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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景之治”看似“无所作为”实际上却“大有所为”

_原题是：“文景之治”看似“无所作为”实际上却“大有所为”
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期 ， 有一支“黄老学派” ， 因其尊黄帝和老子为思想源头 ， 故此得名 。 其学说在从汉高祖刘邦到文帝、景帝这段时期真正被发扬光大 ，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 ， 黄老之学才开始淡出官方主流思想 。 西汉初期 ， 当黄老之术落实在国家政治层面时 ， 给人们的印象通常就是两个字——“无为” 。 那么 ， 文景之治的“无为”究竟是何种治国方略？“无为”的施行需要哪些社会条件？
秦制与“黄老之学”并无本质区别
“黄老之学”中的“老”是指老子 ， 取的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而“黄”则是指黄帝 ， 也就是指法治——相传在上古时期 ， 黄帝为华夏各部族立下了统一的规则 ， 用以仲裁部族间的矛盾 ， 避免华夏族内部因为武力冲突而产生内耗 。 所谓“黄帝四面” ， 一种解释就是黄帝向四方派出人员 ， 以协调矛盾、治理天下 。 因此 ， 在战国时代 ， 黄帝被视为法治的发端 。
社会|“文景之治”看似“无所作为”实际上却“大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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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的本意并非是要求国家无所作为 ， 而是指：国家在颁布法律之后 ， 在内政方面就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运转 ， 尽可能避免再做行政干预 。
其实自商鞅变法之后 ， 秦的治国逻辑与汉初所推崇的“黄老之学”并无本质区别 。 按照秦国的政府机构设置 ， 即使行政机构瘫痪了 ， 只要作为司法机构的廷尉府还在运转 ， 那么社会依然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运转 。
简单来说 ， 在战国时代 ， 秦国上层对国家的一切管理 ， 几乎都是通过“赏”、“罚”两个动作来实现的 。
“赏”指的是“以功得爵”制度 。 战国时期 ， 一个人的爵位直接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财富上限以及生活品质 。 在秦国 ，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 ， 在法律上都有获得爵位的资格 ， 而得爵的途径只有一个 ， 那就是立功 。 秦的受爵制度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打仗、农耕、做工、从政……任何国家想让你去做的领域 ， 只要你做得足够好 ， 都可以获得爵位 。 而为了保证社会活力能够持续 ， 秦的爵位是不能世袭的 ， 即便是贵族子弟 ， 也只能通过立功才可以获得爵位 。
“罚”指的是《秦律》中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惩治规定 ， 它们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道道红线 ， 红线以内就是人们的自由活动空间 。 值得一提的 ， 相对于摧残肉体 ， 《秦律》更多是通过经济惩罚来处置一般性质的违法活动 。
一赏一罚之下 ， 秦的国家意图也就成了老百姓的主动行为 。 从商鞅变法算起 ， 秦法在六代国君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保证了秦的强大 ， 并最终使得秦一统华夏 。
“无为”实则大有为
汉朝政治制度事实上就是秦朝制度的复制、改进版本 ， 是为“汉承秦制” 。 汉朝官方之所以在宣传上强调“黄老之学”、“无为而治” ， 除了技术上的区别之外 ， 恐怕也有“政治正确”的考虑——需要和前朝加以区分 。 相对于秦制 ， 汉制最大的改变在于更加“务实” 。 一方面 ， 《汉律》对比《秦律》其实要更加严苛；而另一方面 ， 面对现实 ， 中央政府做出了大量妥协 。
西汉的国家体制可以算是“一国两制”：函谷关以西 ， 延续秦朝的郡县制 ， 是中央政府的自留地；函谷关以东 ， 则恢复了周代的封国制 ， 最初的封王们拥有封地官员的任免权、收税权甚至自己的武装力量 。
但是中央政府从未停止过削弱封王的权力 ， 虽然说中间出了“七国之乱” ， 逼着汉景帝不得已杀了晁错 ，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倒加速了中央政府削藩的步伐 。 经过数次削藩 ， 函谷关以东封国 ， 在行政级别上降到了郡一级 ， 面积也大为减少 。 封国内官员的任免权、司法权和商业税等权力 ， 也逐一被中央政府收回 。
到了汉文帝时期 ， 距离汉朝开国已有数十年 ， 当初跟随汉高祖的元老大臣 ， 因为年龄的关系 ， 影响力开始逐渐减弱 。 于是汉文帝抓住这个时间窗口 ， 软硬兼施 ， 把老一代勋贵纷纷迁出长安 ， 这样就摆脱了元老大臣的掣肘 。
在经济层面 ， 汉帝国在立国初期没有像秦朝那样 ， 大量上马大型基建工程 ， 而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降低了税率 。 汉高祖刘邦时期 ， 农业税的税率是“十五取一” ， 文景两代皇帝时 ， 进一步降到了“三十取一” ， 这也是中国古代税率最低的时期 。 在汉文帝时代 ， 又进一步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 ， 使得商品跨地区运输不再需要的政府批文 。
低税率政策使百姓收益 ， 但最大的获利者还是地方上的豪强 ， 这些富人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 ， 开始疯狂兼并土地 ， 甚至私自铸钱 。 文景两代对于豪强的打压其实也从未中断过 ， 虽然不能彻底扭转局势 ， 但也缓解了社会过度两级分化的问题 。 这一松一紧两手政策 ， 最终使得汉帝国的中产阶层 ， 也就是“良家子”得以壮大 。 在后来汉武帝北逐匈奴的战争中 ， 汉军的主力正是来自这一阶层 。
在社会阶层问题上 ， 汉制在延续了秦朝的平民受爵制度 ， 但让爵位制度从不得世袭变成可以降级世袭（比如父辈是侯爵 ， 到子辈就是伯爵 ， 到孙辈便是子爵） ， 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也被重新划分 。 如此一来 ， 汉朝的“阶层固化”问题虽然比秦朝严重 ， 但也不得不承认 ， 这种固化的确使其社会稳定性高于统一之后的秦朝 。
此外 ， 汉初的几代皇帝对自身需求保持了必要的克制 。 刘邦修建了未央宫和长乐宫以后 ， 文景两代对位于长安的首都圈基本再无改动 。 尤其是汉文帝 ， 宫室、仪仗、车辆几乎都继承自上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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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汉初几代皇帝发“无为”并不等于“不为” ， 相反 ， 数十年的看似“无为”实则大有为 ， 最终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
守十方可得之六七
那么问题来了 ， 既然是“汉承秦制” ， 为什么汉朝延续了400余年 ， 而秦朝却二世而亡呢？
从权力层级来看 ， 秦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乡村一级 ， 这一制度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 。 但随着疆域的扩大 ， 秦制的运行成本急剧上升 ， 在农业时代 ， 要在340万平方公里（秦朝的国土面积）且地形多种多样的土地上延续如此严密的管理体系 ， 其“投入产出比”必然是非常低下的 。 这也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从社会阶层来看 ， 秦人最大限度的追求“扁平化” 。 除了前述的爵位无世袭之外 ， 秦的社会构成不存在“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区分 ， 君王和官员以外的其他国民统称为“黔首” 。 而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 ， 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显现 ， 六国贵族的利益在新的体制下变得难以为继 ， 这是比灭国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 。 此外 ， 扁平化的社会阶层划分 ， 以及以功受爵制度所表现出的社会活力 ， 在和平时期就显得过于“炽烈”了 。 这也成了导致秦朝灭亡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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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陕西临潼的西入口的秦统一雕塑群视觉中国资料
汉帝国建立之前 ， 大秦帝国用了十四年时间打击地方豪强 ， 兴建遍布全国的弛道以及水利设施 ， 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长城重新维修整合 ， 还把各地大族、富户大部分迁到“关中首都圈” ， 让这里的经济总量能对其他地区形成绝对优势 。 如此一番功夫 ， 一个统一国家的基本硬件已经完全建成 。 但与此同时 ， 秦王朝与既得利益阶层的矛盾彻底爆发 ， 这是秦朝灭亡的直接诱因 。
相比之下 ， 汉朝的政策看似“无为” ， 但其实也一直在变 ， 其政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 ， 原因有三：首先 ， 秦的教训让汉初几代帝王都认识到 ， 压制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为之 ， 但如果引发高烈度的冲突 ， 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 所以 ， 在维系基本盘稳固的前提下 ， 汉朝对贵族集团做出了大量妥协 ， 以缓和前朝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豪强间的矛盾 。
其次 ， 秦朝十四年的基础建设以及对贵族阶层的高压政策 ， 已经固化了大一统的基本格局 ， 汉帝国则充分接受了这一来自前朝的“馈赠” 。
再次 ， 无论汉初如何内忧外患 ， 但国家面临的环境终归没有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那么严酷 ， 天下一统 ， 自然不会再有诸侯国之间的征伐 ， 而帝国庞大的体量 ， 也可以让国家有余力消化来自北方匈奴的袭扰 。 内外压力都不大 ， 就给政策推进在时间上留出了足够的余量 ， 无需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 如此一来 ， 改革的过程就被分解得非常细碎 ， 相应的也就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 。 可以说 ， 是时间稀释掉了改革的阻力 。
需要指出的是 ， 汉初几代帝王在政策上的延续性 ， 是汉帝国这种渐变式改革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 。 某种程度上说 ， 秦汉应当被视作是一体 ， 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 ， 成于汉 。 在汉帝国以“进三退二”的模式（秦进三 ， 汉初退二） ， 最终完成了前朝想做但未做成的事情 。
【社会|“文景之治”看似“无所作为”实际上却“大有所为”】从古至今 ， 围绕利益划分所做的改革 ， 所遵循的大多都是“守十方可得之六七”的规律 。 任何人在利益受损后都必然会反弹 ， 多数改革最终也都会有所回调 。 今天做到了十 ， 后面才有“进三退二”的空间 ， 最后剩下的“六、七分”才是最终成果 。 说到底 ， 改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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