的人生体验 。
【炎黄文化|中国文化的一泓清溪】叶老师离开香港前我去送行 ， 一进去就见到她在收拾行李 。 她说：“我都习惯了 ， 旅行时都是这样 ， 都是自己做 。 ”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头 ， 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 ， 我去的时候她已经绑得差不多了 ， 而且绑得非常好 。 她说：“我自己照顾自己 ， 一点问题都没有 。 ”我心想 ， 我们能够做到老师的十之一二就很不错了 。
【炎黄文化|中国文化的一泓清溪】（作者：郑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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