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

作者|李庆西
摘编|张进
水浒传|《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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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水浒十讲》 , 作者:李庆西 , 版本:书城大家|文汇出版社 2020年8月
早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 , 我曾迷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 , 在《水浒传》一书上虚掷不少功夫 。 过去这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 , 乃至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 。 至八十年代初 , “起义说”已大受质疑 , 有些学者便相应提出另一种解释 , 将其视为摹写市民阶层生活与理想的叙事之作 。 这种“市民说”的来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谈论《三侠五义》的一句话 , 所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 , 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云云 。 从鲁迅这话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浒传》也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 , 而“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否就等于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市民文学” , 这些都是当时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 。 我不赞同“起义说” , 同样也不认为“市民说”有何道理 , 一部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的作品 , 是否能够体现某种清晰的阶级(阶层)的主体意识 , 这本身大可怀疑 。 可是 , 在学院派的判牍中 , “阶级论”和“反映论”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 , 而以“市民说”取代“起义说” , 更像是与时俱进的姿态调整 , 这让人觉出一种“咸与维新”的学术焦虑 。 当时 , 我写了一篇题为《〈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论文(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 收入拙集《文学的当代性》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提出《水浒传》的命意在于揭橥中国人的伦理危机 , 书中触及的儒家伦理思维的扞格之处正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 。 我认为 ,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被历史阴影遮蔽的二律背反——“忠君”/“造反” , “替天行道”/“犯上作乱” , 在“冠屦倒施”的语境中恰是等位关系 , 或者确切说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因果转换 。
当年写那篇文章时 , 我自己也有一种焦虑 , 就是急于从“阶级论”以外去找寻文本解读方案 , 现在看来那篇东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 。
其实 , 《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作品 。 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的汉语文化圈 , 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化民众 , 给一个精神失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慰藉 。 当古老的文明已经失衡 , 制度安排只能为威权政体补苴罅漏的时候 , 留给个体的生存空间只能是充满暴行与无知的荒蛮之地 。 按霍布斯的说法 , 既然国家体制限制了个体自由 , 那就应当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安居乐业的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 , 应当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 , 乃真与善的国度”(《论公民》) 。 可是 , 谁来保证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不出问题呢?在《水浒传》所展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语境中 , 弱者最终的自救只能是反抗 , 哪怕是想象中的反抗 。
在许多无聊的夜晚 , 我重新翻开《水浒传》 , 又看见许多杀戮 , 许多血和许多泪 , 徒生许多无奈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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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面兽杨志 , 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一部大书 , 何以开篇不写那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七十回总评》中提出这个问题 , 照他的说法是隐括“乱自上作”的春秋笔法 。 不过 , 细细斟量这个“乱”字 , 实有其双重含义:在朝是纲纪混乱 , 在野便成了社会动乱 。 由高俅一类人物胡作非为 , 推衍出林冲一类人物聚啸山林 , 即鲁迅所谓“国政弛废 , 转思草泽”的叙事逻辑 。
高俅由“破落户”佞倖小人混到主管军事的殿帅府太尉 , 显然是秩序失范 , 意味着伦理、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 。 高俅既非科举进身的文官也不是疆场上拼杀出来的武将 , 他只是一个身陟高位的流氓 。 以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来看 , 杂流出身而至高官未免缺少经验世界的真实依据 。 按 , 王明清《挥麈后录》言其原为苏轼书僮 , 后入王晋卿门下 , 因擅于蹴鞠为端王赏识而发迹 。 《水浒传》显然采用了这个由潜邸亲随领殿前司职事的传闻 , 但此说不见正史 , 也缺乏其他史料支持 。 高俅此人《宋史》无传 , 其殿前司都指挥使一职见于《宋史·徽宗纪》和《东京梦华录》等书 。 小说附会这样一个史载不详的人物 , 是以个案的偶然性传奇性绕开制度层面的若干话题 , 直接投射道德批判意图 。
显然 , 《水浒传》一书对“破落户”尤为警觉 , 尤为痛恨 。 杨志天汉桥下卖刀 , 正是遇上牛二那种破落户泼皮 , 终于上演英雄失路的一幕 。 王法管不了牛二放刁耍赖 , 却不能容许杨志刃血除恶 , 可见“破落户”周旋人世比别人有更多的空间 。 在《水浒传》的语汇中 , “破落户”并非指家道败落 , 而是礼义尽失的一班无赖 。 如西门庆出场时 , 书中介绍说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 , 其实他家境殷实 , 甚至财大气粗 。 按 ,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绍兴二十三年 , 上谓大臣曰:‘近今临安府收捕破落户 , 编置外州治 , 本为民间除害……’”当时“破落户”已是一种社会痼疾 。 《水浒传》前四十回中 , 除了打劫生辰纲的晁盖一伙 , 诸多好汉上山落草前都是遇上了这样的恶势力 , 如鲁智深之于郑屠户 , 武松之于蒋门神 , 宋江之于无为军的黄通判 。 如果说高俅算是“国家罗汉” , 镇关西、牛二之类则是遍地出没的闾巷恶煞 , 他们的存在便是好人失足的契机 。
评骘《水浒传》素有“只反贪官 , 不反皇帝”的说法——矛头止于官僚集团 , 足以证明梁山革命的不彻底性 , 这是一个政治叙事的后设命题 。 不过 , 这里有些歪打正着的意思 , 如果可将官员 / 皇帝视若一种二元格局 , 那倒不难窥识“只反贪官”的真实意图 。 皇帝不妨作为权力意志的象征 , 而官僚集团才真正是国家机器 。 《水浒传》的叙事策略是把官僚集团与儒家的政治理想剥离开来 , 描绘出一幅国家自上而下的流氓化图景 , 从而颠覆了古代圣贤建构的理想国 。
作为官员的儒者失去了精神依傍 , 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话语权已被褫夺 , 这何尝不是整个文官制度的大失败 。 这里无疑展现了一个颇有创意的政治伦理主题:执政者从道义上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 , 而千疮百孔的王权制度依然不失其自我修复功能 , 那就是有另一种力量在“替天行道” 。 不用说 , “替天行道”的前提是“天下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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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子头林冲 , 明陈洪绶绘水浒叶子

《水浒传》中吏治问题尤为严重 , 尤其是司法部门 。 谁有权谁是大爷 , 如董超、薛霸只是解押犯人的差役 , 高俅想在林冲远戍沧州途中下毒手 , 还须陆虞候出面花钱买通他俩 。 这对超霸组合绝不放过任何创收机会 , 日后押解卢俊义也照收李固两锭大银 。
李固陷害卢俊义着实花费不少 。 官府里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 , 他还想买通押牢节级蔡福、蔡庆兄弟在狱中做掉卢俊义 。 书中有一段他与蔡福的密谋 , 出价五十两蒜条金 , 人家竟讨至五百两 。 不料梁山泊硬是要搭救卢俊义 , 柴进找上门来 , 出手就是一千两黄金 。 这蔡氏兄弟后来也上了梁山 , 可在牢里尽做这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勾当 。
不用说 , 有钱的也是大爷 , 一部《水浒传》充满金钱与权力的交易 / 博弈 。 不说官场上贪贿成风 , 即使江湖上义气为重的好汉们也总是金钱开路 。 晁盖、宋江、柴进等都有“仗义疏财”的美誉 , 但他们的慷慨解囊往往是买通关系的贿赂手段 。 如 , 刘唐醉卧灵官殿让雷横(其时尚在县里管治安)逮住了 , 晁盖便用十两银子通融下来 。 林冲在柴大官人庄上与洪教头比武时 , 柴进使了银子让董超、薛霸给林冲开枷 。 林冲进了沧州牢城营内 , 忙不迭地给管营、差拨塞上银子 , 于是免了进门的一百杀威棒 , 还给开了枷 , 派他一个好差事 。
这种行贿在书中被赋予仗义行善或是自我保护的正当性 , 既然反派人物花钱买凶 , 正面人物也照式解囊应对 。 蒋门神贿赂张都监、张团练陷害武松 , 施恩想援救武松也便花钱办事 , 正邪之间似有一种共谋关系 。 施恩用一百两银子买嘱康节级多予照料 , 另以一百两银子打通办案的叶孔目 , 硬是把武松的文案改轻了 。 按 , 书中有诗为证:“赃吏纷纷据要津 , 公然白日受黄金 。 ”每次进牢里探视 , 都还少不了酒食钱财一路打点 。
宋江也有这一节 , 进了江州牢城营 , 从差拨到管营的一路银两照应 。 只是漏了押牢节级戴宗 , 这戴院长便在点视厅上大发作 , 理直气壮地来讨他的“常例钱” 。 戴宗在江湖上久已闻名(后来梁山排座次在天罡之列第二十位) , 勒索起犯人却是毫无道义可言 , 这就是“体制内”养成的恶霸作风 。 宋江不给戴宗上贡是因为吴用说过那是他哥们 。 其实 , 哥们义气也是要金钱维系的 。 晁盖很懂得这一层关系 , 阮氏兄弟一来就给了三十两花银 , 后来上山坐稳了头把交椅 , 他派刘唐给宋江送去一百两黄金——当初官方缉捕生辰纲要犯 , 是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通风报信 , 惦着这份人情也就是义气 。 不过 , 这一百两黄金差点坑了宋押司 , 阎婆惜捏着他私通盗贼的把柄 , 硬叫他把金子交出来 。 其实那些金子宋江只是“受了他一条” , 剩下的都让刘唐拿回去了 。 可这话阎婆惜死活不信 , 照她的说法是“公人见钱 , 如蝇子见血” 。
不论“公人”还是“贼人” , 什么事情离了金钱都是万万不能的 。 后来梁山派人往京城活动招安一事 , 也是大把撒钱 。 中国小说里边 , 将金钱作用写得如此无孔不入 , 大概没有超过《水浒传》一书的 。
难怪 ,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见到处使银子 , 竟有“十三可叹”之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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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醉打蒋门神 , 明刊容与堂本插图

评论者通常忽略了书中一个重要事况:《水浒传》并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艰难 , 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 , 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的图画 。 按小说家叙事意图 , 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 , 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失衡失序 , 亦即所谓纲纪废弛、礼义尽失 , 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 。
坏人作恶无以治罪 , 好人犯事必被惩处 , 这是小说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 。 如宋江杀惜、武松杀嫂、雷横打死白秀英 , 其中各有款曲 , 却一概难逃法网 。 反之 , 牛二、西门庆那些人作恶 , 官府却是管不了 , 只能让杨志、武松们去解决 。 这与其认为是官府的选择性执法 , 毋宁说是小说家用以陈述世道恶劣的叙事策略 。
显然 , 书里任何一宗案子都能找出好人坏人甚或第三者第四者的共谋关系 。 譬如 , 宋江之杀惜 , 不只是宋江的焦躁和孟浪 , 那婆惜的贪婪和无赖 , 以及她与张三的私情 , 还有招文袋里晁盖信件提供的口实 , 所有这些轇轕不清的交互关系 , 一并做成了红粉殒命的惨案 。 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 , “贼人”作乱 , “公人”作恶 , 亦相辅相成 , 有着扯不清因果关系 。 于是 , 以恶制恶堂而皇之地成了一种崇高的道义 。 在一个伦理尽失的社会里 , 自然是弱者的抗争被赋予正义色彩 , 亦足以令人同情 , 所谓江湖道义本源于此 。
刘唐来向晁盖报告生辰纲的消息 , 振振有词地说 , “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 , 取之何碍?”这是江湖上黑吃黑的道理 。 智劫生辰纲的事儿看着解气 , 可用现在的话来说 , 正是“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 。 可是 , 如果没有这些江湖上的不法之徒 , 那些体制内的不义之人岂不是更为无法无天 , 梁中书每年为蔡京祝寿送上十万贯金珠宝贝的大手笔 , 岂不就成了京中官府大院里饭余茶后的美谈?
黑吃黑的以恶制恶注射了正义的鸡血 , 就像病毒似的遍地蔓延 。 金眼彪施恩倚靠其父的官方背景在快活林开设酒店(按 , 《水浒传》里的公务员亦有自家营生 , 病关索杨雄原是蓟州政府里做押狱兼刽子手的 , 又在城里开了一家屠宰作坊 , 于是宰人兼宰牲) , 生意原本十分红火 , “每朝每日 , 都有闲钱” , 这让蒋门神看了十分眼红 , 便仗着张团练的势力夺了酒店 。 其时武松正在施老爹的安平寨里服刑 , 正好让施恩找来给自己出气 。 武松上演了一套醉打蒋门神的全武行 , 施恩完成了“义夺快活林”的复仇叙事 。 整一个黑社会的快意恩仇 。
无序造成整个社会的黑社会化 。 权力和暴力各逞其能 , 交相辉映 。 毛太公的两个儿子孔明孔亮 , “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 , 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 , 聚集起五七百人 , 占住白虎山 , 打家劫舍 。 ”读《水浒传》 , 每遇这种越轨出格的事情 , 总让人豪情冲动 , 杀戮与劫掠不经意间纳入了“义”字当头的话语体系 。
该出手时就出手 , 实际上很难定义该不该的必须条件 。 所以 , 这种江湖上的程序正义往往遮蔽了实体正义的问题 , 乃至与扶危济困相号召的江湖道义构成巨大的悖谬 。 宋江上山后杜绝了打家劫舍那种贸然出手的草寇作风 , 也算是“去邪归正”的自我救赎 。

老话说“逼上梁山” , 其实未必都是被逼上来的 。 一百零八人上山的路线图值得研究 , 除了那些没有叙事意义的零星投靠者 , 大体可描述为四种类型:
一、个体冤案(或犯事)的事主 , 成了被追杀被迫害的对象 , 如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柴进等人 。 这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一拨 。 按人头算来这些人并不多 , 但多是重量级人物 , 或是在书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 当然也有解珍、解宝之类的小角色(这哥俩居然混了个天罡之属) 。 像杨雄、石秀杀了人 , 还没来得及被官府通缉就投了梁山 , 姑且也归入此类 。 或许 , 宋江也该归入这一拨 。 宋江因杀惜而被缉拿和刺配 , 不能跟林冲那些人相提并论 , 但最终也算是被逼无奈上山入伙 。
二、存心与官府作对的团伙 , 主要是打劫生辰纲的晁盖、吴用等人 , 他们构成了水泊梁山的早期班底(先前王伦那几位不成气候) 。 也许为了突出梁山泊这条主线 , 书中对分布各处的江湖社会着墨不多 , 但不时也有述及 , 如少华山、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黄门山诸部 , 还有十字坡上卖人肉馒头的张青、孙二娘夫妇 。 许多人并非因个人命运走投无路而造反作乱 , 刘唐和公孙胜找上晁盖是来送“一套富贵”与他 。 同一个江湖 , 同一个梦想 , 大家都有一套论秤分金银的发财之梦 。 晁盖等人后来上山落草虽是为躲避官方缉捕 , 但他们的行为具有主动性 , 与林冲、杨志的英雄失路绝非同调 。
三、被“赚”上梁山的主儿 , 如朱仝、徐宁、卢俊义等人 , 这几个被“赚”的故事都相当精彩 。 还有玉臂匠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让、神医安道全也是这样弄上山的 。 拿下祝家庄后 , 宋江让人假扮官员传唤李应 , 又暗中取来家眷 , 便将他与杜兴赚上山来 。 活生生断了人家后路 , 实为“逼良为寇” , 或许算是另一路“逼上梁山” 。 这是梁山招募人才的一种特殊方式 。
四、被梁山俘获或招降的官军将领 , 如秦明、黄信、李云、呼延灼、关胜、索超、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凌振、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等 。 加上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花荣、朱仝、雷横、徐宁、孙立、孙新那些人 , 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官军旧将差不多占到四分之一 。 这大批官军将领相继反水 , 意味着梁山泊的道义胜利 。
以上四种类型中 , 被动入伙的是绝大多数 。 有趣的是 , 主动者原本逐财而啸聚山林 , 被动者则是见义而投身水泊 。 从黑社会的山林草寇 , 到雄踞一方且以“替天行道”为号召的武装集团 , 江湖道义终而由私谊变为公义 。 梁山泊在与官府和朝廷的不时周旋中 , 实现了自身的改造和提升 。

过去有一种权威意见认为 , 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搞修正主义” , 是“投降” 。在批评者看来 , 宋江将造反纳入王权格局下的政治博弈 , 乃至为朝廷招安 , 不啻革命者自废武功 。 可是 , 这跟小说的叙事旨意完全不是一回事 。
聚义厅改名在宋江嘴里只是一言带过(第六十回) , 而李卓吾评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指出 , “改聚义厅为忠义堂 , 是梁山泊第一关节 , 不可草草看过 。 ”由动宾结构的“聚义”变为“忠义”并列 , 且以“忠”字为先导 , 实际上纳入了“政治正确”的大方向 , 是将重建国家伦理秩序的政治诉求引入草泽社会 。 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 , 梁山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完成了自我升级 , 这一点确实“不可草草看过” 。 前边第四十二回中 , 宋江回家取爹被官军一路追杀 , 于还道村遇九天玄女 , 受三卷天书 , 水穷云起之际得神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 , 为主全忠仗义 , 为臣辅国安民 , 去邪归正 。 ”以神道设教 , 从道义上赋予自己一种庄严使命(同时将黑道漂白) , 此乃一大转折 。
其实 , “替天行道”是一个共同纲领 , 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 大秤分金银”的平均主义目标之上 , 提出了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政治改革目标 。 缺了这个大目标 , 很难结成某种统一战线 , 很难笼络那些被动入伙(被俘和被“赚”)的好汉们 。
值得注意的是 , 宋江梦遇的玄女娘娘是道家神祇 , 传说中也算是“替天行道”的创始人 。 按 ,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 , 乃仰天而叹 。 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 , 制伏蚩尤 。 ”(《五帝本纪》)联系到当日天子是有“道君皇帝”之称的徽宗 , 这里似乎有意在思想情调上与朝廷保持一致 。
梁山泊人物中儒道释俱全 , 但是道家的地位绝对显赫 , 吴用、戴宗都是道者一路 , 四把手公孙胜干脆是职业道人 , 其下还有朱武、樊瑞诸辈 。 小说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 , 在忠义堂上做醮 , 那是梁山泊最重要的典仪 , 做的就是道家的法事 。 《水浒传》在检讨儒家伦理政治失败的同时 , 对黄老之术、谶纬之学表现出浓厚兴趣 , 无疑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

中国人历来说“官官相护” , 可是从《水浒传》的情形看 , 官僚集团并没有那种一损俱损的整体意识 。 官场本来就是杀戮之地 , 从林冲误入白虎节堂那一刻起 , 命运就开启了圈套中的格杀 。 杨志被高俅一脚踢出职场 , 花荣与刘知寨为宋江而兵戎相见 , 殷天锡仗势侵占柴皇城的宅子……可见官场尽是互相倾轧 。 后来说到梁山泊招安 , 朝中明显是两派 , 蔡京、高俅一班人竭力阻挠 , 宿元景等人是促成派 。 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往梁山招安 , 蔡京派来一个张干办 , 高俅派来一个李虞候 , 气焰嚣张地惹恼了梁山好汉 , 硬是把事情给搅了 。
官场不谐是出问题的关键 。 《水浒传》毫不涉笔民生问题 , 是有意撇开更广泛的危机因素 , 将矛盾集中于制度与伦理问题 。 按书中描述的情形 , 官僚集团内部显然缺乏起码的凝聚力 。 像梁中书、蔡九、高廉这些有家族背景的地方大吏最敢胡作非为 , 搜刮生辰纲之类的横征暴敛 , 没有弄出民怨沸腾的局面 , 却使官僚集团利益分配格局明显失衡 , 屡屡造成情势失控的突发性事件 。 《水浒传》历来被称作“官逼民反” , 这种看法实为大谬 。 其实书中更多的情形是“官逼官反” , 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 , 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 。
赵宋王朝一向是重文抑武 , 多以文臣制军 , 而《水浒传》却分明表现出崇武贬文的叙事意图 , 无疑是对那套文官制度所代表的政治伦理的批判 。 举凡朝中的蔡京、童贯、高俅 , 地方上的梁中书、蔡九之俦 , 乃至清风寨的刘知寨、东平府的程太守 , 文官一个个都是坏蛋 。 国家就坏在这班人手里 。 文官里边 , 大概只有郓城知县时文彬一人还算为官清正 , 相反那些武将世家、军班行伍多是忠良之辈 , 如林冲、杨志、花荣、武松、关胜、呼延灼……等等 , 武将多竟身怀冤屈 , 终不改报国之心 。 所以 , 梁启超认为《水浒传》大有“鼓吹武德 , 提振侠风”之义(见《小说丛话》) 。

《水浒传》与其说是讴歌农民起义 , 莫如说是表现一种想象中的地主阶级的“光荣革命” , 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是别人 , 正是庄院主人及其依附者 , 而书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庄院多为江湖势力的“金主”与“桩脚” 。
当体制内的官僚们都成了国家的蠹虫 , 体制外的乡绅们便是社会中坚 。
梁山泊先后做一把手的晁盖、宋江都有自家的庄院 。 诸多好汉中 , 柴进、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李应等人 , 都曾利用自家的庄院周济天下豪杰或掩护山寨行动 。 庄院与山寨 , 并无迈不过去的沟堑 , 像史进还在庄里时就跟少华山上的强人称兄道弟 , 打得一片火热 。 而柴进的庄院干脆广纳天下豪客 , 更像是江湖社会的秘密联络站 , 跟各处山寨都有关系 。
《水浒传》中的庄院大多有自己的武装 , 庄主本人也都有棍棒拳脚上的功夫 , 实际上庄院也跟山寨一样形成了某种武装割据 。 同时 , 庄院也是秘密活动的掩体 , 晁盖策划劫掠生辰纲正是有这份方便 。 不同的是庄院具有兼容黑白两道的两面性 , 表面上它不与官府对立 , 暗地里却是通向江湖社会的中转站 。 小说描述的这种体制外的经济-军事实体不能说没有真实依据 , 但其中明显具有想象的成分 , 它在士绅阶级主持的乡村自治的基础之上 , 极大地延伸了民间贤达的政治诉求 。 由于这种组织的反体制性 , 更由于它与黑道接轨的自由度 , 它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某种幻想 。
从庄院到山寨 , 不仅逃避世间的苛政 , 亦可藉此打造某种乌托邦想象 。 其实 , 水浒的故事正是“礼失求诸野”的一个典型案例 。 在缺乏纠错机制的儒家礼治学说中 , 王道复兴的唯一机会就是向民间寻求变革动力 , 《水浒传》正是演绎了这种古老的政治传统 。
当然 , 不是所有的庄院都是梁山革命的同道 , 像曹太公、毛太公那类庄院主人就是龌龊小人 , 而祝家庄和曾头市更是梁山的对立面 。 祝家庄、曾头市那样的庄院有如军事堡砦 , 兵马齐备 , 粮草自足 , 俨然国中之国 。

三打祝家庄 , 两攻曾头市 , 可谓书中的重头戏 。 不过 , 看上去这两次征战多少有些师出无名 。 打祝家庄起于时迁偷了祝家店的一只鸡 , 打曾头市是因为对方抢了段景住盗取的一匹马 。 时、段二人偷鸡失马尚在上山落草之前 , 他们还不算是梁山泊的人 , 碍不着山寨的面子 , 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
打祝家庄是宋江的主意 , 他对晁盖说 , “若打得此庄 , 倒有三五年粮食 。 ”一语道破天机 , 原来是要解决山寨给养 。 曾头市同样油水不少 , 后来破寨之日 , “抄掳到金银财宝 , 米麦粮食 , 尽行装载上车 , 回到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 , 犒赏三军 。 ”像攻打高唐州、大名府等处 , 除解救柴进、卢俊义 , 亦是钱粮之计 。
不过 , 小说家未必有心瞩意山寨钱粮细事 。 打祝家庄 , 是宋江上山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 书中这样安排自有让宋江建功立业的考虑 。 拔了祝家庄、曾头市这两个钉子 , 亦藉以铺述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 因为有招安的战略目标 , 梁山泊希冀获得与朝廷对话的地位 , 必须做大做强 。 宋江作为梁山二把手 , 先后指挥了一系列战事:三打祝家庄 , 破高唐州解救柴进 , 击败呼延灼和青州官军 , 攻陷华州救出史进鲁智深 , 芒砀山收服樊瑞一伙 。 如果说早先宋江以“仗义疏财”获得江湖上的美誉 , 现在这实实在在的战功更是让弟兄们信服 。
之后就是曾头市了 , 这回是晁盖执意而往 , 再让宋江独占风光 , 老大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 结果 , 初打曾头市 , 晁盖率众亲征 , 竟将自己这条命搭了进去 。 其实 , 碍不着谁的面子 , 小说家的意图很明显 , 梁山泊的故事到此须作出“换帅”安排 。 那晁天王说到底只是草莽英雄 , 缺乏胸襟与涵容 , 凡事都是江湖上的手段 , 终究不堪大用 。
《水浒传》的后半截是按照宋江的招安思路推进 , 晁盖若是不出局也只是一个摆设 , 这时候要让有政治头脑的宋江坐头把交椅才行 。
水浒传|《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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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 明刊袁无涯本插图

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少有的失态 。 那首《西江月》竟道“自幼曾攻经史 , 长成亦有权谋” , 如此直白的表露 , 显得有些大傻 , 或是老酒喝多了 。 他在粉壁上写下的一词一诗 , 都有“他年若得”或“他时若遂”的字样 , 以示困厄中不失大志向大抱负 。 “血染浔阳江口”的预言很快就应验了 , 宋江也许预感一场大风暴将至 , 他的人生不会就此划上句号 。 至于诗中“敢笑黄巢不丈夫”一句 , 实际上是别有心曲 。 黄文炳的解读是 , “这厮无礼 , 他却要赛过黄巢 , 不谋反待怎地?”当然 , 这是存心找茬 。 宋江“敢笑黄巢”并非取笑黄巢作乱不够 , 恰恰是不认同那种玉石俱焚的造反目标 。 其谓“不丈夫” , 是说黄巢没有扶危济困的责任感 。
自幼攻读经史的宋江相信秩序与规范 , 他对王权的合法性并无异议 , 故忍辱负重之际 , 面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混乱局面 , 仍是心怀整顿乾坤的大使命 , 后来上山落草自是命运机缘的安排 。 他一再声称“权居水泊 , 专等招安” , 不能仅视为对朝廷表白忠诚 , 更重要一点在于:他不能将山寨作为他和弟兄们的最终归宿 , 且并不打算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李逵倒是屡屡叫嚷杀去东京 , 让宋大哥做皇帝) , 既是“替天行道” , 梁山泊的江湖道义正可作为“去邪归正”、改造体制的伦理精神 。
《水浒传》的“造反-招安”的叙事模式带有某种救赎之义 , 是水浒故事流传中出现的颇有想象力的政治解决方案 。 当然 , 以文学想象擘划这类军国大事 , 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 故而这在书里书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 这里暂不讨论此中的是非曲折 , 但收敛反抗锋芒不能不让人想到某种策略性思路 。 招安的设计很可能具有双重叙事策略——除了安排故事走向 , 演绎梁山人物之命运 , 似乎亦有规避官方文字检查的考虑 。
作为一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大书 , 《水浒传》如果只是煽动闹事和讲述反政府故事 , 显然很犯忌 。 施耐庵们不想落个利用小说反朝廷的罪名 , 大抵也会想到自我设限的办法 , 故而藉招安拉开一连串“纠偏”的行动序列 。 梁山泊皈依朝廷以后的主题变调一眼就能看出 , 后边的“征四寇”全是攘外安内的关目(征辽和平田虎、王庆三部分 , 应非原本所有 , 郑振铎认为是闽中坊贾所添加 , 但如今可与全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 , 那些仓促、混乱的叙事明显是在找平衡 , 似有浪子回头、戴罪立功的意思 。 按鲁迅的说法便是:“一部《水浒》 , 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 , 所以大军一到 , 便受招安 , 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 终于是奴才 。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不过 , 招安并非迫于“大军一到”的军事围剿 , 这一点鲁迅说的不对 , 其时梁山泊反倒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 , 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 , 朝廷根本无奈其何 。 很明显 , 招安是被招安者的主动行为 , 如果说“终于是奴才” , 亦须从这个角度去诠解 。
水浒传|《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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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血溅鸳鸯楼 , 明刊袁无涯本

“奴才”这说法未免太损 , 抑或可以说是一种犬儒主义 。 在严苛的专制统治下 , 反抗叙事难免会采用一种扭曲的形式 , 屈就也许是为了伸张 , 苟且之中掩蔽着颠覆性话语 。
然而 , 统治者并非不能勘破这遮遮掩掩的把戏 , 文网密布之日自有大批鹰犬 , 像黄文炳那样的“误读”倒也未尝不是正解 。 虽说坊间《水浒传》刊本多标以“忠义”名目 , 可是崇祯末年终遭官方查禁 , 入清以后始终在禁毁书目之中 。 按 , 同治八年 , 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禁书《省例》 , 谴责《水浒传》等书 , 有谓:“乡曲武豪 , 放纵为任侠 , 而愚民鲜识 , 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 。 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迭出 , 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 , 千百人教之 , 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 , 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 ”
官方不能让“奴才”逞意于文学想象 , 尤其不能让他们沉浸在血色梦幻之中 。 英国人柏克在观察法国大革命那场风暴时 , 留下一句名言:“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 , 很快就为人们乐于采用 。 ”(《法国革命论》)明清两朝对《水浒传》的禁毁同样表现为这种担忧:崇尚反抗与杀戮的文学一旦得到欣赏 , 很快就会变为现实 。
文学绝不等于现实 , 但文学的豪情快意等于给了世人一个说法 , 在秩序不能约束强势阶层的时候 , 反抗与杀戮即成了自我救赎 。 譬如 , 读到血溅鸳鸯楼一节 , 确实让人十分痛快 。 武松一连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 , 蘸着血在粉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 , 真是凛然一股英雄之气 。 至于他手刃张都监妻妾丫鬟佣仆八九口人 , 你都不觉得是在滥杀无辜 。
但是 , 反抗与杀戮终究只是手段 , 反抗与杀戮不能替代公平与正义 。 《水浒传》的救赎之义在于确立道义的价值 , 而且包括重建伦理秩序的构想 。 招安的政治设计或可视作与虎谋皮 , 小说以悲剧收场亦足以表明此路不通 。 然而 , 如何让反抗者回归社会 , 实现人的体面与尊严 , 这是一个永久的问题 。
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漫记
作者|李庆西
摘编|张进
【水浒传|《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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