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漕粮：清朝如何用漕粮进行赈灾？官府如何处置多出的漕粮？
我国本土疫情已基本被控制 ， 而境外疫情却相当严重 。 在前段时间 ， 就有几个国家派大型运输机来我国采购救灾以及防护物资 。 其中 ， 像运输机这种现代化的高科技交通运输工具在救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 然而 ， 清朝时期没有现代化的运输机 ， 当发生灾情时 ， 那么在科技落后的清朝 ， 他们是如何运输物资的呢？在我国古代 ， 粮食是最为重要的赈灾物资 。 其中最主要的运粮方式当属“漕运” ， 大运河与长江：这是两个可以运送"漕粮"作为赈灾物资的水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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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俄罗斯运输机飞往上海“自提”救
清朝京城每年要征收多少漕粮？
在清朝 ， 漕粮大多出自东部和中部省份 ， 是专门为朝廷政府 ， 而不是为百姓征收的贡赋 。 然而 ， 在18世纪清朝 ， 运至京城的漕粮的理论容量（各省的应征数额）与皇室贵族、官僚 ， 以及京城驻军所消费的实际数量之间 ， 看来总是存在着差数 。 这个差数到底有多大则很难说 ， 因为与额征数一样 ， 对这种消费量的估计 ， 不同资料、不同时期都不一样 。
清朝时期 ， 从最大限度上讲 ， 京城和通州每年预期可得到的漕粮数量等于各省缴纳的数额 。
日本史学家星斌夫提供的康熙朝的总数是396.03万石（328.35万石运往京城 ， 67.68万石运往通州） 。 欣顿（全汉昇和克劳斯沿用了他的数字）提出 ， 1829年为348.25万石 。 统计学家普莱费尔从《大清会典》中找到的1818年的数字相当低 ， 总额为米2132959石 ， 麦56724石 ， 豆209423石 。 其他资料的说法各异 ， 有400万石（清朝最初的数额） ， 3217024石（《大清会典》 ， 1753年的数字） ， 3205140石（《户部则例》1851年） 。
总的来看 ， 对于18世纪的清朝来说 ， 320万石这一数字看来是比较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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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清朝漕运示意图
那么 ， 相对于运到直隶的最大数额来说 ， 京城各机构每年实际消费的粮食数量有多少？也就是说 ， 在所预期的数额中 ， 不能被削减的份额是多少？欣顿（全汉昇和克劳斯仍沿用他的数字）提出的数字是 ， 19世纪初约为340万石 ， 其中仅京城驻军即需要240万石 。
换句话说 ， 他所提出的需求量与他在另一处所提出的缴纳数额相等 。 在我看来 ， 至少在18世纪 ， 京城的消费量肯定要低于这一数字 ， 因为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时候达到了320万石这一最高数额 。 此外 ， 1784年的上谕也告诉我们 ， 当年通州实际接收漕粮243万石 ， 天津北仓截留32万石 ， 两项共计275万石 ， 比上年多收22万石 。
因此 ， 1783年的接收数应该是253万石 。 1783年的数字肯定被认为是比较乐观的 ， 因为皇帝命令 ， 将1784年多收到的22万石存留在北仓 ， 作为直隶买补仓粮之用 。 根据这个例子 ， 我倾向于认为 ， 每年京城的实际需求与漕粮最高数额之间的差数至少在50万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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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清朝漕运示意图
这个差数在18世纪中期可能还要更大 ， 它可以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 。 它可以贮存在京城、通州各仓 ， 这些仓的理论容积比每年的应征额要大得多 。 它还可以保存在缴纳漕粮的各省 ， 或是被减免 。 最后 ， 它还可以在征收地或运输线路沿途的任何地点被"截留" ， 用于赈灾或平抑粮价 。
京城仓和通州仓的贮粮可以用于直隶救灾 ， 这不仅见于1743年—1744年的事例 ， 还可从文献中一再提到的调拨京仓贮谷用于京城和周边地区平粜的事例中得以证明 。 这些仓的剩余储备的存在 ， 也使政府有可能对那些在半途或征收地被移作他用的漕粮加以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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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京城大运河路线图
清朝官府如何处置剩余的漕粮？
有时 ， 由于粮食源源不断地到达 ， 而京城和周边地区的粮食需求相对不足 ， 即粮食供大于求 ， 造成运河北端地区仓储设施的紧张 。 例如 ， 从康熙末期的一封书信中我们了解到 ， 通州仓陈米充溢 ， 书信作者认为所有漕粮应停运一年 ， 当年应纳漕粮在灾歉的地方可以出粜 ， 待秋后按原额买回 ， 分两年运至北京 。
不过 ， 一般来说 ， 官府总是在仓储所在地就地处理那些积年陈米 ， 只要没有朽坏 ， 就出粜给百姓 。 《户部则例》中关于仓储管理有许多规定 ， 粮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或不应该起运；要避免粮食在仓底积压霉烂 ， 应该或不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
粮食的腐朽霉烂显然是经常发生的事 ， 因为仓廒管理人员为了省事 ， 可以把本应留贮的最新的粮食发放给那些前来领取俸米兵米的官员和军官 ， 从而达不到出陈易新的目的 。 要想估计这种浪费的程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剩余漕粮的最普通的利用方法就是 ， 或留在征纳地区 ， 或运往那些交通便利的其他省份（例如资料中再三提到的福建） 。 在那些地方 ， 这些粮食或用于平抑粮价 ， 或用于赈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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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清朝漕运示意图
清朝漕粮的“截留”制度：半途截留漕粮 ， 也是清朝的赈灾方式之一
"截留"为征纳地区所省下的粮食数额 ， 要远大于京仓那边的相应的减少额 。 因为除了应运往京城的额征数 ， 有漕粮任务的地区还必须支付各种额外开支（附加税） ， 如征收过程中的各种费用 ， 以及运河运输的全程所需费用 。 后者不仅包括运夫的工资 ， 还包括补偿途中必然会发生的缺损（如丢失、霉烂）的备用粮食 。
欣顿的表中列出了1829年的数字 ， 其中包括了各种额外加征的具体项目 ， 根据这些数字 ， 每石额征漕粮的额外加征平均为粮食0.59石 ， 银0.23两 。 假定1两银等于1石粮 ， 则额外加征相当于额征粮的82% 。 也就是说 ， 减免1石漕粮（这个数字也就是京城仓储"缺失"的数量）就相当于解除了纳税者1.82石粮食的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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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清朝漕运示意图
进一步讲 ， 按照全汉昇和克劳斯的估计 ， 假定在额外费用中 ， 40%是用于征收和从产区到运河之间的运输过程 ， 60%（即大约0.5石）是用于运河上的运输和从运河到北京的运输过程 。 结果是 ， 如果漕粮征集"之后"（包括额外加征）被截留在南方 ， 那么 ， 北京每"减少"1石粮食 ， 南方就会省下大约1.5石（1石定额数加上0.5石运河上的运输费用） 。
尽管我们这里所作的是最粗略的估计（百姓所支付的加征量"实际上"是不确定的 ， 是经常变化的） ， 但很明显的是 ， 地理位置越是往南移动 ， 在应征数额与纳税者所缴纳的实际数额（包括运输费用）之间 ， 以及应征数额与半途截留可以用于救灾的数额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
问题在于 ， 仓储设施就建在直隶 ， 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加以利用 ， 而除了直隶 ， 其他地方并不总是能够及时利用漕粮进行赈济 。 漕粮在秋后开始征收交兑 ， 到冬末才起运北行 。 因此 ， 并不是全年什么时候都可以利用漕粮的 ， 不管是在当地 ， 还是附近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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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清朝漕运示意图
例如 ， 如果灾害是发生在夏季 ， 就必须在漕粮到达之前 ， 首先采取其他救济形式 ， 因为这时漕粮还没有征收呢 。 而当春末青黄不接 ， 粮价上涨 ， 需要粮食平粜的时候 ， 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 因为这时漕粮已经起程运往京城了 。
以上所提到的资料显示 ， 在1690年—1800年这个时期里 ， 清朝政府经常利用漕粮来平抑物价 ， 进行赈济 ， 或建立备用仓储 ， 常常是一年接着一年 。 多数时候 ， 漕粮是在起运前截留在征收的本省 ， 如果是用于直隶赈济 ， 就留在通州（有时直接截留在运河沿途地方） 。
偶尔 ， 也会将漕粮截留在征收省份之外的地区 ， 但这种情况很少 ， 我所发现的只有10个例子 ， 都是在1710年—1748年间 。 一般来说 ， 是将漕粮就地留用 ， 或是全部运往本省内的其他受灾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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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清朝漕运示意图
至于截留的漕粮数量 ， 1740年代似乎是个转折点 。 大量截留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 这一趋势可能既反映了救荒制度的更有效率、更为慷慨 ， 也反映了漕粮生产的发展 。 直到这个时期 ， 我们才发现了更多的一年截用50万石以上的实例 。
1763年的一个奏疏赞美皇朝的这种慷慨大度之举 ， "不惜截留"漕运以赈恤百姓 ， 并提到 ， 从1753年—1762年 ， 共截留漕粮540余万石 ， 发京仓米46万多石用于京城平粜 。 两项合计 ， 即这10年共约截用漕米590万石 ， 平均为每年应征数额的15%—20% 。 该奏疏还表达了对这种大量截留的担忧 ， 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京城仓储的供应 。
但是 ， 我们发现 ， 就在这之后的一些年里 ， 截留漕粮的数量在迅速攀升 ， 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
1763年为15万石 ， 1764年为20万石 ， 1765年仅直隶即60万石 ， 1766年还是给直隶130万石 ， 1771年给各省80万石 。
截漕数量直到这个世纪末仍比较高 ， 一个省一次给30万石不足为奇 。 这一数量对于较大规模的赈济来说是可以起到显著作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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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清朝漕运示意图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 漕粮不仅仍是救灾的重要粮食来源 ， 而且随着常平仓的日益空虚 ， 各地方官也越来越频繁地要求截漕以为救急之策 。 所以 ， 这个时期对于朝廷储备的需求肯定日益增加 ， 即使仅仅是由于人口增长 。
但是 ， 漕粮的这种利用方法为时很短 。 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1851年）之前的约半个世纪里 ， 漕粮北运越来越困难 ，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运河及其水运体系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 ， 坍塌毁坏 ， 造成运河的淤塞难行 。
1826年 ， 多数漕粮不得不经海运北上 。 尽管后来的25年里恢复了运河交通 ， 但漕粮缺额越来越高 。 这不仅仅是由于运输问题 ， 而且反映了漕粮征收日益艰难 。 从几篇文书中可以看出 ， 漕粮征收制度最早出现严重问题可以回溯到1800年—1810年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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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清朝漕运示意图
例如 ， 众所周知 ， 由于漕粮蠲缓和积欠 ， 1804年差一点造成京城供应不足：如果不采取措施 ， 到1806年初京仓就将缺粮百余万石 。 为了保证不中断自身供应 ， 朝廷政府不得不从四川、湖南采买米90万石 ， 同时动碾各省仓谷米40万石 ， 一同运往北京 。 不久之后的1815年 ， 这时的常平仓制度已经处于飘摇状态了 ， 朝廷政府命令江西、湖北、湖南几省各动碾仓谷20万石 ， 运往京师以补漕运的不足 。
【清朝漕粮：清朝如何用漕粮进行赈灾？官府如何处置多出的漕粮？】实际上 ， 从1801年以后 ， 清朝政府用漕粮进行赈灾的做法即已在记录中基本消失了 。 除了直隶的两次行动之外（1823年40万石 ， 1832年30万石） ， 没有任何记载 。 即便有这类举动 ， 显然也无法与18世纪那样的大规模调运相比——否则至少会留下少许踪迹 。 毫无疑问的是 ， 到嘉庆朝末期（1820年） ， 动用漕粮进行实物救灾的措施在荒政史上已经不起主要作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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