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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杜伟生 以书为媒与古人、后人对话

_原题是：杜伟生 以书为媒与古人、后人对话

杜伟生在工作台前 ， 桌上摆放的是他修复古籍的工具 。

中药黄柏是国图修复组寻找到的纯天然颜料 ， 可用于古籍修复 ， 黄柏还有防蠹防虫效果 。
杜伟生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 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 ， 两只手能数得过来 ， 他是其中一个 。
1991年至2002年的敦煌遗书修复项目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 ， 他也参与过《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修复 。
有些行规不需要强制 ， 进入工作的状态 ， 身体自然就会服从 。 比如修古书的时候 ， 不能说话、不能大喘气 ， 避免口水溅落纸张；手臂轻放轻抬 ， 防止汗水沾起书页 。 有的古书薄如蝉翼 ， 一阵风吹过 ， 都有可能破碎 。
杜伟生在这行里干了40多年 ， 走路都练得很轻 。 与古书的对话 ， 需要靠身体来完成 。 一张纸有多厚 ， 手指捻一捻就知道了；修完的书放进仿制民国的压书机里 ， 每本书需要拧几圈力 ， 只能靠经验 。
杜伟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 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 ， 两只手能数得过来 ， 他是其中一个 。 1991年至2002年的敦煌遗书修复项目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 ， 他也参与过《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修复 。
他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 ， 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 。 全国现存5000多万册古籍 ， 古籍修复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 ， 他推算 ， 一两百年大概能修完一遍 。 这个行业虽然不大 ， 但只要有书 ， 就有人 。
老规矩
国图的古籍修复组在一间开阔的大办公室里工作 ， 近二十张工作台中 ， 最长的近3米 ， 可以舒展地铺开卷轴和经卷 。 9月初的一天 ， 杜伟生坐在自己的桌前 ， 拿出一把补书的工具 ， 一字排开：长长短短的竹尺、镊子、剪刀、针、木槌、裁纸刀 。
棕毛刷是修书行业特制的工具 ， 得用棕榈树皮扎成 。 一把好刷子十分难得 ， 中部要硬 ， 使得上劲 ， 刷尾则要软 ， 不伤书 。 早先有人专门做这些工具 ， 但行业太小 ， 现在几乎没人了 。 杜伟生从网上买了一大把棕毛存着 ， 打算闲下来自己扎几把 。
早上八点半 ， 修复师们到岗 ， 最先响起的是哗啦啦的水声——净手 。 手不干净不能摸书 ， 这是流传下来的老规矩 。
杜伟生年轻的时候 ， 老师傅们的规矩更多 ， 净手、净口、焚香 ， 氛围和情绪都要安静下来 ， 才开始修书 。 现在规矩没那么多了 ， 但最关键的规矩演变成操作规范 ， 被一代代严格执行 。 比如 ， 书必须双手捧着 ， 尽量用木板或书架托底 ， 千万不能拎着走 。
他1974年从军队转业到北京图书馆（1988年改称国家图书馆）图书修整组 ， 那时候干活儿 ， 办公室听不到声音 ， “在这种状态下 ， 进来之后就自觉小心翼翼 ， 起码不要妨碍别人 ， 动作要慢 ， 要轻 。 ”现在修复组里年轻人多了 ， 倒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死气沉沉 ， 杜伟生感觉到年轻人就算不说话 ， 也有一股内在的活力 。
这天 ， 修复组里最大的一个活 ， 是修复一幅古画 ， 平摊在桌面上近乎两米长 。 五六个年轻人围着画 ， 先商量再下手 。 有的操作要两三个人一起配合 ， 手持镊子和毛笔 ， 屏住呼吸 ， 同时出手 。 将古画修复与古籍修复合并到同一个组 ， 是杜伟生1987年上任古籍修复组组长以后决定的 ， 因为两者技艺类似 ， 修画更复杂 ， 学会修画对修书有帮助 。
40多年前 ， 文津街上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修整组只有他一个年轻人 ， 师傅们都四五十岁以上 ， “两肖”肖顺华、肖振邦都在 ， 全国修书圣手的半壁江山 ， 都在这间屋子里 。
名义上他们都是杜伟生的师傅 ， 但谁也不会主动教太多 ， 主要靠观察 。 “拿来两本书 ， 师傅修一本 ， 我在旁边看着 ， 同时修另一本 ， 就这么会了 ， 没有人跟你讲为什么 。 ”老师傅们大多是琉璃厂书铺店员出身 ， 经验丰富 ， 但不太会教 ， 问多了还恼火 。
“老师傅们认为这就像一加一等于二 ， 没什么可以解释的 。 ”杜伟生说 ， “抹上浆得粘住 ， 粘不住 ， 就是浆少了；粘上又揭不开 ， 就是浆稠了 ， 就很简单 。 ”
后来他越来越体会到 ， 师傅们的很多做法 ， 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 比如一个简单的操作：做封面 。 师傅们都是先粘在书上 ， 再把三面内折 ， 严丝合缝；有人改掉次序 ， 先折好三面再粘 ， 就会对不齐 。
当初为什么这么做 ， 师傅没说 ， 但方法就摆在那里 。
敦煌遗书
全国古籍保存量据统计大概有5000万册 ，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修复 ，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 而在2007年之前 ， 古籍修复行业只有不到100人 。
人手不够 ， 只能捡最重要的项目先做 。 国家图书馆最早启动的一个修复项目是《赵城金藏》 ， 4814卷佛教经典《赵城金藏》1949年进入北京图书馆 ， 由于抗战时期为避免被日本劫掠和破坏 ， 被藏在煤矿坑中 ， 不少经卷受潮后长满黑霉 ， 粘连在一起 ， “黑得像木炭、硬得像木棍” 。
1949年至1965年 ， 国家图书馆用时16年修完《赵城金藏》 ， 其间建立起最早的古籍修复队伍 。 20多年以后 ， 主持修复敦煌遗书的任务 ， 落在了杜伟生肩头 。
敦煌遗书、《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一起 ， 并称国图的四大“镇馆之宝” 。 敦煌遗书指的是敦煌莫高窟洞窟中发现书籍 ， 大多为唐朝时期 ， 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北朝 ， 距今1500多年 。 全球现存敦煌遗书近5万卷 ， 其中1.6万余卷收藏在国图 ， 大概有4000到5000卷需要上手去修 。
动手之前 ， 杜伟生系统研究了《赵城金藏》的修复过程 ， 他更关注的是教训 。 在《〈赵城金藏〉修复工作的得与失》一文里 ， 他总结称 ， 《赵城金藏》采用蒸揭 ， 全部托裱 ， 经过托裱的经卷 ， 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 。 这样 ， 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损失 ， 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经卷用纸非常不利 。 “当时只要在托经卷时在经卷上下粘上一个纸边 ， 就可以使信息量少损失一些 。 ”
托裱 ， 是以前修书的通用方法 ， 在书页背后托上一张大纸 ， 旧书页全部贴在新纸上 ， 加固作用很强 。 但这样一来 ， 纸张的很多信息就被掩盖了 ， 研究造纸史的专家只能望纸兴叹 。 杜伟生决定 ， 以后能不托裱就不托裱 ， 只对书作最小的干预 ， “能补一厘米坚决不补一厘米半” 。
时隔数十年 ， 两代人的修复观念发生变革 。 以前 ， 修书讲究天衣无缝 ， 尽善尽美 ， 后来 ， 保留书上遗留的历史信息 ， 被视为与修好书同样重要 。
敦煌遗书修复之前 ，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潘吉星先生来馆里做讲座 ， 他眼里看到的 ， 是敦煌遗书的规格、厚度和纤维 。 潘先生说 ， 对于敦煌遗书 ， “纸比书重要” 。
“修书不能追求天衣无缝、以假乱真 ， 隔着两米看要协调 ， 看不出来新旧 。 但放在眼前 ， 必须一眼能看到修复的痕迹 。 ”杜伟生说 ， 如果修到看不出痕迹 ， 非但不能表明修复技术高 ， 反而干扰了历史信息 。
有些遗书上有古人修缮过的痕迹 ， 当时技术原始 ， 只是用麻绳缝一下 。 以往修缮一般会纠正古人错误的修法 ， 替换成新方法 。 但杜伟生坚持不动 ， 麻绳修书 ， 也是古代同行留下的信息 。
1990年 ， 受邀到英国国家图书馆帮忙整理敦煌遗书时 ， 他发现英国人也是同样的理念：尊重古籍原貌 ， 同时尽量保留前人的修复痕迹 。 相比于师傅们那一代人 ， 杜伟生这一代与国际同行接上了轨 。
黄柏入书
古籍修复组的办公室里 ， 立着一个一人高的柜子 ， 像中药铺里的药柜 ， 隔出四五十个小抽屉 。 抽屉里装的是颜料 ， 材质却是五花八门 ， 有水粉颜料、皮革染料、矿物颜料 ， 有荣宝斋、思序堂出的国画颜料 ， 还有同仁堂的中药 ， 黄柏、姜黄、栀子等等 。
杜伟生拿出一袋黄柏 ， 这是近些年他们找到的新材料 。 之前他们做过一个项目 ， 找来各种有颜色的中药 ， 挨个试色 。 最终试出了黄柏的颜色 ， 非常适合用作古籍修复 。 中药是古籍修复中流传千年的极佳原料 ， 纯天然 ， 对书籍没有损害 ， 黄柏还有防蠹和防虫的功效 。
他们创造新的修复原料和方法 ， 依然是通过诉诸最古老的经验 。
杜伟生认为修书的理想状态 ， 就是用做那本书时同样的材料与方法去修 。 古籍太老 ， 留给后人创新的空间很小 ， 一些没经过论证的新材料 ， 他不敢用 。
虽然化学颜料已经几乎可以调出任何需要的颜色 ， 但杜伟生不会轻易使用 ， 因为化学品即使眼下对书籍健康没有损坏 ， 未来如何 ， 并不能判断 。
“所谓创新 ， 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 ”杜伟生回忆 ， 修敦煌遗书的时候 ， 有些经卷展开并不是横平竖直的方形 ， 而是弧形 。 按传统做法 ， 装裱后要上墙挂起来 ， 但一上墙 ， 弧形纸张上下左右力道不同 ， 经卷会被张力扯碎 。 杜伟生想 ， 既然是弧形 ， 说明唐代写书的时候就不上墙 ， 后人贸然去做可能伤到书 ， 就改为摊在桌上 ， 铺上木板 ， 用石块压 。
另一种被“逼”出来的技法 ， 是在修复《永乐大典》过程中 。 《永乐大典》是原装的明代古籍 ， 十分难得 ， 他们决定修复时不拆页 ， 也就不能取下每张单独修补 。 杜伟生只能“掏”着补 ， 工具伸进折页中间慢慢补 。 这样增加了难度 ， 质量控制也更困难 ， 但学者专家都很满意 ， 认为是正确的做法 。
【古人|杜伟生 以书为媒与古人、后人对话】这种技法被称为“掏补” ， 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法之一 。
两百年轮回
修书这行要坐冷板凳 ， 修着修着也有感到枯燥的时候 。
上世纪80年代 ， 杜伟生学了英语 ， 那正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 有人邀请他去深圳 ， 当翻译 。 他动了心 ， 但想了想 ， 觉得那是伺候人的事儿 ， 没多大意思 ， 还是留下来继续修书 。 不仅因为喜欢这个 ， 也因为北京图书馆属于行业顶尖的平台 ， 保存着修不完的好书 ， 他感觉自己会永远有事可做 。
1992年 ， 在一个敦煌遗书国际研讨会上 ， 杜伟生就修复计划做了一个发言 。 会后 ， 几位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尼姑找到他 ， 见面就合十行礼 。 杜伟生赶忙谦称受不起 ， 她们说您受得起 ， 您修佛经 ， 做的是最大的功德 。 这件事给杜伟生留下长久的感动 ， 原来当个修书匠 ， 也是一件功德 。
他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 。 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 ， 他感觉古人也是这么看的 ， 给书的各部位起名书口、书头、书脚、书背、书眼 ， 都是按人的形象比照 。 古人把书当做朋友 ， 修书人就是医生 ， 做医生最好做名医 。 拿到一本残破的书 ， 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 ， 修完之后手脚齐全 ， 重新站立 ， “你作为一个医生 ， 是什么感觉？”
修书 ， 是与古人对话 ， 也是与后人对话 。
杜伟生总想着给后人留一些空间 ， 以后会有更好的技术和材料 ， 现在如果贸然修 ， 反而画蛇添足 。 想起年轻的时候 ， 杜伟生手快 ， 一天能修一本 。 那时候大家都比着干 ， 你修一本我就修两本 。 速度快了难免有些遗憾 ， 后来杜伟生还把以前修得不好的书再拿出来 ， 揭掉以前修补的材料 ， 重新再修一遍 ， 压平 ， 完好地归库 。
还好 ， 当时用的方法是可逆的 ， 才有弥补遗憾的可能 。 国图古籍修复组至今粘书仍然以面粉为主要材料 ， 将其中的面筋提取出去 ， 黏度适度降低 。 以后如果发现更好的材料、更合适的纸 ， 稍微喷点水就能揭下来 ， 替换更好的材料 。
一个反例就是敦煌遗书 。 敦煌遗书使用的浆特别黏 ， 一千多年后还不开裂 。 这也带来了问题 ， 因为很黏 ， 修复的时候拆开 ， 就会撕开上下的纸 ， 所以修复时他们罕见地没用古方 ， 就是为了实现未来的可逆 。
修书 ， 两百年一个轮回 ， 修好的书两百年以后也要再修 。 一代代修书人以书为媒 ， 展开对话 。
路又窄又长
2007年全国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前 ， 曾对古籍修复行业做过一个调查 ， 当时全国从业人员不足百人 。 中心成立以后 ， 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
初级班、高级班、研究班 ， 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大概办了将近200期 。 最有意思的是初级班 ， 面向零基础的人 ， 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 。 杜伟生亲自教过的就有法医、律师、会计师、幼教等等 ， 有一位退休的老先生 ， 比杜伟生还大一岁 ， 成了他的学生 。 这些学生都是对古籍修复感兴趣 ， 以后大多也不会入行 ， 但自己会修着玩儿 。
社会观念正在转变 。 以前这个行业陌生 ， 不太受到尊重 ，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投来敬意 。 带来的好处是 ， 热爱这行的年轻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进门 ， 人才源源不断 。 现在 ， 全国50多家高校都开了古籍修复的专业 ， 国图古籍修复组新招的都是研究生学历 。
现在全国古籍修复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 ， 但大多是近几年入行的新人 。 据统计 ， 5年前行业才200人左右 。 而高水平的人大多已经老了 ， 像杜伟生这样的老专家 ， 成了全国各地“抢手货” ， 被邀请去各地授课 ， 指导修复项目 。 杜伟生理想的状态 ， 是建立一批国家一级的古籍修复机构 ， 至少每个省都有一个 ， 这样全国古籍修复水准就能总体提高一个台阶 。
全国5000多万册古籍 ， 杜伟生推算 ， 按照目前行业的规模 ， 100到200年大概能修完一遍 。 古书修复周期为200年 ， 正好实现轮转 。
如果投入很大力量 ， 用很短时间把所有的书都修完 ， 杜伟生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 技术并不复杂 ， 培养一两年就能上手 ， 完全可以利用很多人把所有书修完 。 然而 ， 修完之后就没书可修了 ， 技术就停留在原地 ， 人也会流失 ， 再过100多年开始下一轮修缮 ， 技术很可能已经失去传承 。
他认为 ， 1000多人的规模已经够了 ， 可以维持行业的发展 。 不过 ， 还缺高水平的人 。
这条路很窄 ， 但是很长 。 很多行业在迅速更新换代 ， 但修书这行变化很慢 。 敦煌遗书已经保存1500年了 ， 杜伟生说 ， 在现在的保存环境里 ， 再放1500年、3000年都没问题 。
书可以等 ， 等更好的修复方法 ， 等更合适的修复材料 。 “只要有书在 ， 我们就得跟着 。 ”他说 。
寻找材料 ， 自始至终是杜伟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 他从纸库里翻出一张一米见方的蓝色瓷青纸 ， 相传是乾隆年间的旧东西 ， 已经有200多年 。 这种纸据说是以前用在宫廷建筑顶上的藻井里 ， 画师在上面画龙 ， 颜色高贵典雅 。 这批纸后来辗转来到国图 ， 躺在仓库里 ， 几十年后被杜伟生翻出来 ， 发现是用作古籍封面的上等好纸 。
他握住两端 ， 胳臂使力 ， 猛得一绷：啪！清亮又浑重的一声响 ， 纸张毫发无损 。
“韧性极高！”他露出得意的神色 。
匠心暖心
杜伟生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 。 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 ， 他感觉古人也是这么看的 ， 给书的各部位起名书口、书头、书脚、书背、书眼 ， 都是按人的形象比照 。 古人把书当做朋友 ， 修书人就是医生 ， 做医生最好做名医 。 拿到一本残破的书 ， 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 ， 修完之后手脚齐全 ， 重新站立 ， 作为一个医生 ， 你是什么感觉？
A特22-A特23版采写/新京报采访人员 倪伟
A特22-A特23版摄影/新京报采访人员 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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