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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大谱师：区域史研究与族谱、方志等史料价值问题


方志|大谱师：区域史研究与族谱、方志等史料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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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亮1 ， 艾 静2
摘 要：区域史研究的区域范围直接决定着研究所采用的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方法 ， 同时也直接决定着史料文献的选取 。 族谱、方志等文献资料在区域史研究中具有补充正史记载不足、佐证正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 是研究地方区域史、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史的基本资料 。 然而 ， 族谱、方志等资料并非完全可信 ， 需要参详考据 ， 在使用中还应符合宏观历史背景 ， 并以正史文献为基本依据 。
关键词：区域史；族谱；方志；明代移民
区域史研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 从某个方面来说 ， 研究区域范围的大小不同 ， 所涉理论与方法不同 ， 如宏观史学、中观史学和微观史学 。 华北区域灾害史研究就不能离开宏观史学 ， 石家庄市桥西区振头乡的历史变迁就应以微观史学理论和方法作指导 。 因此 ， 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区域范围的选择直接相关 ， 文献资料的择取也是如此 。 方志、族谱类资料适用于较小地域范围的区域史或地方史研究 ， 如省、府、州、县、村镇 。 然而 ， 这类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可信度一直遭受怀疑 ， 其价值也未得到正面充分肯定 。
一、杂谈当前区域史研究

历史研究是研究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的人类社会 ， 是时空结合背景下动态的人类发展 。 但是 ， 以往多数研究习于将纵向的时间轴作为核心和主线 ， 而空间纬度只是提供研究社会场景 。 在两者关系上 ， 以时间为主 ， 以空间为辅 ， 注重发展脉络、前因后果 。 那么 ， 区域史研究使人们再次重视空间纬度的价值 ， 使空间纬度回到其应有的地位 。 区域史研究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 它本来就是全局史、整体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 又与通史、断代史相辅相成、互相佐证 。

“近年来 ， 从研究地域范围看 ， 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区域史研究不断走向兴盛 ， 二是全球史研究迅速兴起 。 ”[1]区域史的概念和范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区域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也已为学界公认 ， 本文都不作专门探讨 ， 只是谈谈区域史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选择 。 当前来看 ， 有全球史视野下的区域史 ， 如东亚史、中东史、欧洲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①；有传统意义下的区域史 ， 分两类 ， 一类是英国史、法国史等 ， 另一类是河北地方史、闽南地方研究等；还有就是比较冷门的流域史、府县地方史、村镇史 。 因此区域史的视野和定位是非常开放的 。 以国内区域史未来研究前景来看 ， 可以按行政区划 ， 一市、一县、一乡、一镇、一村 ， 近同于地方史；可以按类型划分 ， 如自然区域、经济区域、人文区域；也可以跨界跨行政区域 ， 如永定河流域史 ， 地跨山西、内蒙、北京、河北、天津 ， 滦史流域史 ， 地跨承德、唐山几个地市和县；还可以跨自然、经济、人文区域 ， 如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 总之 ， 可以依研究的视野、立足点和研究内容而定 。 当然 ， “比较严格意义的区域史” ， 应是指“内在联系紧密的、具有明显同一性的独特区域”[2] ， 不是随意划定的 。

但是 ， 区域史研究还要避免碎片化 ， 即过于强调某一区域的异质性、独特性 ， 忽视与其它区域的同质性 。 “同质性注重某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同之处 ， 这样可以保证以这个区域为基础进行延展性研究 ， 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异质性注重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异之处 ， 这样可以使这个区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 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追求 。 ”[1]例如在明清时期府县制度研究中 ， 承德府县设置和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 ， 其军政地位、民族关系 ， 都与同期其它地方府县不同 。 然而 ， 又应该在整个府县制度的视野下 ， 在同质性的平台上探究其异质性 ， 才能避免“一叶障目 ， 不见森林” 。
二、族谱、方志在区域史研究中的价值

以往正史 ， 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等 ， 基本是从国家层面出发 ， 涉及到地方问题 ， 不仅资料较少 ， 而且往往止于府县 。 因此 ， 若研究府县及更底层社会 ， 往往难以依据正史记载 ， 只能广猎地方文献 ， 如方志、族谱、碑刻等 。 这就使这类史料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确切来说 ， 族谱、方志、碑刻等具有与正史互补、互证的作用 。 举例来说 ， 从京南明代移民区域的方志和族谱梳理中 ， 发现了《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几种正史没有记载的现象：一是“族谱不过明” 。 遍访京南各地 ， 在移民后代中根本找不到明朝建立之前的族谱 。 陈玲在其《从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北京的移民情况》一文中 ， 例举了大量洪武时期卫所移民、代役或继职移民、山后移民、富户移民和永乐朝的文武百官及吏员移民、因军功封官北京或因才能入仕北京等各类移民的墓志铭 ， 即使铭文中有明朝之前先祖及籍贯的粗略记载 ， 而其始祖最早也只能追记到洪武初年 。 [3]献县纪晓岚纪氏宗族最早也只追溯到永乐初年 ， 而其始祖是以永乐御前钦差赐赠三品自应天府北迁的 ， 如此大族为何不祖述明代以前？二是定居京南的第一代移民为族谱上的移民始祖 。 如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西码头陈氏 ， 为陈静带着四个儿子北迁 ， 但分居在黄骅的始祖是陈静长子陈伯仁、文安的始祖是陈静次子陈伯义（另外两子不可考） ， 献县纪氏也是如此 。 从目前发现的族谱、碑刻、墓志来看 ， 也很有可能官府只允许从第一代定居的移民作为始祖创修族谱 。 三是“同姓不得同处一地” 。 即第一代移民中的成年兄弟不能居住在同一村落甚至同一县域 。 河北省沧州黄骅市大科牛村族谱记载 ， “始祖父讳静……始祖兄弟而同来者有伯仁、伯义、伯礼……” 。 伯仁一支定居在黄骅 ， 伯义一支定居在文安 ， 分属两地 。 再如纪氏三兄弟分别北迁至今天津市静海县纪家庄（纪福为一世祖）、河北省沧州市献县景城（纪禄为一世祖 ， 纪晓岚的一世祖）、廊坊市文安县纪屯（纪寿为一世祖） ， 兄弟三人分别为各支的一世祖 ， 各支族谱也只追溯到这一代 。 这些现象和原因都未记载于正史 ， 但却恰恰可以反映出明初对移民控制的严密 ， 尤其是明成祖朱棣时的高压统治 。
方志|大谱师：区域史研究与族谱、方志等史料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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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者们对明代移民研究多以《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为基本史料 ， 再加之以浩繁的诏令奏议、秘案文档 ， 以为无上述史料基础则研究不信不立 。 但是 ， 无论是研究一府一县一地的区域史 ， 还是研究制度史、文化史等之外的普通民众的生活 ， 都无法依靠上述正史文献资料 。 国内史学研究“最大的空缺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 ， 史学研究需要从点点碎影中修复这历史的残缺 ， 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 ， 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4]109 。 但“来自底层的历史”、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确实难以记载于正史文献 ， 这就使民间的族谱碑志、文集传记、故老传闻以及地方志书在区域史研究中更具价值 。 例如 ， 有学者从“明初拟定的同姓同宗不得迁居一处的分派方案”考察了华北移民分姓的原因 ， [5]就很具有开创精神 。 这些来自民间和实地考查的资料 ， 在具体而微的探寻中更可能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 因此 ， 中国浩瀚的官方文献 ， 虽然有助于区域史尤其是较大区域的研究 ， 但府县区域 ， 一村一镇 ， 一族一地 ， 或较小自然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区域的研究 ， 却无法完全依靠官方正史记载 ， 这就使得方志、族谱、民间传说及以田野调查具有了史料补充和研究方法上的价值 。
此外 ， 史学研究应该更关注人 ， 中国传统史学很重视人物传记 ， 正史中单独一部分体裁是专门记述人物的 ， 如《本纪》《世家》《列传》 。 然而近20年来人物研究已被视为不登学术殿堂的小儿科 ， 家族谱系研究被排斥在严谨学术行列之外 。 其实 ， 区域史如府、县地方史研究中 ， 宗族、人物的梳理和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 以文安县大柳河乡西码头村陈氏宗族为例 ， 这是文安县史、大清河流域史、清代京南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的家族 。 如人们只熟知顺治、康熙、乾隆及名臣于成龙、方观承治理永定河 ， 却很少知晓陈仪的《直隶河渠志》 。 直隶大小70多条河流 ， 他亲自勘测了十之六七 ， 熟于直隶水患原因和治理方略 。 时人评价“前有郦道元 ， 后有郭守敬 ， 公实兼之” 。 可见其功业和能力 。 无视他对京津冀一带水患的勘察、治理 ， 则难以理解乾隆时期治水工程的规划和实施 。 又如曾任台湾知府的陈玉友 ， 从其可知清朝收台后对台治理的困境与艰辛、台湾土著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官场倾轧的险恶、赴台官员携眷育子之规定等 。 还如清末的陈德沛 ， 对清朝灭亡原因的独到见解 ， 应为学界深思；辞官归乡后 ， 在文安办全制女子学校 ， 启民国民间办学、办女子学校之先河 ， 为研究民国初年各地新学、女学提供了详实的史料信息 。 这些陈氏家族中的翘楚人物 ， 是区域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区域文化的代表 。 他们既是文安这个县域内的名人 ， 又是京南士子的代表 ， 还走向了全国政治舞台 ， 由他们既可以了解县域的、京南的历史风土人情 ， 又可以丰富对清代整个政治和历史的认知 。 “在区域史研究中 ， 无论是从内到外 ， 还是从外到内 ， 虽然路径不一样 ， 但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 ， 都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个区域 ， 进而更好把握历史整体 。 ”[1]
依赖族谱、方志研究区域史 ， 会更接近于历史的真象 。 例如 ， 在清代宫廷档案、会典等官方史料以及《畿辅通志》《永定河志》《顺天府志》等志书记载中 ， 清初康熙对永定河水患的治理 ， 都表现出他忧国忧民、爱民如子的形象 ， 现代学者的研究也基本如此定调 。 但实际上 ， 从霸县、永清等县志来看 ， 霸县、永清等境内几乎全为八旗贵族圈地 ， 开挖新河道、将永定河改流安次、永清交界 ， 实际上是避开圈地 ， 将水患引入圈地少的安次境内 。 因此 ， 如果仅从清廷档案、上谕等来看 ， 就会偏离治河的初因 。 另外 ， 以往史学研究中的“人” ， 基本上是抽象的“人” ， 而区域史就应展现和剖析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 是“有生命的个人” ， 有鲜活性格的形象的人 。 《文安县志》中有“二十二节烈传” ， 既是对1636年“丙子胡乱”（满族骑兵突袭大清河一带）乃至明末清初之际北方动荡社会的直接反映 ， 又是对京南各府县汉民女性情感、忠烈价值观、家族女性教化等多方面的真实写照；既有祖孙几代人慷慨赴水的群雕 ， 又有“素娴弓马”“登楼发数矢”的独描 。 朝鲜使臣的这篇追记 ， 使人读来有如亲临其境、亲睹其景之感 ， 以往历史尘埃中的人物栩栩如生 。 区域史研究不再使人感到枯燥、干瘪、无生趣 ， 它使以往的历史鲜活地展现在眼前 ， 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活起来 ， 每一个场景都清晰起来 。
所以 ， 族谱、方志以及碑刻等资料 ， 在区域史研究中 ， 既可起到补史的作用 ， 能够填补正史文献的不足 ， 又可以佐证正史的记载 ， 丰富正史的研究 。
【方志|大谱师：区域史研究与族谱、方志等史料价值问题】三、史贵有据、史贵征实——区域史研究中方志、族谱的使用
区域史研究必然涉及到文献史料的使用问题 ， 史料的可信度直接影响到区域史的研究 。 但是 ， 这种族谱或方志性质的文字可信吗？民间传说能够用来研究历史吗？这是史学研究中一直不敢正面回答的问题 。 但是 ， 就如前面明初移民的三个现象 ， 如果仅仅因为官方或正史文献等没有记载 ， 就无视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 那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 恰是因为官方文献缺失或故意消弥这些规定 ， 才使得这些族谱、方志和传说具有了研究价值和意义 。 “礼失于朝 ， 而求诸于野”的探求方法早在古代就已被采纳 ， 而今民间流传、田野调查、口述史料也得到了认可（虽然限于某种程度上） ， 所以无论是史料来源或研究方法上 ， 都不能视族谱、方志为无用之物 。
但是 ， 这并也不是说族谱、方志等资料就完全可信可据 。 如地方志 ， 就存在着许多问题 ， 查看咸丰九年（1859年）编纂的《固安县志》载：“犹龙书院 ， 在县治东 ， 傍长贞观 ， 今废 。 ”[6]260其实 ， 早在公元1741年编纂的县志中就有“犹龙书院 ， 在县治东 ， 傍长贞观 ， 今废” 。 这说明后来编纂新志时只是原文抄录 。 其他县志也有这种现象 ， 有的建筑在康熙时县志中记载“已废五十年” ， 而到光绪时的县志仍是“已废五十年” 。 所以 ， 使用方志时 ， 一定要前后参详、互校 。 再如今廊坊市安次区 ， 原明清时期的东安县 ， 其县治曾在历史上有过五次迁移 ， 恰因为几个版本县志和同一版本县志不同之处文字记载稍有差异 ， 加之后人理解有误 ， 致使产生了六次迁移的误识 。 康熙《东安县志》卷二“沿革”之“古郡名” ， 该记载为“安墟 ， 古名；安次 ， 汉名；修市 ， 汉名；安城 ， 魏名；崧州 ， 辽名”① 。 该志卷二“古迹”中有“崧州城”记载：“在县治西北七十里 ， 辽称城 ， 古喇王店 ， 即今机察王是也 。 ”②但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却都记为“辽古喇王所置州” ， 如乾隆《东安县志》“古迹”中有“崧州城 ， 在县治西北七十里 ， 辽古喇王所置州 ， 即今之机察王村也”③ 。 民国《安次县志》为“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五十里 ， 辽古喇王所置州 ， 即今稽察王村也”[7]64 。 民国县志与乾隆县志此处所记 ， 除了“机”与“稽”字不同、道里远近不一外 ， 语意并不相左 。 这说明清代初年①还能正确记述以前的地方古迹演变 ， 至乾隆时编撰地方志的人开始附会演绎 ， 把“古喇王店”②丢掉“店”字而变成“古喇王” ， 以与“今稽察王”的“王”相应 ， 将一个村名转讹为了辽国的某个王 ， 把崧州城的“州”理解为州县行政区划了 。 民国时人编撰志书 ， 往往只照录前人 ， 少有更订 。 今人不但沿袭 ， 还把崧城视为辽属安次的州治 ， 因而也就有了安次曾迁治于崧（州）城的说法 。
秦进才教授几年前在对明清畿辅方志修纂类型与修纂群体的研究中 ， 发现了方志修纂中的大量问题 。 他通过考证 ， 级别较高的方志问题较少 ， 如《顺天府志》强于所辖各县县志；名人编撰的方志 ， 优于一般秀才、举人编撰的方志 ， 如章学诚修纂的《永清县志》 。 康熙《顺天府志》③晚于康熙《东安县志》④ ， 康熙《顺天府志》就有明确资料来源 ， 如《明史》《读史方舆纪要》等 ， 而由县级地方攒凑人员编撰的康熙《东安县志》及乾隆时《安次县志》都无资料来源说明 。
族谱资料也是如此 ， 需要考证记载真伪 。 如前述文安县西码头村陈氏族谱的来源考证 ，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编而成的族谱中 ， 《文邑·陈氏族谱·引言》记述：“余陈氏之由来久矣 ， 其先不能尽详 。 自始祖於洪武年间传自小兴州 ， 始迁文邑之文庄而西马头村卜居焉 。 ”但魏隽如指出 ， 靖难之役在河北平原中部重造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 ， 使洪武移民的成果大都无存 ， 易县、满城县、雄县、安国县这4个县只剩5个村存有洪武年间来自“山西小兴州”的移民 。 [8]179-186而且 ， 明朝最早从山西向京南移民始自1402年9月 ， 而靖难之役于7月结束 ， 这说明朱棣为掩盖自己在河北的虐杀暴行 ， 在靖难之役结束就立即“迁民实畿辅 ， 河北全省皆然”[9]743 。 后来到19世纪初⑤陈氏族谱又有“始百义公 ， 自……明永乐年间从民迁于直隶顺天府文安县西码头村” ， “始祖百义 ， 明永乐年自山西洪洞县小兴州卜居文安县” 。 即永乐时期从山西洪洞县小兴州迁来 。 但在1990年代 ， 陈氏族人整理祖茔时发现一幢石碑 ， 碑文载：“粤稽始祖宣德时因避兵变至此 ， 择其咨厚遂家焉 。 越百三十余 ， 祺子孙日益繁衍 ， 下不百余人 。 ……肇基以来 ， 历有隐德 ， 积之四世而太监公出矣 ， 聪敏特达 ， 茂著弘勋 。 ”这是陈氏第四代子孙陈学在明代所立 ， 但宣德时并无兵变 。 文安陈氏究竟何时、由何地、因何因迁来 ， 陷入困境 。 21世纪时经访查 ， 沧州黄骅大科牛村的陈氏竟与文安陈氏同源同祖 ， 《大科牛·陈氏家谱·沧州陈氏原序》⑥载：“始祖父讳静 ， 原仕於金陵 ， 建文帝为礼部尚书⑦ ， 及成祖南伐不屈死难 ， 恐祸及身 ， 潜游境外 ， 扫迹灭形 ， 故随母舅刘姓迁居直隶河间府沧州东北乡百里之遥……至永乐崩后 ， 仍复陈姓 ， 由始至今已历六世……至於我始祖兄弟而同来者有伯仁、伯义、伯礼徙居文安县西马头 ， 又有伯益、伯河迁居庆云县城东门口 ， 亦须知之云 。 ”《原序》中又有 ， 因恐祸及身 ， “故先人之遗言 ， 曰：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小洪村人也” 。 再考稽1402年“壬午殉难”礼部尚书陈迪死难及后人史实 ， 详细分析《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安徽《宣城古县志》等正史、方志资料 ， 才可推知文安、黄骅等地陈氏祖先真正迁于安徽 ， 是于1402年避难北逃 ， 于1404年分别隐姓埋名定居下来 。
四、余论
区域史研究中的史料依据问题 ， 是开展区域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 族谱、方志、碑刻等固然重要 ， 可以补正史、实录等文献记载之不足 ， 但是 ， 如前所述 ， 还应以正史等基本文献为依据 ， 互证真伪 ， 史实互补 。 整体史构建起骨骼、筋脉 ， 区域史丰满其血肉身躯 ， 使其充满活力、生机 。 “研究区域史大概都会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从区域外看区域内 ， 二是从区域内看区域外 。 学者们经常讲的以小见大 ， 既包括论题上的以小见大 ， 也包括区域上的以小见大 。 ”[1]区域史使整体史鲜活起来 ， 补充大历史的毛发、纹络 。 从文安陈氏开展京南地区明初移民的区域史研究 ， 可以丰富明代正史研究中的不足 ， 可以佐证永乐时期的高压统治 。
作者简介：王玉亮（1973－） ， 男 ， 河北廊坊人 ， 教授 ， 博士 ， 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京津冀地方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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