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费飙升、文凭贬值、精英机制失灵——美国高等教育深陷危机( 二 )
Zaloom认为 ， 这主要导致了三个道德困境 。 首先 ， 当他们的孩子还年轻时 ， 父母就要面临家庭财政支出之间的艰难取舍：是为孩子的大学教育存钱还是满足当下的家庭需求开销 。 当孩子还小时 ， 很少有父母选择为大学做储蓄 ， 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在这个阶段把投资花在小孩的发展上 。 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美国人拥有小孩的大学储蓄帐户 ， 而这拨人也比一般人富裕很多 。 对于那些从事中产阶层工作的人 ， 为孩子存够足够的上大学的钱就意味着对其他活动的妥协 ， 比如音乐、教育、旅行、运动、课外辅导 。 这些活动既能丰富孩子的生活 ， 又能让他们与同龄人保持同步 ， 锻炼他们的自律意识 ， 并训练他们的社交技能 。 矛盾的是 ， 给孩子报名多参加这类活动就会消耗这些家庭的高等教育储蓄金 。
第二个道德困境发生在孩子们开始申请大学时 。 几乎每个家庭 ， 都砸锅卖铁地要让孩子去对他发展最有利的大学 。 家长对选校有很多考虑 ， 不仅是找到一个负担得起的学习场所 ， 更是要找到最有可能建立社交网络 ， 创造生活和职业机会的环境 。 因此哪怕存在诸多风险 ， 父母和孩子都会优先考虑最优选项的学校 ， 然后再寻找解决费用的办法 。
第三个道德困境被Zaloom称为“社会投机” ， 它的含义是今天的父母必须为教育投资下注 ， 以确保他们明天在中产阶级中占有一席之地 。 但很可惜 ， 父母并不能保证这笔赌注能为父母自己或孩子带来回报 ， 并且通常他们并未得到期待的回报 。 相应的 ， 父母的储蓄计划从此后通通打乱 ， 在日后遇到健康紧急情况 ， 诸如失业、家庭破裂等十分普遍但无法预料的境况时显得捉襟见肘 。 同样 ， 许多孩子在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高薪工作 ， 这迫使他们在成年后最清贫的十年中承担着还清债务的重担 。 支付高昂的大学费用还意味着危害父母的长期财务安全 。 父母花在子女教育上的钱越多 ， 他们退休帐户中的钱就越少 。
针对这一现象 ， Zaloom犀利地指出一个潜在的悖论：父母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巨额投资 ， 以使子女能够维持或达到中产阶级的地位 ， 但与此同时 ， 他们增加了自己退出中产阶级的风险 。 通常财务顾问给父母的理财建议是 ， 想象他们和孩子同时在一架失重的机舱里 ， 他们应先确保自己的氧气面罩（退休储蓄） ， 然后才帮助孩子（上大学的花费） 。 但是实际上 ， 父母的行为就像在飞机上一样 ， 他们选择首先照顾孩子 。 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全国的家庭财务储蓄状况少得可怜 。 美国家庭存款储蓄的中位数只有约12000美元 。 这些家庭开玩笑说唯有中彩票才可能将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 Zaloom对这样的美国教育制度感到悲观 ， 当大学教育掏光美国中产家庭的一切 ， 美国梦脆弱得遥不可及 。
日趋贬值的文凭与失灵的精英机制
早在疫情发生前 ， 对美国高等教育泡沫的批评声就不绝于耳 。 高昂学费的上涨伴随着大学不断扩招 ， 而和国内最近甚嚣尘上的对文凭贬值的讨论一样 ， 美国的文凭缩水在近十年也非常明显 。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 ， 从2000年来 ， 美国拥有硕士和博士文凭的人数翻了一倍 ， 而本科文凭也是大幅上涨 。 这样的人数扩招所带动的水涨船高不难解释在劳动力市场上越发贬值的文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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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7年 ， 就有评论指出 “大学文凭可能正在成为新的高中文凭“ 。 在过去几十年里 ， 大学生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优势明显 ， 从1980年以来 ， 随着大学毕业生从高中学历的人中脱颖而出 ， 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 但在一项2016年国家经济研究局Robert Valletta教授关于学历溢价的研究中却发现 ， 近年来这两者间增长趋于平稳 。 尽管拥有大学文凭的员工和只拥有高中文凭员工的收入差在1980年代迅速增长 ， 但这两者间的收入差在1990年代开始放缓 。 在2000到2010年之间 ， 这收入差只略微浮动增长 ， 而在2010到2015年期间 ， 收入差就一直没变过 。 Valletta认为 ， 驱动高等教育高回报的因素这些年已减弱了不少 。 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发展 。 一方面 ，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技术投资刺激了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 ， 因为工作越来越需要与学士学位相关的更高水平的认知技能 。2000年之后 ， 由于资金开始流向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领域 ， 这些技术取代了较低级别的工作 ， 但近年来 ， 自动化已开始取代所有行业中具有四年制学位的工人所担任的工作 。 这样的结果导致具有学士学位的工人被迫从事低工资低技能工作 。 现在 ， 四年制学位不再是获得高薪管理职位的入场券 ， 而是进入任何工作的最低入场券 。 Valletta的研究表明 “教育集团间为高薪工作展开了无比激烈的竞争” 。 但同时 ， Valletta谨慎地指出 ， 这并不表示年轻人可以不读大学 。 他说 ， 总的来说 ， 高等教育可以为员工带来比高中文凭更高的收入 ， 但专业选择非常重要 。
而这次新冠危机之下 ， 当高风险低收入群体比如外卖员、护士成为人们口中“必不可少的工人”（essential worker）时 ， 又印证了学者们近年来对当代精英体制所带来弊端的批判 。 长久以来 ， 社会都对“认知劳动”（cognitive work）推崇备至 ， 也就是看重它背后所代表的理性、逻辑、分析、对抽象事物的理解等能力 。 但这次新冠疫情却向人们揭示了非认知类工作的重要性 ， 也会让更多人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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