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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走出系统之困｜我们需要怎样的骑手算法( 二 )


“外卖体系不断发展 ， 监控越来越精细化 ， 但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障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 ”孙萍说 ，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策和法律层面缺少保护 ， 现在的劳动法还没有对新兴共享经济、零工经济（从业者）进行实质的定性和划归 。 ”
系统是可松动的吗？
不可否认 ， 外卖行业为吸纳就业、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 ， 2020年上半年 ， 美团平台上的有单骑手达到295.2万人 ， 同比增长16.4% ， 45.7%的骑手月收入为4000-8000元 ， 7.7%的骑手月收入超过一万元 。
饿了么在6月公布的数据称 ， 1月下旬以来 ， 饿了么累计提供超120万蓝骑士就业岗位 ， 疫情期间新增入职的蓝骑士中 ， 22%为工厂工人 ， 16%为个体创业者 。
配送时间不断缩短 ， 让消费者对外卖依赖度不断提高 ， 助推外卖平台成长为巨头企业 ， 是中国数字经济甚至中国速度的骄傲一面 。 我们越来越难以离开外卖带来的便利 ， 但也确实到了该反思如何实现更公平、合理机制的时候 。
系统由人设计 ， 代表人的价值取向 。 在《外卖骑手 ， 困在系统里》引发广泛关注后 ， 9月9日 ， 饿了么和美团一早一晚分别作出回应 。
其中 ， 饿了么设置“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小按钮的做法 ， 有些毁誉参半 。 对于此举为何招致批评声 ， 孙萍认为 ， 按钮将决定权转移给了消费者 ， 与此同时也将责任“甩”给了消费者 。
“外卖算法体系中 ， 消费者和外卖员只是参与者之一 ， 导致算法最终出现问题 ， 并不只是这两个参与者 ， 其实是有非常多元的因素 。”孙萍说 。
美团的回应姗姗来迟 ， 表态“没做好就是没做好 ， 没有借口” ， 提出了优化系统的几项具体措施：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恶劣天气下 ， 系统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 ， 甚至停止接单；升级骑手申诉功能 ， 对于因恶劣天气、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况下的超时、投诉 ， 核实后 ， 将不会影响骑手考核及收入 。
诚然这是一种公关姿态 ， 但两家公司的回应至少说明：“平台算法系统本身是可以更改的 ， 而且是可以做出较大的改善 。 这进一步表明 ， 技术的社会偏差性是可以通过社会协商或者算法审计被纠正的 。”
认为系统可“松动”的 ， 还有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向华 。
她向澎湃新闻采访人员表示 ， 这些措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外卖平台已经开始积极地去探索一种更好的与骑手、用户期望进行合作的方式 。
外卖小哥和系统 ， 正如当年的流水线工人和背后的监工 。 2010年起发生在富士康的数十起工人跳楼事件 ， 使得饱受舆论压力的富士康尝试了安装防护栏到反思管理模式、加强心理疏导等各种方式 ， 试图摘除“血汗工厂”的帽子 。
卢向华表示 ， 此次人们讨论外卖员受困于系统与早期流水线工人因工作枯燥等引起罢工具有相似性 。
“现在科技领域与知识型产业与员工之间形成了比较好的机制 ， 甚至流水线制造企业与一线员工之间经过多年的博弈也达到了一种较为平衡的状态 。 但外卖骑手作为近些年的新兴职业 ， 不管是从企业还是从业者而言 ， 也还在探索最佳的合作方式 。 ”卢向华说 。
但技术的前进方向是更冷酷还是更温暖这个问题 ， 对于这一问题 ， 不是没有悲观者 。
平台平均配送时间缩短 ， 追求极致的效率 ， 代表了更低的运营成本 ， 更高的市场竞争力 。 现存的外卖平台 ， 都是效率战的优胜者 。 这时 ， 外卖小哥的权益 ， 就被放在了轻重缓急的最低位 ， 低于商户、消费者 。
“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准则就是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 ， 一旦沿着规则去走 ， 整个算法体系和机制其实是完全偏向于资方的 。 ”孙萍称 。
“（但）总是要去探讨一个解决办法 。 ”孙萍说 ， “在我看来 ， 最大的松动点就在于 ， 要让算法机制由纯技术性变成‘技术性+社会性’ ， 要给技术开一个口子 ， 让它变得更加灵活和包容 ， 这一点不是不可以实现的 。”
“我们可以是悲观主义 ， 但要是一种不妥协的悲观主义 。 每个人要在自己尽可能的范围内去做一点事情 ， 发一点声音 ， 才能至少使得现有的世界不变得那么糟糕 ， 使社会保留变好的可能性 。 ”一位社会学者向澎湃新闻采访人员表示 。
可以做些什么？
松动算法、柔化系统 ， 孙萍提出了建立“算法协商机制”的思路 。
外卖经济的参与方包括商家（资方）、程序员（技术）、外卖员（运力）、商家（出餐的制作方）、外包公司、消费者 。 目前系统的制定 ， 属于“单项的话语权” ， 即由资方说了算 ， 程序员为执行者 ， 外卖员、商家作为平台参与者 ， 话语权没有纳入到算法的规则设定之中 。
因此 ， 孙萍的观点是未来要形成一种全社会范围的算法协商机制 ， 除了平台、程序员 ， 应纳入外卖经济、平台经济更多的参与者到算法运作规则的设定中 。
“我们要让外卖员劳动者 ， 让政府 ， 第三方机构 ， 还有社会科学家都参与进去 ， 增加外卖员的话语力量 ， 让社会科学家带来人文关怀 ， 体现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 。 这样子出来的算法 ， 才（尽可能）公正公平 ， 包容开放 ， 而不是一刀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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