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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很多大师偏科严重，却还进了很牛的大学，这都跟自主招生有关

1921年 ， 民国东南大学招生考试中 ， 有一份令老师们惊诧、赞叹的国文卷子 ， 评卷后 ， 老师们给打了满分 。 这名考生名叫卢冀野 ， 是一位年仅16岁的金陵才子：他10岁能做成人之文 ， “年十二三始好韵语” ， 十四五岁时就写出一些气象清新、开阔的佳作 。
【民国很多大师偏科严重，却还进了很牛的大学，这都跟自主招生有关】但让人奇怪的是 ， 卢冀野此次考试没被录取 ， 原因是数学零分 。 更有趣的是 ， 第二年卢冀野“卷土重来” ， 却以“特别生”被破格录取 。 入学后 ， 他也确实没让老师们失望：结交文武人才 ， 一手创办学校最早的学生刊物 ， 同年 ， 他还成了词曲大师吴梅的得意门生 。
“若问江南卢冀野 ， 而今消瘦似梅花” 。 后人评价称 ， 卢冀野若非在46岁早逝 ， 他的成就应该更高—他的同班同学唐圭璋、任半塘 ， 后来成了中国当代词学大师 ， 王季思则是戏曲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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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民国时期类似卢冀野这样的偏科人才 ， 被破格录取的相当不少 。 著名的如钱钟书 ， 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 ， 进了清华；著名力学家钱伟长 ， 中文、历史满分 ， 而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加起来25分 ， 进了清华；历史学家吴晗则是货真价实的数学零分 ， 也进了清华 。
特别有趣的是 ， 1929年拍板破格录取钱钟书的清华校长罗家伦 ， 自己在1917年报考北大文科时 ， 也差点落榜 。 幸运的是 ， 恰逢胡适判阅其作文试卷 ， 胡适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了满分 ， 并向学校招生委员会荐才 。 但校委们一看罗家伦的成绩单 ， 数学成绩是零分 ， 其他各科分数也平平 。 好在取弃争论之际 ， 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 ， 破格录取了罗家伦 。 这才有了罗家伦后来的成就：成为“五四”风云人物、“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 传诵一时的《五四宣言》也是他的手笔 。
这些偏科天才之所以能被破格录取 ， 首先是因为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高考自主招生制度 。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 即实行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考试政策 。 因此 ， 各校招生考试科目不尽相同 ， 如北大招生考试分第一类和第二类 ， 第一类为文、法、商三科招生 ， 别的不考 ， 必考中文和英文；第二类为理、工科招生 ， 则要考数学 。
到1929年 ， 北京大学本科生入学则仅考国文、外文（英文、德文和法文选其一）、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化学五门 。 而且 ， 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 。 但武汉大学文科入学 ， 就要考国文、党义、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 ， 没有英文；理科则为国文、党义、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生物 。
教育学者们认为民国初期实施自主招生的原因 ， 首先是当时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起步之初 ， 发展快但不平衡 ， 各高校性质、层次和规模差异显著 ， 很难用同一标准招考学生；其次 ， 这也是清末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自然延续 ， 因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初 ， 中等学校毕业生数量不足 ， 高校只有从办学实际出发 ， 多途并举 ， 才能招到足够的学生 。
并且 ，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不休、社会动荡不安 ， 民国政府权威有限 ， 没有也不可能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学生入学考试规程 。 而当时的高校数量也少 ， 于是 ， 由学校自主招生 ， 便成了最简便易行的选择 。
更重要的是 ， 民国时期主政者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 ， 认为选官考试和教育考试应当分离的观念非常强烈 ， 大学的目标在培养人才而非官僚 ， 无须统一标准一刀切 。 因此 ， 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选拔 ， 另有一套与高校招生考试并行、互不相干的独立体系 ， 并有专门的考试与人事管理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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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对延续1300年的科举“选拔官吏、沟通社会、统摄教育”教育观念的强烈反弹 ， 此类科举制功能表述最终的指向 ， 概而言之便是“学而优则仕” 。 而这正是经历过晚清科举制的民国初期主政者、新派学界精英所强烈反对的 。
另一方面 ， 自主招生体系也可视为民国大学学术独立性的侧影 。 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大学者 ， 非有大楼之谓也 ， 有大师之谓也 。 ”他在清华确立了“教授治校”的传统 ， 但这一传统并非清华独有：北大蔡元培、浙大竺可桢、南开张伯苓……他们普遍有崇高的道德操守和人格力量 。 这使得后来很容易被质疑的“高校自主招生灰色寻租空间”问题 ， 在他们身上却完全不是问题 。
以梅贻琦为例 ， 他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 。 当年 ， 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 ， 因为成绩不合格 ， 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 ， 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 ， 一个去了燕京大学 。
其实 ， 在梅祖芬考清华的1946年 ， 还有两个名人的女儿报考清华大学落榜了 。 她们就是梁再冰和冯钟璞 。 梁再冰的父亲是梁思成 ，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的父亲是冯友兰 ，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
不过 ， 民国时期的单独招生 ， 也并非全无系统性弊端 。 单独招生注重的是个性 ， 但当时全国在校大学生中 ， 有七成以上都是文科生 ， 这个比例和当时中国对大批科技、工业人才的需求 ， 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 这其实也是中国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仕途导向的结果 ， 官僚们熟读四书五经、治国韬略 ， 却非常轻视科学技术 ， 视之为“奇技淫巧”而大加排斥 。
重文轻理的传统弊病 ， 迫使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33年起强制实行“比例招生法” ， 即文科生比例不得超过实科（理科）生 。 在此之前 ， 各个高校已经实行了文理分科 ， 但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并没有强行规定 ， 考生想报什么和学什么全凭自身兴趣 。 1935年 ， 国民政府教育部更是直接给各高校下达了文理两科的招生人数 ， 这是中国高校“计划招生”的开始 ， 此法一直沿用至今 。
作为“计划招生”思路的延续 ， 到1938年 ， 民国实行了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全国统一高考 ， 也是按计划招生 ， 也分文理科 ， 还为此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 。 只是 ， 考生仍需像前清一样“赶考” ， 因为当时全国只设了武昌、长沙等12个招生区 ， 南京、上海、北京都被日寇占领了 ， 无法设点 。
民国很多大师偏科严重，却还进了很牛的大学，这都跟自主招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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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倒是很接近今天的高考科目 ， 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 ， 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 ， 文、法、商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则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医、农科则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
新推出的全国统一高考 ， 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 道理很简单 ， 在当时人看来 ， 相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来说 ， 它更公平、更科学 。 但民国统一高考仅仅进行了三年 ， 就因为1941年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而无法组织了 ， 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招生”“委托招生”制度 。 由民国教育部划分出相应考区 ， 指定区内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张卷子 ， 设一家召集大学组织牵头 ， 联合招生 。
1942年 ， 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 。 如昆明区以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所属10个院校 ， 则以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 。 联合招生的报名、命题、阅卷等事宜 ， 一般根据民国教育部的规定 ， 由各考区自己决定 。 但各校的招生名额须由教育部审核 ， 招生不足时可组织第二次考试 。
此后 ， 经历抗战和解放战争 ， 直到1949年败退中国台湾 ， 民国政府始终没能在大陆再次组织起全国统一高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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