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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考工记|漫话北京之兴

漫话北京之兴
邸永君《百科知识》
周礼·考工记|漫话北京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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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 ， 作为北京城重要发展阶段的金中都与元大都 ， 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兴建 ， 但方位却并无重合 。 笔者现就所知展示其来龙去脉 ， 以飨读者 。
气象初显金中都
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兴建 ， 一方面必然会受其制约 ， 而另一方面 ， 因其以宋汴京为蓝本 ， 使宫城位置更居中 ， 从而更接近《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对王城的总体布局 。 主其事者 ， 乃中原文化修养极高的重臣张浩、苏保衡等 。
金中都采用三重格局 ， 即大城、皇城与宫城 。
大城即外城 ， 呈方形 ， 原有城门十二 ， 南面居中为丰宜 ， 左为端礼 ， 右为景风；东面居中为阳春 ， 左为宣曜 ， 右为施仁；西面居中为丽泽 ， 左为灏华 ， 右为彰义；北面居中为通玄门 ， 左为会城 ， 右为崇智 。 后因位于中都城东北之大宁宫建成 ， 为前往便捷 ， 故辟光泰门 ， 遂有十三门之数 。 光泰门很可能位于会城门内天宁寺附近 ， 亦有可能在金代漕运沿线一带 。
都城之内乃皇城 ， 位置在大城偏西 ， 而尚未居中 。 其东西窄、南北长 ， 周围三里 ， 有城门四 ， 东宣华门 ， 南宣阳门 ， 西玉华门 ， 北拱辰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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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中建有宫城 ， 中心建筑为大安殿 ， 乃朝会庆典之所 。 皇城之西玉华门外 ， 辟有皇家园林 ， 曰同乐园、鱼藻池 ， 鱼藻池即太液池 。 宫城居城中而略偏西南 ， 纵轴与丰宜门至通玄门之南北线重合 ， 南为宣阳门 ， 北有拱辰门 ， 东、西分别为宣华门、玉华门 。 宫城前部为官衙 ， 北部为宫殿 。 若按“前朝后市”仪制 ， 商业中心应在北面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之内 。 而城门、宫殿等建筑之命名 ， 亦足以见证当时君臣中原文化学养之深厚 。
且参照当时汴京之制 ， 于宫城之外、皇城之内安置行政机构及皇家宫苑 ， 皇城南部以当中御道分界 ， 东侧为太庙、球场、来宁馆 ， 西侧为尚书省、六部、会同馆等衙署 ， 使“左祖右社 ， 前朝后世”格局初步形成 。 另外 ， 城内增设祭祀建筑 ， 如天坛、风师坛、雨师坛、朝日坛、夕月坛等 ， 使礼制完备、气象初显 ， 从而为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之布局 ， 奠定了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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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新建元大都
元大都则是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 ， 也是唯一一座采用街巷制创建之新都 。 中轴线南起丽正门 ， 穿过皇城的棂星门 ， 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 ， 经万宁桥 ， 直抵中心阁 。 于核心地带 ， 筑有皇城 ， 中轴线上 ， 前后排列主要宫殿 。
元大都格局 ， 准确体现《周礼·考工记》所云之“左祖右社 ， 前朝后市”的规制 。 左祖 ， 即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右社 ， 即社稷坛位于皇城之西；前朝即皇城 ， 位于都城南部；后市即商业区 ， 位于都城北区 。 此等规制 ， 与中华传统文化讲求对称之审美法则最为相符 ， 令人称道 。
因择址新建 ， 元大都规划未受旧格局掣肘 ， 故而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 ， 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 。 《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 ， 方九里 ， 旁三门 ， 国中九经九纬 ， 经涂九轨 。 ”即都城为方形 ， 四壁各设三门 。 其为周人根据礼制思想所提出的一种理想设计方案 ， 而严格按《周礼·考工记》规定建造之都城 ， 一直未曾获见 。 相比而言 ， 元大都与《周礼·考工记》规划思路最为接近 。 唯一不合之处 ， 乃北墙不依“旁三门”之制 ， 只开安贞、健德二门 。 考其原因 ， 史书未载 。 然究而察之 ， 当与堪舆理念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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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 ， 负责大都规划者刘秉忠 ， 曾出家为僧 ， 法号子聪 ， 自幼熟读经史 ， “尤邃于《易》 ， 及邵氏（雍）《皇极经世书》” ， “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 ， 无不精通” ， 故依堪舆之术、风水之理予以变通 ， 亦在必然 。
以风水角度言之 ， 南属阳 ， 北属阴 ， 元大都布局规整而对称 ， 若南北两垣均辟三门 ， 因城门南北相对 ， 则阳气从南门入城后 ， 沿中轴线北行 ， 经皇城、宫城直抵北墙 ， 气必自中门而泄 ， 属非吉之形、不祥之象 。 为除“气泄”之弊 ， 故将北墙改为二门 ， 以收“挡气”之效 。 此外 ， 南为阳 ， 北为阴；奇数为阳 ， 偶数为阴 ， 故大都南垣取阳而辟建三门 ， 北门就阴而只设二门 ， 阴阳相合 ， 大吉大利也 。 刘秉忠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 ， 其才华得到充分施展 。
元朝国号与开国年号 ， 乃择取于《易》 。 国号“大元” ， 出自《易·乾》“大哉乾元 ， 万物资始 ， 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坤》“至哉坤元 ， 万物资生 ， 乃顺承天” 。 乾坤相合 ， 阴阳相配 ， 甚为得体 。
【周礼·考工记|漫话北京之兴】此外 ， 营造大都 ， 不仅依《周礼·考工记》制定总体方案 ， 且据《易》为十一座城门命名：北健德、安贞 ， 东光熙、崇仁、齐化 ， 南文明、丽正、顺承 ， 西平则、和义、肃清 ， 皆遣词典雅 ， 寓意深邃 。 如“丽正”出自《易·离》“重明以丽乎正 ， 乃化成天下” ， “文明”出自《易·乾》“见龙在田 ， 天下文明” ， “安贞”出自《易·讼》“复即命 ， 渝安贞” ， 等等 。
刘秉忠据《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之意 ， 将大都街道按方位分为五十坊 。 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 ， 虽有坊门 ， 但无坊墙 ， 坊门仅为标志而已 。 大都城有中心台 ， 位于城市东西南北之中心 ， 以为坐标定位之基准 ， 于中国城市建筑史上 ， 尚属首创 。 其占地一亩 ， 其旁有中心阁 。 元末熊梦祥所撰《析津志》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 。 ”在中心台正南有石碑 ， 刻“中心之台”四字 。 中心阁在中心台之东 ， 正位于大都城中轴线上 ， 其具体方位 ， 与当今之鼓楼相去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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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与四合院
就城中街道坊巷布局而论 ， 金中都时期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之街道 ， 仍保留唐代里坊的形式 ， 各坊之间彼此隔绝 ， 相对封闭；而金代新建部分 ， 则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街巷之格局 ， 各街巷间不设围墙 ， 畅行无阻 。 二者共处于同一城市之中 ， 乃元大都胡同格局的过渡阶段 。
而元大都街道布局 ， 则依照《周礼·考工记》 ， 全城各有九条东西、南北干道 ， 加之若干胡同 ， 划成方整的棋盘形制 。 街道亦有统一标准 ， 元《析津志》载：“天衢肆宽广 ， 九轨可并驰 。 自南至北 ， 谓之经；自东向西 ， 谓之纬 。 大街二十四步阔 ， 小街十二步阔 。 三百八十四火巷 ， 二十九衖通 。 ”“衖通”二字本方言 ， 即胡同（原作衚衕） ， 系蒙古语hudug之音译 ， 意为水井 。 其最早出现于元大都时期 ， 如在元代关汉卿所作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 ， 即有“直杀一个血衚衕”之语；李好古所撰《沙门岛张生煮海》中 ， 有“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儿衚衕总铺门前来等我”之句 。 砖塔胡同位于西四地区 ， 至今尚在且名称未改 ， 乃北京胡同之祖 。 元代以降 ， 胡同已成北京最具代表性之标志 。
据《析津志》载 ， 元大都建成后 ， 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之迁京城者 ， 以赀高（有钱）及居职（有职）者为先 ， 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 ， 分予迁入大都居住之富商、官员 ， 以建造住宅 ， 由此 ， 开启了大规模营造四合院住宅的过程 。 被视为北京四合院雏形的当今后英房胡同四合院遗址 ， 便是元大都时期民居建筑的遗存 。 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 ， 一般以黏土烧制而成的长砖为建筑材料 ， 垒砌成房屋、院墙与院门 ， 屋顶多为木梁架组成 ， 或部分使用石构件 ， 上覆陶瓦 。 依四个方向而建的房屋及院墙 ， 组成一个四方或长方形封闭院落 。 而考虑到建筑风格之继承性 ， 可以断言 ， 辽南京尤其是金中都时期的民居建筑 ， 亦当与传统四合院形制相去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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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承金制与《易》理
元大都的兴建 ， 晚于金中都百余年 ， 元朝国力又远超当年金朝 ， 都城规模上即可体现 。 元大都周回六十里 ， 面积约三倍于金中都 。 从金中都到元大都的城市发展走向 ， 无疑为其后明清北京城之规制提供了优良范式 ， 奠定了坚实基础 。
史家夙有“元承金制”之论 。 回首当年 ， 忽必烈将国都南迁与当年金代完颜亮迁都之动机 ， 多有相同之处 。 首先 ， 二人继位皆非依惯例 ， 合法性受到质疑；二是对中原文化心仪神往 ， 重用汉人 ， 实行汉制 ， 遭遇保守派抵制；三是因挥戈南指 ， 所向披靡 ， 进据中原 ， 急需就近统治 ， 不然会有鞭长莫及之虞；四是燕京地势、位置 ， 适作大国之都 。 颇值得一提者 ， 金天德五年（1153年） ， 金完颜亮迁都燕京 ， 易名“中都” ， 依《易》“贞下起元”之旨 ， 改年号曰“贞元”；而元中统五年（1264年） ， 忽必烈亦迁都燕京（1215年 ， 改原金中都为燕京）时 ， 竟同样定其名曰“中都” ， 并依《易》“至哉坤元”之旨 ， 改年号曰“至元” 。 直至至元九年（1272年） ， 才将中都改名为大都 。 巧合乎？宿命乎？然而 ， 其绝非元步金之后尘 ， 而是顺应历史之正确抉择、昂扬进取之英明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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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乃群经之首 ， 大道之源 ， 凝结并代表着中华先人之最高智慧 ， 是中原文化体系中最为深邃、最具魅力之经典 。 通过对金中都与元大都营造过程之回顾 ， 我们不难发现 ， 金、元最高统治者能对《易》及深通易理之中原儒士深信不疑 ， 足以说明其境界之宏远、胸襟之博大 。
《易·系辞》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 ”中华文化源于农耕 ， 绵延数千年 ， 一以贯之 ， 未曾中断；然其天性主静、尚重 ， 正《老子》所谓“静为躁君、重为轻根”是也 。 久之 ， 未免趋于静笃、阴柔 。 若无全新文化因子注入 ， 则难免弱化、退化 ， 活力渐失 。 然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规律 ， 又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总能从游牧文化中获取活力 ， 使由盛而衰之势得以扭转 。 首先是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突然崛起 ， 迅速强大 ， 继而纷纷南下 ， 入主中原；其后则改变生产生活方式 ， 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 ， 融入北方游牧文化之阳刚之气的新型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 ， 并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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