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心理|为什么律师会帮罪大恶极的人辩护？他们不会有负罪感吗？每天耕耘最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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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程序决定了辩护律师存在的必要性律师要为“坏人”做辩护，这是必然和必须的。如果一个律师对这个问题不清楚不明白，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律师。
法律与民众之间，是有鸿沟的。
这不仅因为法律本身是社会关系的精妙拆解与界定，涉及到各种逻辑、推论和条款，更是因为民众只有在涉及到具体情境中之后，才有可能发现自己在多层关系中的身份和角色，以及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其实远非自己认为的那么单一可靠可信。
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种种决定和行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和影响其他人；而这些影响，哪怕是无意中的，也有可能因为蝴蝶效应而产生恶性后果。

一个律师的使命，跟一个司法机关的使命是一样的。如果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的法律判决，不是经过律师苛刻的挑剔与证据逻辑上的周全，那么这个判决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 ——刑法学人罗翔

而律师就是专门界定这些不可预测的、人力不可控因素的人；理论上各种法律关系和条款，也正是在为人类社会中这些隐性关系服务。
关于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暴露出了思维的局限性。
因为站在律师的角度，法律就是界定人的行为合理与否的条款。而一个人，在尚未被定罪之前，是不能被称之为坏人的。
这不仅涉及到天然人的权利，更关乎一个社会和国家法律法制体系完善与否。让我们来看看，律师为坏人变化的司法程序必然。

以我们国家的司法体系现状为例。
首先，公安局负责案件侦破，并收集犯罪证据。其次，检察院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诉讼，告知法院为什么这个“坏人”应该被提起人民审判。
然后，法院以公开审判的形式来厘清被公诉人是不是 “坏人” ，由律师当庭辩护，陈述事实的各种可能。最后法院听取双方辩护之后，以裁判书的形式来确认被公诉人是否为坏人。
至此，一个公民才会被法律程序裁决出他到底算是坏人，还是只是被人们眼中口中片面结论而得出的“坏人”结论。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那么任何被怀疑者，都只能仅仅是犯罪嫌疑人。
现在大家就该明白了，司法程序并不是什么简单流程，而是一个严肃的界定和推论推理过程。 “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也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和必须坚守的底线。

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很多行为就会被人为的混淆甚至颠倒，最终导致是非不清，例如：
1. 公安局收集证据过程会否有刑讯逼供？
2. 检察院起诉时会否故意混淆弄错罪名？
3. 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是否会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
4. 公众并非不相信公权力，而是不相信行使公权力的人。
5. “坏人”是否真是坏人，需要辩护律师在案件过程中，对公检法人员办案过程进行监控。
这种监控，真实意义上是说，在法庭上，法官居高位行使审判职能，检察官在右下方行使控诉职能，律师在左下方展开辩护职能。
控、辩、审三相面而立，让控辩双方充分辩论，让真相和细节在辩论中呈现出来，而最终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审判程序上的公正，让真正作恶的“坏人”心服口服，让民众知晓案情的来由。
经历过这个过程后，法院再以判决书的形式公告所有流程和结果，最终宣判一个人是否有罪。

所以说，辩护律师是为人辩护的，法律流程上的公诉机构和法院则是国家架构上的制度保证，只有当二者同时发力共同探讨一个真理，才有可能厘清事实，惩罚真正的罪犯，让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此框架清楚的基础上，再回头看律师角色，你就会发现，他仅仅是这个庞大系统上运转的螺丝钉而已。无论是为善者辩论，还是为恶人辩护，他都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善恶无关，只于职业特征有关。
也许你会质疑和反驳：如果我是律师，就不会选择去给恶人辩护，给杀人犯辩护，是对我个人职业的一种侮辱。关于这种思维，此前罗翔律师的那句话已经说的非常清楚明白了。
我们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要先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