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不如说困在农民工的权益洼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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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天玉编辑/杨溪
出品|原子智库·****小满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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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卖小哥职业处境的关注与讨论 ， 仍在发酵 。 不过 ， 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将其困境归因于算法——诸如数字劳工、算法奴役这些概念 ， 除了显得前沿时髦花哨之外 ， 实际上反而遮蔽了问题的实质——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问题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先生 ， 即持这种看法：外卖骑手的困境 ， 看起来是数字时代的新问题 ， 但若将视野拉长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变迁的历史维度 ， 问题似乎并不那么新鲜——算法堂而皇之地将骑手困在系统里 ， 究其根本 ， 是骑手不具备与平台议价的能力 ， 配送时间、报酬以及奖惩规则 ， 都是平台决定的 ， 只不过是以算法的形式呈现 ， 而算法是人造物 ， 算法背后同样是人与人的关系 。 因此 ， “与其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 不如说困在农民工的权益洼地里” 。
【与其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不如说困在农民工的权益洼地里】因为 ， 大概一半比例的外卖骑手是专送骑手 ， 是在代理商指挥监督下从事劳动 ， 双方是劳动关系 ， 不能因为“披上平台的外衣”就模糊其劳动关系的本质 。
因此 ， 王天玉认为 ， 让外卖骑手走出系统之困的对策 ， 是回归农民工权益保障——既然农民工作为外卖骑手缺乏议价能力 ， 那么就应从政策、法律、组织、学术等角度多管齐下 ， 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 ， 扶助农民工加强议价能力 ， 从当前最突出的配送时间、报酬、奖惩、安全保障问题入手 ， 旨在筑起权益保障的底线 。 “可以借鉴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做法 ， 建立‘政府—工会—平台’三方参与的议价协商制度 ， 以公共力量制衡平台的决定权 。 ”
以下为正文：
一篇《外卖骑手 ， 困在系统里》的报道 ， 将外卖骑手的世界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 ， 一时间民意沸腾 ， 批评平台算法之声此起彼伏 。 饿了么、美团提出消费者自愿多等5或8分钟的回应 ， 不但未能平息舆论 ， 反而招致更大的批评 。
在这一轮讨论中 ， 算法是核心议题 。 似乎是随着数字时代来临 ， 在算法冷酷且强大的支配下 ， 外卖骑手越来越像机器 ， 无力反抗 ， 只能默默承受算法不计算的现实困难 ， 抑或用交通违章对抗算法设定的时间红线 。 如果这样理解外卖骑手的困境 ， 看起来是数字时代的新问题 ， 但若将视野拉长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变迁的历史维度 ， 问题似乎并不那么新鲜 ， 也没那么神秘 。
依旧是农民工问题
不管是蓝色的“饿了么” ， 还是黄色的“美团” ， 外卖骑手的外衣下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农民工 。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由来已久 ， 虽然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 但该问题的解决仍任重道远 。 即便是十余年来广受关注的农民工讨薪问题 ， 去年国务院专门制定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行政法规 ， 可见实践治理之难 。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今年有2.9亿农民工需要就业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指出 ， 稳住2.9亿农民工就业 ， 就保住了我国就业基本盘 。
农民工的整体劳动条件在持续改善 ， 但仍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 。 外卖骑手的遭遇 ， 只是农民工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条件的直观展示 ， 与在建筑工地、工厂中就业的农民工相比 ， 前者的问题表现为时间焦虑和交通风险 ， 后者的问题则包括生产安全、欠薪风险、严苛管理等 ， 而在议价能力的弱势地位上 ， 二者并无区别 。
那么 ， 为何外卖骑手的问题引发了如此广泛的社会热议呢？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卖骑手的问题是社会公众常见的 ，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公众的交通风险 。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 外卖送餐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 公众对于外卖骑手的行为有直观的观察 ， 一些人对其交通违章行为抱怨颇多 。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2014—2019年外卖、城市速递相关争议发现 ， 在102起众包骑手争议判决书中 ， 80%的案件是骑手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承担 ， 15%的案件是骑手自己受伤后主张平台承担雇主责任 。 可见 ， 外卖骑手事实上增大了城市的交通风险 ， 城市居民是直接面对该风险的相关者 。 当媒体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方式全景式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时 ， 积累已久的情绪得以引爆 。
然而 ， 农民工在工地或工厂的劳动场景 ， 则是相对隔离于城市居民的 ， 或者说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关联度低 。 因此 ， 即便其他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更差、劳动问题更严重 ， 也难以在舆论场中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
二是算法包装下的劳动问题似乎更为新鲜 ， 也更能引发公众焦虑 。 算法是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 。 在媒体对数字时代诸多概念的炒作中 ， 算法似乎强大到客观而理性 ， 如科幻故事一样指引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 。 但如果我们稍加冷静 ， 不难认识到算法是人造物 ， 算法背后同样是人与人的关系 。 在外卖送餐中 ， 算法可以瞬间完成上万笔订单与骑手的匹配 ， 但对于骑手送餐时长的设置 ， 难道不是可以人为修正的参数吗？在当前的讨论中 ， 有评论说到人人都可能在算法的支配下工作 ， 这反映出公众阅读外卖骑手故事时的代入感 ， 也契合了数字时代的焦虑感 。
剥开这两项社会心理因素 ， 外卖骑手之困的实质 ， 仍是农民工劳动问题的延续 。 与其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 不如说困在农民工的权益洼地里 。
平台用工使农民工就业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看到了外卖骑手的困境 ， 我们要问：应如何看待平台和算法？或者换个更直观的问法 ， 平台用工的出现使得农民工的就业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在骑手分类中 ， 众包骑手的门槛很低 ， 只须自主在APP注册 ， 获得核准后就可以接单 。 这无疑给很多在城市就业困难的农民工提供了谋生之路 。 此外 ， 新生代农民工更追求自由 ， 更希望贴近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 。 外卖送餐给他们提供了工地、工厂之外的另一个选项 ， 有机会脱离封闭而枯燥的劳动环境 ， 近距离感受城市生活的脉搏 。
并且 ， 根据现有数据 ， 外卖骑手的收入在农民工群体中相对较高 ， 几乎没有欠薪的风险 ， 即便目前个体收入有所下降 ， 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 如果考虑到劳动强度 ， 外卖送餐需求 ， 基本集中在午餐和晚餐两个高峰时段 ， 骑手拼好这两个时段就有基本的收入保证 ， 其他时间相对轻松和自由 。 而工地和工厂的劳动强度显著大于外卖送餐 ， 一天8小时工作后经常还有加班的安排 。 对比之下 ， 骑手工作的吸引力更大 。
评价平台用工是使农民工就业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 要选好参照对象 ， 不能以劳动管理规范的国企或外企为参照对象 ， 而应从现实出发 ， 以农民工群体本身为参照对象 。 平台用工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选项 ， 在宏观上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 。 总体上说 ， 农民工就业是更好了 ， 只是还不够好 ， 我们希望越来越好 。
归根到底是议价能力
如何使外卖骑手的劳动条件越来越好？
有观点指出 ， 应明确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 ， 按照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来落实 。 这种观点有一定意义 ， 因为大概一半比例的外卖骑手是专送骑手 ， 是在代理商指挥监督下从事劳动 ， 双方是劳动关系 ， 应按照劳动法予以规范 ， 落实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险的相关规定；不能因为“披上平台的外衣” ， 就模糊其劳动关系的本质 。 另一半骑手是众包骑手 ， 这部分人是游离在劳动法保护之外的 。 那么 ， 能不能将其统一纳入劳动法调整、一步到位地解决保障问题？这就涉及到劳动法的能力问题 。
客观地说 ， 劳动法在当前条件下无法完成这一重任 。 一方面 ， 劳动法并不是强势的法律门类 ， 在执行中有诸多难题 。 例如去年热议的工作时间“996”问题 ， 如此明显违反劳动法强制规定的做法都能引发热议 ， 本身就显示出劳动法执行的困难 。 《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出台后所遭受的诸多批评和非议 ， 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劳动保障的社会共识 ， 从而加剧了劳动法执行难问题 。
具体到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 ， 劳动法更是不尽如人意 。 即便不说经济补偿、社会保险等劳动权益保护机制 ， 就是最基本的农民工欠薪问题 ， 政府三令五申 ， 甚至已在刑法上确立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 仍未能根治 ， 否则国务院也无须专门出台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的法规 。
另一方面 ， 众包骑手的劳动方式与劳动法所调整的从属性劳动存在显著区别 。 应明确的是 ， 劳动法调整的是全社会劳务给付活动中基础性的部分 ， 以劳动关系的形式为7.7亿就业人口建构基本的法律关系 ， 塑造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结构 。 众包骑手自主注册、接单并配送的劳动过程 ， 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 很难纳入劳动法调整 。 对众包骑手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者 ， 应探索与其自身劳动方式相适应的法律保障机制 。 解决劳动问题的对策“工具箱”不应只有劳动法一项 ， 我们面对丰富的现实劳动世界 ， 亦不能将自身的思维困在劳动法里 。 现实地看 ， 一句“纳入劳动法”不可能完全解决外卖骑手的问题 ， 这也不该成为讨论的终结句式 。
我们讨论外卖骑手 ， 不应止步于“神秘”的算法 ， 亦不可局限于数字时代的花哨概念 ， 其本质是农民工老问题的新面孔 。 农民工在各类劳动者中几乎是最为弱势的群体 ， 在外卖送餐的具体场景下 ， 专送骑手经常难以享有劳动法所提供的法定议价结果 ， 众包骑手又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主张权益保护 ， 二者皆因农民工的身份而缺乏议价能力 。
在此背景下 ， 算法堂而皇之地将骑手困在系统里 ， 究其根本 ， 是骑手不具备与平台议价的能力 。 配送时间、报酬以及奖惩规则都是平台决定的 ， 算法只不过是平台决定权的表现形式 。 由于不具有议价能力 ， 外卖骑手只能选择接受或者离开 ， 这是平台与骑手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结构的根源 。
让外卖骑手走出系统之困的对策 ， 是回归农民工权益保障 ， 不能只强调劳动法 ， 而应从政策、法律、组织、学术等角度多管齐下 ， 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 ， 扶助农民工加强议价能力 ， 从当前最突出的配送时间、报酬、奖惩、安全保障问题入手 ， 旨在筑起权益保障的底线 。 可以借鉴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做法 ， 建立“政府—工会—平台”三方参与的议价协商制度 ， 以公共力量制衡平台的决定权 ， 为外卖骑手提供议价渠道 ， 以三方议价结果修正平台的算法 。
总之 ， 只要有相应的议价能力 ， 算法当然可以修正 ， 甚至可以有人性的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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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智库·腾讯小满工作室出品|第406期
实习运营编辑：刘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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