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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曾几何时 ， 北漂族成为追逐梦想的人群代名词 ， 为了追求梦想 ， 北漂族背井离乡 ， 孤身一人在帝都经年累月的打拼 。 疫情期间 ， 观点君宅在家里研读宋史 ， 惊奇地发现早在宋朝就已经存着类似于今天北漂族的人群 ， 也就是本文的谈论对象——宋代“京漂”一族 。
那么宋朝“京漂”族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和标题里提到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们又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宅在家里读史 ， 笔者将依据《宋史》等史书 ， 结合影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相关剧情 ， 浅谈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一族 ， 为读者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
学而优则仕 ， “我”为科举狂
众所周知 ， 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兵变的方式来代周立宋的 ， 为了防范武将 ， 宋代统治者一贯遵循重文轻武的方针策略 。 宋太祖曾说：“朕欲令武臣尽读书 ， 知为治之道” ， 于是便恢复自五代以来不被重视的科举考试 ， 到了太宗皇帝时 ， 科举取士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唐朝 。 更为重要的是 ， 相比于唐朝 ， 科举考试制度在宋朝得到了许多创新 ， 比如糊名阅卷 ， 锁院制度等都提升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 。 科举入仕这条路不再为世家大族把持 ， 市井百姓通过寒窗苦读 ， 真的能够得到“朝为田舍郎 ， 暮登天子堂”般的命运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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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 唐朝共录取进士6610人 ， 而两宋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高达115427人 ， 每年取士的人数大约是唐朝的5倍 ， 元的31倍 。 在朝廷的重视之下 ， 民间形成浓厚向学风气 。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被读书人奉为圭皋 ， 于是两宋每届参加科举的考生大为增多 ， 最多的年份甚至高达40万人 ， 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来形容宋朝科举考试的场面也不为过
但毕竟每次能被录取的只有一小部分天子骄子 ， 大量落榜而又不甘心的举子只能留在京师再战 ， 比如苏轼的父亲苏洵就多次应试不第 。 在这种背景下 ， 大量历届落榜的考生滞留京师 ， 就形成了“京漂”一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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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在京师漂
弄清楚了“京漂”族是什么人 ， 我们来继续分析他们为什么要漂在京师 ， 有家不归 。 总的来说“京漂”族之所以要选择京漂 ， 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 客观上的原因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共分为三级：州试 ， 省试和殿试 ， 而省试和殿试只在北宋都城东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举行 。 这样一来外地考生就必须在考试日期之前到达京师 ， 便于安顿住处和拜访达官贵人 ， 以期得到推荐 。 而一旦初试不第 ， 巴蜀和岭南等地区的考生往返京师和家乡一趟就要耗费大半年时间 ， 再加上途中的吃住各项花费甚巨 ， 于是就有大量落榜考生干脆留在了京师 ， 为下一次科举备考 。
“科举既频 ， 天下之士诚奔走之不易 ， 而岭外尤为遐僻 。 每随计动经五七千里 ， 往来不窗百余程 。 跋压道途 ， 蒙犯风雪 ， 比至京师 ， 扶持困颐之不暇……故滞留应考地者往往有之”（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其次 ， 出现“京漂”族的原因和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关 。 如果说第一点原因反映的是交通不便的话 ， 那么第二点原因则体现出当时的信息闭塞 。 众所周知 ， 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革新和突破 ， 在考试内容上更是作了较大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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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宋袭唐旧制 ， 进士科以考察帖经、墨义和诗赋为主 。 到了仁宗庆历年间 ， 科举考试内容一改旧制 ， 重点考察策论和操行 。 而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 ， 为了培养变法人才 ， 进士考试内容又改为专门考察经义和时务策 。 后来变法失败 ， 这一变革又被废止 。 北宋中后期 ， 变法派和守旧派轮番得势 ， 于是科举考试有时重诗赋 ， 有时重考经义 ， 考察重点时有变动 。
【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在这种背景下 ， 举子们想要考场得意 ， 除了需要学富五车外 ， 把握科考命题最新动态显得尤为重要 。 同时还需要关注朝廷政治形势 ， 这样才能写好策论 。 比如嘉佑二年的科考中 ， 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之所以能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主考官的青睐 ， 除了文章文采飞扬的因素之外 ， 更是因为这是一篇针砭时事的优秀策论文 ， 和欧阳修提倡的新文风不谋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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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宋代信息闭塞的情况下 ， 考生想要赢得先机 ， 成为“京漂”族 ， 住在“天子脚下”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 ，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国家用人之法……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 。 以此之故 ， 四方学者皆弃背乡里 ， 违去二亲 ， 老于京师 ， 不复更归” 。 （选自《续通典》）
最后 ， “京漂”族出现的第三点原因涉及到了古代科举考试的地域公平问题 。 事实上 ， 从隋唐到明清 ， 科举取士一直存在着地域公平问题 。 隋唐时期国家经济重心在北方 ， 北方的农业生产 ， 人口经济都要超过南方 ， 因此在科举取士的时候会倾向于北方考生 。 相反地 ， 明清时期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 ， 南方在经济人口和农业生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 ， 因此科举取士倾向于来自南方的举子 。
宋代科举取士也同样存在着地域公平问题 。 以仁宗嘉佑三年科考为例 ， 开封府解额278人 ， 录取44人 ， 录取比例1：6 ， 而当时各地方解额最多的是河北路 ， 共152人参加考试 ， 录取比例却只有1：30 ， 情况最好的利州路才l：26（注：解额是指一地区有资格参加科考的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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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宋朝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 ， 如果参照最极端的录取数据来看的话 ， 嘉佑七年 ， 各路之中 ， 解额最多的河北路 ， 录取比例仅为l：154 ， 录取比例最高的荆湖北路为l：23 ， 偏远的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几乎无人登科 。 而在这种情况下 ， 开封府的进士录取比例却依旧高达l：5 。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科举取士优先录取京师户籍的考生 ， 录取名额也朝京师户籍考生大量倾斜 。 在这种情况下 ， 举子们在京师长期客居以获取京师户籍 ， 能够大大的提升被录取的几率 。 在“满朝朱紫贵 ， 尽是读书人”的功名驱动下 ， 落第考生们形成了“京漂”一族也就不难理解了 。
对京师房屋租赁业的带动作用
那么“京漂”一族的存在对宋朝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从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入手：“士子赶考 ， 钱井经商” ， 所谓“钱井经商”是指出租房屋取利的意思 。
每逢科举考试前后 ， 大量的外地考生涌入京师 ， 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呢？据《东京梦粱录》记载：“此科举试三年一次 ， 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 ， 又有《夷坚志》记载南宋都城临安在科考期间 ， “诸路士人 ， 比之平常十倍 ， 有十万人纳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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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考生的涌入 ， 就势必要先解决客居京师期间的衣食住行问题 ， 除了极少数可以投奔亲朋外 ， 绝大部分举子们只能居住在抵店之中 ， 于是京师中涌现出大量抵店 ， 并且价格水涨船高 ， 连许多王公大臣们都争着经营抵店来分一杯羹 。
影视剧《少年包青天》第一部中 ， 包青天和公孙策前往开封赶考 ， 就住在京城一处专供考生投住的抵店中 ， 并且他们在抵店中的生活场景多次出现 ， 这是非常符合北宋书生们赶考的真实历史的 。 而像“包青天“这样的才子们一次就可以轻松通过 ， 只需在家中等候被委以官职的好消息；至于像“公孙策”这种时运不济的考生选择打道回府就是 ， 毕竟其父亲是庐州知府 ， 来回往返一次不在话下；而剩下的大部分落榜举子们 ， 基于上文分析的三点原因就不得不滞留在京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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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再住在抵店中显然就不太现实 ， 于是“京漂”族们或者三五人合租 ， 或者个人独租 。 租住期限上 ， 短则一年 ， 长则数载 ， 如果中途再遇其他变故 ， “沉沦十数年 ， 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也是常有的事情 。
从整个赶考队伍的看 ， 举子们的赶考生活并不只有二月到三月科考期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 ， “京漂”族们出于各方面的考虑 ， 不得不常住京师 ， 由此又给房屋租赁业的长期市场带来商机 。 正所谓士子赶考 ， 钱井经商 ， 出租房屋以获利的人又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租金收入 。
正如宋孝宗所说：“朝廷用人 ， 别无他路 ， 止有科举” ， 可以说正是从宋朝开始 ， 科举与入仕才真正紧密相关 。 上至天子 ， 下至市井百姓为读书人营造了浓厚的向学风气 ， 读书人无不对科举入仕趋之若鹜 。 这既是宋朝科举考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原因 ， 也是“京漂“族出现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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