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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传记|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是如何变坏的

_原题是：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 曹操的形象是如何变坏的
岁月的的长河奔流不息 ， 犹如人生旅程的写照 。 曹操 ， 就像一个千古绝唱 ， 为各朝各代为人们所唱响 ， 历经千年 ， 余音绕梁 ， 久久回荡 。 纵观中国历史 ， 人们对曹操的态度有所不同 ， 无论是个人评价标准还是社会阶层的差异 ， 曹操的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不同发生变化 。
《三国志》是一部史学巨著 ， 记录了自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六十多年的历史 。 作者陈寿 ， 西晋史学家 ， 少年好学 ， 有志于著史 ， 是著名史学家憔周的弟子 。 西晋初年 ， 奉皇帝的命令 ， 陈寿完成《三国志》的著述 。 《三国志》的突出特点是尊魏为正统 ， 因而陈寿著史的时候 ， 对曹操有较高的评价 。
故事传记|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是如何变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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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风起云涌 ， 英雄辈出的时代 。 曹操作为这个时期杰出的英雄 ， 是决定历史走势的人物 。 陈寿笔下的《三国志》是这样评价曹操的：汉末 ， 天下大乱 ， 雄豪并起 ， 而袁绍虎视四州 ， 强盛莫敌 。 太祖运筹演谋 ， 鞭挞宇内 ， 擎申、商之法术 ， 该韩、白之奇策 ， 官方授材 ， 各因其器 ， 矫情任算 ， 不念旧恶 ， 终能总御皇机 ， 克成洪业者 ， 惟其明略最优也 。 抑可谓非常之人 ， 超世之杰矣 。
陈寿评价曹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 曹操是当时的豪杰 ， 陈寿视袁绍为曹操最大的政治敌手 ， 从侧面肯定了曹操平定北方的历史功绩；其次、将曹操与申不害、商央、韩信、白起作对比 ， 赞扬其谋略超群；最后 ， 在众多人物之中 ， 曹操拥有超出其他人的特质 ， 可谓“非常之人 ， 超世之杰” 。 由此可见 ， 陈寿对于曹操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 ， 肯定曹操的政治功绩 ， 赞扬他的智谋超群 ， 是一代英雄豪杰 。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作为正史 ， 注重的是将重大史实罗列 。 世人认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 肯定了陈寿著史的地位 。 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较高:“非常之人 ， 超世之杰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由于陈寿尊魏为正统 ， 对曹操多正面赞颂而较少负面评价 。 但是《三国志》从某种角度上其叙事过于简陋 ， 这也是一种遗憾 ， 因此宋文帝命裴松之补注 ， 以充实这段历史 。 裴松之精通史学 ， 学问渊博 ， 通过查补缺漏 ， 纠正谬误的方法 ， 竭尽平生所学 ， 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创作 。 尽管该书叙述“颇伤杂芜” ， 部分内容有累赘之嫌 ， 但其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 裴松之所引用的资料 ， 凡正史、野史、民间说法、官方说法等等都被选用 。 这些材料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 ， 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形象 。 曹操作为三国人物的典型 ， 其形象在裴松之注中也逐渐丰满 ， 更重要的是使曹操的形象呈现出开放式的评价格局 。 一方面 ， 裴注对曹操的军事武功及其英雄形象进行肯定 ， 另一方面其它史籍中的很多说法对曹操性格方面做了很大的补充 ， 进一步丰富了曹操的形象 ， 使其更加生动、真实 。
【故事传记|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是如何变坏的】故事传记|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是如何变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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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 作者南朝刘义庆 。 所谓帝王将相被文人所关注 ， 也是创作的素材之一 。 曹操的形象在《世说新语》中与以往的史书都有所不同 ， 更多的是显示其奸诈狡猾的性格 ， 以及残忍的一面 ， 这也是文人所关注的 。 对于曹操形象的发展 ， 《世说新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 曹操残忍的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而其英雄功绩的描写被淡化 。
隋朝时期的曹操形象 ， 散见于《隋书》当中 。 《隋书》是唐朝人所编写的 ， 作为一部史书 ， 客观的反映了隋朝发展的全貌 。 由于隋朝存在时间比较短暂 ， 关于论及曹操的作品较少 ， 因此关于曹操的叙述比较零散的出现在《隋书》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 在《隋书》中 ， 曹操对历史有所贡献的举措和言论 ， 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积极的 ， 如《隋书·李德林传》:“伯禹矢漠 ， 成汤陈誓 ， 汉光数行之札 ， 魏武《接要》之书 ， 济时拯物 ， 无以加也 。 ”这里直接把曹操创作的《兵书接要》和《尚书》中的禹汤所作之誓相提并论 ， 反映出隋人对于曹操的总体态度是肯定大过否定的 。 类似这样的评价还有很多 ， 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刑法严明；二是曹操对古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 当然曹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 这些作品保留在《隋书·经籍志》之中 ， 反映出曹操对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
在唐代 ， 曹操的形象与史书相比 ， 更多的是进入文学作品之中 ， 成为文人描写的对象 。 诗歌是唐代最为杰出的文学样式 ， 也最能体现出唐代文人的文化心理 。 从现存的描写三国时期的唐诗来看 ， 曹操的形象在前朝的基础上 ， 既有继承 ， 又有发展 ， 其形象的变化逐渐由肯定转为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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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唐代文人的眼中 ， 的确与前朝有所不同 。 他们在关注曹操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 ， 更多的是把视角集中在曹操晚年荒淫无度的生活上 ， 对此唐代诗人也大加指责 ， 这与他们对明君贤主的强烈期待有必然的联系 。 唐代文人描写铜雀台的诗歌所占比例较多 ， 如直接以《铜雀台》为主题的诗歌有宋之问《铜雀台》;王无竞《铜雀台》;刘庭琦《铜雀台》;刘长卿《铜雀台》;贾至《铜雀台》;李远《悲铜雀台》;马戴《雀台怨》;薛能《铜雀台》;王遵《铜雀台》;李咸用《铜雀台》;胡曾《咏史诗·铜雀台》;罗隐《铜雀台》;程长文《铜雀台怨》;梁琼《铜雀台》;张瑛《铜雀台》等 。 以《铜雀妓》为题材的诗歌主要有王勃《铜雀妓二首》;乔知之《铜雀妓》;王适《铜雀妓》;郑惜《铜雀妓》;袁挥《铜雀妓》;李昌《铜雀妓》;刘商《铜雀妓》;朱放《铜雀妓》;欧阳詹《铜雀妓》;皎然《铜雀妓》;顾非熊《铜雀妓》;崔道融《铜雀妓二首》;吴烛《铜雀妓》;朱光弼《铜雀妓》等 。 当然也有以邺城为主题的主要有张说《邺都引》;孟台卿的《邺城怀古》;岑参《登古邺城》;张鼎的《邺城引》;李贺的《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粟刺曹操》;张枯《邺中怀古》;刘仓的《邺都怀古》;罗隐的《邺城》等 。 这些诗歌或以铜雀台为描写对象 ， 或以歌女为描写对象 ， 抑或以邺城为描写对象 ， 其内容多承袭魏晋小说 ， 一方面赞美曹操的功绩 ， 一方面对曹操末年荒淫的生活予以嘲讽 。
唐代小说中除了描写曹操奸诈之外 ， 还刻画了曹操残忍的性格 ， 这也与《世说新语》对曹操的塑造一脉相承 。 如《独异志》当中的记载:“曹操无道 ， 置发丘中郎 ， 谋金校尉数十员 ， 天下人家墓 ， 无问新旧 ， 发掘时骸骨横暴于野 ， 人皆悲伤 。 ”这一则描述曹操真可谓是不择手段 ， 曹操为了补贴军用 ， 竟然盗墓取财 ， 导致了尸骨横暴于野的惨痛场面 ， 其做法令人发指 。 “魏武残人性命 ， 重伎艺 。 有一歌儿性甚慧 ， 而声响入云 。 操爱其声未忍杀 ， 乃于群妾中求得二人 ， 声如歌者 ， 密令教授 ， 数月乃成 。 听之 ， 立杀其前者 。 ”更显示出曹操为了满足私欲 ， 残忍杀害无辜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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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唐代的形象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 其总体特点是贬抑大于褒扬 。 首先 ， 唐代诗人不否定曹操的政治军事才能 ， 肯定曹操的“雄武之姿” ， 但是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曹操 ， 则是好色 ， 他沉溺于铜雀台的腐朽生活 。 其次 ， 曹操在唐代小说中的“奸诈残忍”遭到文人的强烈批判 ， 显示对仁义道德的极大认同 。 总之 ， 唐朝时期曹操形象演变发展呈现褒贬不一的评价体系 ， 为后世曹形象演变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 。
时间的飞轮来到了宋代 ， 北宋时期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 ， 即民间有讲史人的“说三分” ， 这些故事经过艺术化的处理 ， 更加具有感染力了 。 无论是三国历史还是三国人物 ， 都更加形象化和生动化 。 苏东坡《志林》中:“涂巷中小儿薄劣 ， 其家所厌苦 ， 辄与钱 ， 令聚坐听说古话 。 至说三国事 ， 闻刘玄德败 ， 壑璧有出涕者;闻曹操败 ， 即喜唱快 。 ”这些记载表明无论是说书人还是听书人都十分同情刘备 ， 反而对曹操极为痛恨 。 一听说曹操败 ， 便欢呼歌唱 ， 这表明在宋代时期曹操己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奸雄”形象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评价曹操的：“以魏武之暴房强伉 ， 其蓄无君之心久矣 。 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 ， 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 ”这一评价表明曹操蓄无君之心 ， 实为奸诈的代名词 ， 暴房强伉表明曹操残暴 。 另外 ， 司马光在叙述曹操所使用的材料上 ， 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用意:对于许邵评价曹操这一事件 ， 他引用了孙盛的“乱世之奸雄” ， 而不用后汉书的“乱世之英雄” 。 可见乱世之奸雄的形象经过《资治通鉴》的转述其影响不知深远了多少倍;在记述曹操征陶谦的事件中 ， 司马光舍弃了陈寿《三国志》中“所过多残戮”而是取《后汉书》中“凡杀男女数十万人 ， 鸡犬无余 ， 泅水为之不流 ， 自是五县城保 ， 无复行迹 。 ”这样的描述 ， 让曹操的罪恶更深一层 。 曹操杀杨彪 ， 《三国志》记述的并不是很详细 ， 司马光取《后汉书》中：“时 ， 袁术僧乱 ， 操托彪与术婚姻 ， 诬以欲图废置 ， 奏收下狱 ， 勃以大逆 。 ”这样的叙述 ， 曹操蓄意害人的奸诈形象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
总之 ， 司马光是一个通达的史学家 ， 他在“尊魏抑蜀”为张目的封建继统上“尊刘贬曹” ， 其历史作用是无可取代的 ， 正因如此 ， 贬曹成为宋元时期曹操形象演变的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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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 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与创造 ， 不仅故事内容逐渐丰富 ， 而且人物形象也日渐丰满 。 “《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作的 ， 乃是五百年的演艺家的共同作品 。 ”因此在基本情节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时 ， 也有大量的艺术化虚构 。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 ， 是明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 。 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 ”全书二十四卷 ， 二百四十则 ， 是研究《三国演义》的重要资料之一 。
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的最为经典人物之一 ， 由历史到小说 ， 曹操的形象被罗贯中丰富和完善 ， 呈现出渐进式的转变 。 不论是史书还是小说 ， 抑或民间传说 ， 罗贯中都根据自身的创作意图进行兼收并蓄 ， 无论对曹操正面的 ， 负面事件以及形象刻画都予以采纳 ， 甚至为了情节需要而移花接木相关的故事 ， 事实上有些情节属于无中生有 ， 但也为了塑造曹操形象服务 ， 因此形成了曹操形象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
曹操作为逐鹿中原的英雄人物 ， 不可避免的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 ， 如他的专权 ， 残忍 ， 奸诈的性格特征 ， 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 。 而这些特征都被罗贯中活灵活现的描绘出来了 。 当然 ， 对于曹操的这些特点 ， 尤其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当中 ， 不要笼统的贴上一坏到底的标签 ， 而是要全面 ， 具体的认识 。 作品在刻画曹操形象的时候 ， 以《三国志》为主要蓝本 ， 既忠于史实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 ， 通过尊重曹操基本的生活面貌和生活逻辑 ， 对史书中的材料符合自己创作原则的予以保留 ， 不符合的给以舍弃 ， 甚至对一些情节进行夸张渲染 ， 使曹操的形象更加生动、饱满、真实、完整 。
在毛评本《三国演义》中 ， 曹操的奸雄形象得到强化 ， 这种强化可以看作是对曹操形象的定型 ， 即一一“奸绝” 。 毛氏父子通过对嘉靖本的增补删改 ， 以自身强烈的“拥刘贬曹”思想倾向为出发点 ， 以民间道德伦理评判为准绳 ， 对嘉靖本中赞誉曹操的文字删掉了 ， 增加了一些情节以及评点加强对曹操批判 ， 曹操也由在嘉靖本中性格复杂 ， 形象丰满的形象转变成了毛本中活脱脱的奸雄典型 ， 曹操也成为了“奸”的代名词 ， 一直到今天影响深远 ， 毛氏父子可谓功劳不小 。
总之 ， 曹操形象发展的纵向脉络 ， 与历史发展交相辉映 。 自陈寿的《三国志》开始 ，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 ， 其形象呈现出流动性发展 。 魏晋时期的曹操 ， 诚如陈寿《三国志》中所评价:“治世之能臣 ， 乱世之奸雄” 。 历史中的曹操志在平定天下 ， 扫荡群雄 ， 恢弘志气 ， 其英雄形象可见一斑;然则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 ， 曹操的形象得到丰富和发展 ， 不仅曹操的军事才能得到赞颂 ， 而且曹操性格的缺陷也得以披露 ， 曹操的性格弱点开始也得到史学家的非议;至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 其中录有不少曹操的故事 ， 作者的创作意在突出曹操假橘之行 ， 而淡化曹操的任人为贤 。 可以说曹操的形象在魏晋时期是一个起始阶段 ， 其正面形象还是位于主导方面 。 但是到了唐宋时期 ， 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 ， 唐代诗歌、小说、宋元时期的话本 ， 杂剧 ， 其主导思想为一贯的拥刘贬曹 ， 其间蜀汉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 被文人和百姓所热情歌颂 ， 而曹操却成为了与蜀汉的对立面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 不仅无谦誉之词 ， 甚至含有讥讽之句 ， 这也和当时人们推崇蜀汉为正统有关 。 这个时期 ， 曹操的形象的塑造得到了很好的承接和发展 ， 为后是文人进一步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 ， 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 明清时期 ， 曹操形象跳出了历史的舞台 ， 进入到文学的视野 ， 使得曹操脱离了历史原型 ， 文人开始有意识的塑造曹操的形象 ，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 艺术化的曹操逐渐取代了历史上的曹操 ， 其性格更加复杂 ， 一方面作者肯定曹操是“治世之能臣” ， 另一方面也赋予曹操“乱世之奸雄”的性格特征 ， 曹操形象更加饱满鲜活 ， 其形象也日益丰满 。 毛氏父子的《三国演义》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 曹操形象经过毛氏父子的削删曾改 ， 由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转变为一个单一的国贼、奸雄的典型 。 曹操的形象被定型为“奸雄”的代表 ， 并一直影响后世 ， 流传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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