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人文 > >

腐败：历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慢读时间
腐败：历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文章图片
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 ， 可以凭一己之喜怒 ， 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 ， 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 。
从政治层面讲 ， 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 ， 而皇权专制本身 ， 就是最大的腐败 。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 ， 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 ， 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 ， 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
传统社会“权力决定一切” ， 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作者|张宏杰
摘自|《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出版|岳麓书社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01
决定一切的权力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 ， 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 ， 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 ， 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
我个人认为 ， 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 ， 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
自秦朝至清末 ， 从政治层面讲 ， 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 ， 而皇权专制本身 ， 就是最大的腐败 。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 ， 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 ， 相反 ， 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 ， 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 。 黄宗羲认为 ， 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 ， 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 ， 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 。 黑格尔则认为 ， 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 ， 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 ， 其他的人 ， 包括宰相 ， 都是他的奴隶” ， 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 ， 实朱氏老奴耳 。 ”
这种制度安排 ， 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 ， 屠毒天下之肝脑 ， 离散天下之子女 ， 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 曾不惨然 ， 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 ”其既得之也 ， 敲剥天下之骨髓 ， 离散天下之子女 ， 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 视为当然 ， 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 ”（《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 ，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 ， 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 ， 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 ， 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 ， 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 ， 取人之所争” 。 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 。 在黄宗羲看来 ， 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 。 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 ， 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利益如此巨大 ， 风险当然也高 。 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 ， 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 ， 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 ， “人人而疑之 ， 事事而制之”（顾炎武：《亭林文集?郡县论一》） ， 甚至“焚诗书 ， 任法律 ， 筑长城万里 ， 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 ， 无所不至”（邓牧：《君道》） ， 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 。 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 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 ， 可以凭一己之喜怒 ， 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 ， 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 。 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 ， 尚可一道迁海令下 ， 沿海三十里内 ， 人民搬迁一空 。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 ， 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 。 比如农业 ， 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 ， 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 。 ……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 ， 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 ， 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 ， 都体现着一种精神 ， 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 。 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 ， 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 。 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 ， 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 ”（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 ， 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 ， 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 。 比如明朝开国之初 ， 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 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 。 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 。 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 。 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张廷玉等：《明史》卷六七 ， 《舆服三》） ， 也就是说 ， 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 。
除了衣服 ， 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 。 比如老百姓的房子 ，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 ， 不过三间、五架 ， 不许用斗拱、饰彩色 。 百姓喝酒 ， 酒盏用银器 ， 酒注只能用锡器 ， 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 ， 在中国古代 ， 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 ，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 ， 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 ， 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权力来分配 。 所以在传统时代 ， 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 ， 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 。 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 ， 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 ， 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 ， 而汉景帝上台 ， 便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 ， 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 ， 寄食人家 ， 穷困而死” 。 （见《汉书?佞幸传》）
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 ， 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 ， 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 ， 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 ， 深恐其“富可敌国” ， 欲杀之 ， 经马皇后劝谏 ， 才找了个借口将沈万三流放云南 。 沈万三终客死云南 ， 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 。 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 ， 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朝不保夕 。 事实是 ， 洪武一朝 ， 朱元璋为了消灭地方上的富豪之家 ， 借洪武朝“四大案” ， 任意勾连地主富户 ， 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 ， 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 。 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 ， 而夷其室庐”（《梦兰琐笔》） ， 三吴地区因此“豪民巨族 ， 刬削殆尽”（《匏翁家藏集》） ， 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均被清洗一空 。
因此王子今说 ， 在古代中国 ， “政治地位高于一切 ， 政治权力高于一切 ， 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 ， 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 ”（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可谓是“权力万能” 。 权力支配一切 ， 覆盖一切 ， 规定一切 。
权力支配一切 ， 特别是支配经济利益 ， 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
02
监督机制的虚化
关于权力的性质和权力滥用的危害 ， 西方思想家有过许多经典论述 。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 ， 因为欲望具有兽性 ， 纵然最优秀者 ， 一旦大权在握 ， 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 ”
这一思想被后世的学者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 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是传播得最远的一个 ， 他认为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败倾向 ， 即“权力趋于腐败 ， 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 。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观点与阿克顿如出一辙 ， 他认为权力是毒品 ，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 因此启蒙运动以来 ， “权力腐败论”深入人心 ， 最终演变成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的政治学的基本公理 。
然而 ， 中国传统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 ， 受到的约束却极小 。
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 ， 因此在权力运用上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 。 虽然历朝历代都为了规范君权、约束臣权进行了很多制度设计 ， 但是“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原则 ， 使这些精心设计的权力防范机制很容易在实践中失去效用 。 这突出表现在历代监督机制的虚化上 。
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 。 在依赖官僚系统的同时 ， 如何有效监督这个系统 ， 是历代帝王一直在竭力思考的问题 ， 所以 ， 中国古代监察机制的严密程度 ， 在很长历史时期之内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 。
中国古代监察机制形成于秦汉 ， 成熟于隋唐 ， 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 这套机制的特点：
一是系统独立 ， 垂直管理 ， 直属皇帝领导 。 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 ， 不受其他机构和官员的制约 。 早在汉代 ， 汉武帝就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 ， 称之为“十三州部” ， 每部设刺史一人 ， 负责一州监察 ， 刺史与地方长官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 后来历代监察官员也都自成体系 ， 监察首长通常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
二是监察官员位卑权重 ， 以小制大 。 汉朝时 ， 十三州刺史的官秩不过六百石 ， 与县令相当 ， 但却可监督秩二千石的郡守 。 明代也是这样 ， 明代监察官的品秩很低 ， 给事中和御史均为七品左右的小官 。 就是这样的小官 ， 都被赋予了重权 ， “谏官虽卑 ， 与辅臣等”（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七九 ， 《邹智传》） 。 另《元城语录》曾有记载：“秩卑则其人激昂 ， 权重则能行志 。 ”就是说 ， 地位低 ， 所以进取心强；而权力大 ， 则能有效监督大员 。 赵翼也说：“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 ， 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 。 ”高级官吏既得利益太多 ， 所以遇事顾虑重重 ， 愿意息事宁人；小官则急于求进 ， 锐意敢为 ， 不会像高官那样老油条 。
三是建立多重监察网络 ， 多种监察方式并用 。 汉代起 ， 就设有中央和地方两层监察网络 。 明代朱元璋确定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权力机关 ， 执行对中央包括六部官吏的监察 。 在地方上设十三道监察御史 ， 监察所辖各道 ， 并且可以监督中央的都察院 。 定期从中央派出御史巡察各道 ， 称为“巡按御史” 。 另外 ， 各省行政长官对本地方、本部门的官员同样具有监察责任 。 这样就形成了多重的、相互制约的监察网络 。
虽然历代帝王在监察体制建设上殚精竭虑 ， 但是总体来说 ， 历代王朝的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 特别是到了王朝中后期 ， 基本都失去了作用 。
比如有清一代的所有贪污大案的案发 ， 或者是由政治因素主导 ， 或者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引发 ， 但朝廷的监察制度 ， 在几乎所有大案中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
康熙年间轰动一时的尚书齐世武、布政使觉罗伍实等多名大员的集体贪污案 ， 是由两位官员的妻子到京城控告 ， 才引发社会轰动 ， 并得到皇帝关注的 。 “原任陕西宁州知州大计参革姚弘烈妻孙氏叩阍 ， 控告原任甘肃布政使觉罗伍实、庆阳府知府陈弘道等勒索银两一案 。 又原任庆阳府知府陈弘道妻王氏叩阍 ， 控告四川陕西总督殷泰等徇庇知州姚弘烈 ， 将氏夫严刑拷讯一案” ， 平时从不抛头露面的官员夫人亲自告御状 ， 出了如此轰动性的新闻 ， 此案才得以查办 。
雍正时期侍郎伊都立贪污军粮的案发 ， 则更有戏剧性 。 曾任山西巡抚的伊都立 ， 因罪被革职发往战场效力 ， 负责采买军粮 。 他与下属范毓馪共同贪污军粮款项 ， 伊都立贪污白银20000余两 ， 范毓馪亦贪污白银数千两 。 范毓馪将银两分装于军粮袋子和衣物行李当中 ， 行军当中行李破损 ， 银两不停掉出 ， 后来随行的军人不断捡到银锭 。 “捡元宝”的新闻在军中传开 ， 这才引起多方关注 ， 二人方遭到查办 。
清代最大一起贪污案的查办 ， 也是因为偶然因素 。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 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 ， 乾隆皇帝派兵进剿 。 由于事发突然 ， 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 。 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 ， 主动向皇帝表示 ， 愿意捐出四万两 ， 以解燃眉之急 。
甘肃本是穷乡僻壤 ， 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乾隆由此生疑 ， 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 。 清代历史上最大一起贪污案——“甘肃冒赈案”由此败露 。
原来 ，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 王廷赞的前任 ， 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 。 他以捐监赈灾为由 ， 伙同其他官员共同贪污数百万两白银 。 据事后统计 ， 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 ， 甘肃省共有274450人捐了监生 ， 收银15094750两 ， 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 。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长期未暴露 ， 反映出清代监察机制形同虚设的状况 。
03
不可监督的皇权
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失灵状况 ， 是因为传统监察机制通常都有以下不可克服的弊端：
第一 ， 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 ， 并不能监督皇权 。
一般来讲 ， 传统监察制度的设计是为了监督官权而设的 ， 它不但不是为了监督皇权 ， 反而是为了强化皇权 。 虽然历代都有诤谏制度 ， 但是否纳谏 ， 则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品格甚至心情 。 谏官一片好心 ， 但是谏言如果不合圣意 ， 轻则遭贬 ， 重则丧命 。 比如永乐年间刑科给事中陈谔 ， “尝言事忤旨 ， 命坎瘗奉天门 ， 露其首”（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六二 ， 《陈谔传》） 。 下场非常悲惨 。 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
虽然历代都有法律 ， 有“祖制” ， 但是法律和制度其实都必须服从皇帝的个人意志 。 皇帝很容易绕开制度 ， 更改法律 ， 法外施情 ， 以情代法 。 比如明代成化、嘉靖皇帝喜欢方术 ， 很多术士只凭一纸符箓 ， 便可官运亨通 。 明武宗个性顽劣 ， 多少大臣进谏也约束不了他的荒唐行为 。 所以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时代 ， 国家的精神面貌往往由皇帝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来决定 。 腐败的程度往往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勤勉状况 。 比如乾隆早期 ， 因为皇帝励精图治 ， 厉行惩贪 ， 所以腐败程度低；但是到了乾隆晚期 ， 皇帝意志懈怠 ， 贪图享受 ， 收受贡品 ， 贪腐也随之在整个官场蔓延 。 历史上一个王朝到了中后期 ， 皇帝往往会放松对自我的约束和要求 ， 在这种情况下 ， 监察系统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
古代皇权是不可分割的 ， 也不能让渡 ， 所以传统社会不可能对皇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 。 事实上 ， 除了皇权 ， 古代王朝往往还有其他监管禁区 。 比如清代 ， 虽然从制度上说监察官员可以举报任何不法事务 ， 但是事实上极少有言官敢于弹劾满族的王公贵族 ， 八旗事务也一向被言官视为言论的“禁区” 。
第二 ， 中国君主专制下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 ， 它排除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 ， 特别是排斥民间的监督力量 ， 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 ， 效力非常有限 。
因为皇权不可分割的特性 ， 所以官员无论分工如何 ， 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代表 。 他们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 ， 彼此之间并无根本冲突 ， 都是既得利益群体和统治集团的一分子 ， 即使反腐也是周期性的、局部的 ， 受到同样的游戏规则的左右 ， 而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 权力阶梯上面的人可以轻易压倒下面的人 。 所以监察官员打“大老虎” ， 随时可能被其反噬 。
所以传统时代监察官员弹劾权臣的效果 ， 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心态 。 明代权臣严嵩得势之时 ， 曾经多次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 ， 但言官证据确凿的弹劾并不能撼动严氏分毫 ， 言官本身却或被夺官 ， 或被下狱 。 虽然最后由于御史邹应龙等的参劾 ， 严嵩被勒令致仕 ， 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帝眷已潜移” 。 再比如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得宠之时 ， “颇营贿赂 ， 权倾一时” ， 监察官员无人敢言 。 后来明珠失宠 ， 御史郭琇才得以借机扳倒他 。 乾隆晚年 ， 并不是没有耿直的言官举报和珅及其家人 ， 只是他们的举报完全产生不了作用 。 及至嘉庆亲政 ， 要除掉和珅 ， 才授意言官举报 。
所以传统时代 ， 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是在打“苍蝇” 。 万历年间 ， 左副都御史丘橓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 ， 生民涂炭 ， 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 。 ”也就是说 ， 言官弹劾掉的 ， 都是在官场上没有根基的、没有关系网庇护的小官 。
传统时代监察系统通常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 ， 那就是自己人通常不会找自己人的麻烦 。 比如明代监察官员们互相包庇 ， 形成潜规则 ， 称之为“乃科不拾道 ， 道不拾科” 。 虽然分属不同的监察系统 ， 但是从来不会自相残杀 ， “凡官自科中升出者 ， 自方面至于侍郎 ， 纵有过恶 ， 科中以先僚之故 ， 永不纠弹” ， 即凡是出身自监察系统 ， 以后虽然转任其他 ， 也从不会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 。
04
监察系统的腐败
第三 ， 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很容易“猫鼠一窝” ， 在窃取“天家”利益的时候 ， 结成同盟 。
传统官权不受皇权以外的力量制约 ， 特别是不受民众的制约 ， 因此权力可以很容易寻租 。 监察官员和其他官员一样 ， 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 ， 所以他们会轻易将手中的监察权力作为向权贵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 比如在权臣张居正秉政时 ， “谏官言事必先请” 。 又如“高拱以内阁掌吏部 ， 权势烜赫 。 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 ， 日夜走其门 ， 专务搏击” ， 充当权贵的鹰犬 。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后期 ， 随着官僚体系的腐败 ， 监察系统往往也会高度腐败 。
明代言官的权力非常大 ， 但明朝中后期 ， 言官系统的腐败已经特别严重 。
明代言官系统的腐败 ， 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 ， 监察官员陷于党派、地域之争 ， 为所在派别效力 ， 大肆攻击敌对派系 。 “明至中叶以后 ， 建言者分曹为朋 ， 率视阁臣为进退 。 ……故其时端揆之地 ， 遂为抨击之丛 ， 而国是淆矣 。 ”因为他们有风闻奏事的权力 ， 所以在党派斗争中摇旗呐喊 ， 甚至冲锋陷阵 ， 手段就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
第二 ， 言官群体因为手中握有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 ， 所以公然索贿、买官卖官形成风气 。 明代后期 ， 社会上给科道监察官员们起了个外号 ， 叫“抹布” ， 他们为了别人的“干净” ， 完全不顾自己是否“污秽” 。 崇祯初年 ， 谏官杨枝起对进京考察的地方官员公开索贿 ， 声称如果不给 ， 他就将在考评之中将对方评为下下等 。 面对这种恐吓 ， 地方官员无人选择举报 ， 因为他们知道举报也没有任何作用 ， 只好连夜出门借钱行贿 。
明代监察御史权力更重 ， 他们代天子巡狩 ， 有“大事奏裁 ， 小事立断”之权 ， 致使“按临之日 ， 百事俱废 ， 多方逢迎” ， 从而形成明代的一个专有名词 ， 叫“台使之害” 。 崇祯年间 ， 十三道御史巡察地方 ， 地方官甚至要在门前跪迎 。
监察系统腐败的结果是这个系统完全失去作用 。 崇祯年间的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 ， 已经完全流于形式 ， 徇私情、通关节 ， 结果全是“称职” ，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 清代学者赵翼认为 ， 明朝中后期监察系统的腐败与王朝灭亡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 。
这种监察官员的腐败 ， 在清代也同样存在 。 比如晚清康有为变法期间 ， 多次“买都老爷上折子” ， 也就是花钱让言官按自己的意志上言皇帝 。 梁启超在致康广仁、徐勤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
今日在此 ， 做得一大快事 ， 说人捐金三千 ， 买都老爷上折子 ， 专言科举 ， 今将小引呈上 ， 现已集有千余矣 ， 想两日内可成也 。
05
官僚系统的扩张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鲜明的规律 ， 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 。 明代刘体乾称：“历代官制 ， 汉七千五百员 ， 唐万八千员 ， 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 。 ”到了明代 ， 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
同时 ， 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 ， 官吏数量比较精简 ，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 无不成倍增长 。
比如唐代 ， 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 。 到了玄宗开元末期 ， 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 ， 外官人数则达到16185人 。
宋朝草创之初 ， 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 。 南宋只有半壁江山 ， 但是庆元年间（1195—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0000余人 。 这是指官员 ， 至于吏的数量更是惊人 ， 宋真宗一次就裁汰冗吏190000余人 。
明代也是这样 。 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 ， 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5480员 ， 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000员 。 至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 ， 文官24683员 ， 武官100000员 。
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第一个原因 ， 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 ， 但是一旦出现 ， 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 ， 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 。 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看 ， 官僚机构本身是一个垄断组织 ， 它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 ， 缺少竞争机制；同时 ， 公共物品的估价存在着困难 ， 政府管理活动的输入、输出都是不可观察的 。 基于这些特点 ， 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 ， 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 ， 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 ， 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 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
事实上 ， 中国历史上搞了多次减员增效改革 ， 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愈裁愈多 ， 大多数减员改革都失败了 。 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 ， 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 ， 吏疑衍建言 。 己亥 ， 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 ， 又诣衍第诟詈 ， 乱投瓦砾” 。 也就是说 ， 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 ， 十分愤怒 ， 500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 ， 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 ， 乱扔瓦块石头 ， 进行抗议 。 这一事件发生后 ， 朝廷虽“诏捕后行二人 ， 杖脊配沙门岛” ， 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 。 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 ， 光绪皇帝大规模裁撤冗员 ， 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 ， 不几日 ， 变法即遭失败 。
第二个原因 ，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 ， 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 。 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 ， 官权是皇权的延伸 ， 君主专制不断完善 ， 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
秦汉以后 ， 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强化 。 每一次集权强化 ， 就意味着国家权力不断延伸 ， 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 。
君主专制制度强化表现出两个方向：
一是皇权不断向下延伸 ， 比如朱元璋强化“里甲制度” 。 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民间组织、民间自治不断被打压 ， 所有事务都要由官僚体系来把持 ， 所以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扩张 。
二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 ， 官员权力被不断分割 ， 以期官员相互制衡 ， 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 。 由此造成一官多职 ， 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 。 比如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 ， 不断增设机构、分化事权 ， “昔以一官治之者 ， 今析之为四五 ， 昔以一吏主之者 ， 今增而为六七” 。
历代裁减官吏数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 ， 也与官权是皇权的代表这一因素有关 。 皇帝裁撤官吏数量 ， 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 ， 放松对社会的控制 ， 这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 。 因为官僚权力受到约束之后 ， 皇权也会相应萎缩 。 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 ， 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 ， 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
【腐败：历代王朝的无解难题】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 ， 最终导致“官多民少 ， 十羊九牧” ， 百姓遭受搜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 同时 ， 它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 使“陋规”这一腐败产物长期无法铲除 。 革除“陋规”涉及根本性、大规模的财政改革 ， 但统治者拒绝做出必要的调整 ， 其结果只能是富了官吏 ， 穷了百姓 ， 祸害了地方 ， 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 。


    推荐阅读


    上一篇：芯片|开学季，宏碁传奇何以成为学生笔记本新宠

    下一篇：|马云官宣：阿里正式进军房地产，以后买房上天猫旗舰店就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