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客户端|难民危机5周年:疫情之下 难民潮是否会卷土重来?
随着近日难民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 德国之声电台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准备好迎接下一轮难民潮了吗?
8月28日 ,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召开了夏季例行采访人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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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这里表示:我们做了那么多 , 我们能做到 。
这被视为默克尔15年总理生涯里影响力最大的承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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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随后默克尔就打开了边境 , 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几周内通过巴尔干路线涌入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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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2015年):我们正在等待文件 , 然后我们要去德国 。
5年后 , 在采访人员会上默克尔表示 , 今天的她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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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国媒体发出灵魂拷问:我们到底做到了吗?
远离家乡、逃离战火动荡 , 来到德国的异乡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 。
5年前 , 开放边境后 , 德国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 , 翰博尔和巴罗尔是其中两人 。 而他们 , 代表着前往欧洲的难民们两种不同的境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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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难民 翰博尔:我叫翰博尔 , 今年31岁 , 2015年来到德国 , 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叙利亚 。 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 我的全部 。
我对逃亡没有恐惧 , 只有时常的饥饿感和疲惫感 , 渴望在一张真正的床上睡一觉 , 而不是在地上 。 我在叙利亚的时候是医生 , 我希望在德国接受职业培训 , 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 在德国 , 没有行医执照 , 是不能给人看病的 , 所以我就想 , 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 我可以做翻译 , 也可以做义工 , 人们很友善 , 教我说德语 。 2017年我在柏林医学协会 , 通过了职业语言水平考试 , 然后我参加了医生资格考试 , 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神经科 。
如果问我想回叙利亚 , 还是永远留在德国 , 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 , 可能我会选择往返两地 , 如果情况能够好转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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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难民 巴罗尔:我叫巴罗尔 , 1980年出生 , 我逃离了厄立特里亚 。 2015年5月2日来到德国 , 一开始是在慕尼黑 , 然后被送到柏林 , 我是独自逃出来的 , 不想让全家人跟着我一起逃亡 。 我过得不好 , 我的四个孩子不在身边 , 我日夜难安感觉很无力 。
在申请避难的程序中 , 他们告诉我可以申请家庭团聚 , 但是办理手续所需的材料 , 在厄立特里亚根本无法开具 , 比如结婚证 , 出生证明等 。 2017年 , 我的妻子终于可以 , 到德国大使馆去面签了 , 不久之后 , 我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 , 才得知她突然去世了 , 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噩耗 , 简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
我现在的希望就是 , 让孩子们到我身边来 , 这是我现在奋斗的目标 , 因为我已经回不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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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数据 , 2015和2016两年间 , 有超过120万人提出了庇护申请 。
这些来自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家的申请人 , 一旦难民身份得到确认 , 可以拿到3年的居留签证 , 可以全职工作并享受社会福利 。 3年后 , 如果语言能力过关并能自食其力 , 就有机会拿到永久居留权 。
难民们大多是年轻人 。 75%的成年男性难民和65%的女性成年难民年龄在35岁以下 , 这一比例大大高于德国本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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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 , 欧盟理事会的投票表决权重体系中 , 人口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 直接关系到德法等核心国家的话语权 。
德国人口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
近年来 , 随着的新移民的到来 , 这种状况已经发生改变 , 德国生育率已经从1.33上升到1.57 , 逐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
2018年德国人口净流入38.6万人 。 2019年12月 , 德国联邦政府移民、难民和融入事务专员毛茨表示 , 德国已经是美国之外 , 世界第二大移民国家 , 德国总人口中25.5%有移民背景 。
目前德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是土耳其裔 , 人口超过 300 万人 , 全国人口占比超过 3% 。 叙利亚的难民与土耳其裔联系紧密 , 他们通常更年轻 , 愿意接受教育 , 在家庭观念和生育子女方面较为保守 。
而难民的来源地之一 , 摩苏尔地区 , 古称“尼尼微” , 曾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军国主义帝国亚述 , 有守纪律的传统 , 这也正是德国社会所需要的 。
不过 , 受过心理创伤的难民很难迅速适应、融入新生活 。
在难民潮抵达德国后的5年里 , 难民群体的收入涨幅高达49% , 不过平均收入仍只有德国人的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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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构发现 , 难民们其实并不缺乏教育和工作经验 , 在他们来到德国之前 , 在各行业中的人口比例和德国十分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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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来到德国之后 , 难民们更多地成为了实习生或助理 , 在需要高学历的工作岗位就职人数比例大大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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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至2016年抵达德国的难民群体中 , 只有大约10%的人会说德语 , 德国联邦政府为他们开设了语言学习等“融入课程” , 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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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难民 萨拉马:现在我们全家的计划就是学习 , 完成德国的相关课程 , 对我而言 , 这是在德国开启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 因为在叙利亚和埃及 , 药剂师系统和德国是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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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难民 侯赛因:我们今天学了 , 德国文化中的圣诞节等传统 , 非常酷 。
自2005年推出的“融入课程” , 是德国联邦最主要的融入政策之一 , 至今已经有大约230万人接受了课程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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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成名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所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是由人口增长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 。 德国这只巨大的陀螺 , 只有旋转得越来越快才能找到平衡 。 ”
有计划吸收难民 , 并把优秀者转化为合法移民 , 对于执政者来说 , 这有助于长期经济发展 。 但对普通民众来说 , 理论上的“政治正确”和实际感受却有些脱节 。
9月1日 , 德国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公布的报告显示 , 难民群体是德国暴力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 。 2019年 , 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一共记录了101万遭受谋杀、过失杀人、性侵、殴打、抢劫等犯罪的受害者 。 其中 , 超过9.5万名受害者的案例至少涉及一名难民嫌犯 。 尤其是14至30岁之间的年轻难民 。
而德国《焦点周刊》引述联邦劳工局提供的数字显示 , 从2013年算起 , 来到德国的移民中 , 实际就业者不到一半 。
在新冠疫情下 , 难民失业问题更加突出 。
今年第二季度 , 德国经济创下1970年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 , 直降9.7% 。 相当于抵消了该国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 。
与此同时 , 德国8月失业人口为295万人 , 比7月份增加了45000人 ,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36000人 。 德国失业率在一个月内上升了0.1个百分点 , 至6.4% 。
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反差更容易引发民众对难民和外来移民的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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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德国中层民众调查显示 , 受访民众对难民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44% , 上升到了2019 年的54.1% , 是2002 年以来的最高点 。
鉴于国内压力 , 2018年3月 , 德国规定每年接受的难民人数不得超过 18-22 万 。 2018年8月 , 德国政府又限制前往德国团聚的难民家属人数 , 每月在 1000 人以内 。
在欧洲政策中心专家德萨默看来:难民危机暴露了欧洲的结构性缺陷和政治分歧 。
它不仅改变了“领头羊”德法 , 导致英国脱欧 , 也改变了欧盟内部的对比 。
被称为V4的“维谢格拉德集团” , 也就是中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 , 由于地处难民进入欧洲的通道 , 对欧盟的影响力正迅速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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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波兰为首的“V4”近年来经济增长一直居于前列 。 但2004年 , 欧盟东扩时 , 制定的“哥本哈根标准” , 把评价代表“欧盟价值观”的“社会政策”列入其中 。 使波兰等国长期沦为德法的“小伙伴” 。
而在难民危机中 , “V4”不断发出反对之声 , 这使得自称“我们能做到”的默克尔时长陷入尴尬中 。
于此同时 , 西欧各国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也出现激增 。 一度因放松难民申请管控而被民粹主义者称为“漏勺”的意大利也出现转变 , 主张在难民问题上强硬的“五星运动党”迅速崛起 。
而进入2020年 , 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得欧洲难民危机雪上加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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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日 , 德国救援组织“海眼”宣布 , 将新增加一艘救援船 , 用于救助受困于意大利和马耳他等国家海域的难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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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眼”负责人 伊斯勒:正如你所听到的 , 我们想命名一艘新的、更大的船 , 叫它加利普·库尔迪号 , 并把它送到地中海中部 , 这是艾伦·库尔迪号活动的同一地区 。 在这之前 , 是海眼号和海狐号 , 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个惊喜 , 但我们自2019年11月以来一直在努力 , 从那时起 我们一直在与意大利海岸警卫队 , 讨论我们的船执行这样的任务是否合适 , 每当我们救人时 , 我们都会讨论是否有足够的厕所 , 污物桶和粪便处理设施 , 以及这样做是否对海洋环境安全 。
而新船的名字加利普·库尔迪号 , 来源于5年前遇难的小男孩艾兰库尔迪的哥哥 , 当时加利普和艾兰一同遇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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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玛·库尔迪 艾伦·库尔迪的姑姑:老实说, 总看见我侄子的形象和名字 , 我们心里并不舒服 , 但我们知道 , 如果它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 如果它能将帮助其他人民改善生活 , 那么我会感到荣幸 , 并乐于继续支持这一事业 。
据介绍 , “海眼”组织决定增加救援船的原因是 , 近几个月跨海前往欧洲的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大幅增加 。
8月份 , 西班牙救援人员就在加那利群岛发现多艘从西非驶往西班牙的“难民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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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罗德里格兹:大多数人几乎从不说话 , 他们整个穿越过程 , 已经筋疲力尽 。 即使在平静的海面上 , 乘坐一艘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船 , 穿越也需要两三天 , 穿越海面非常困难 , 当他们到达码头时 , 他们想要的只是休息 , 我们给他们一些茶和饼干 , 因为我们不知道 , 他们上次吃东西已经过了多久了 。
如果说5年前难民潮的背景是叙利亚之战 , 那么2020年 , 难民涌入欧洲的背景则是病毒之战 。
此前的4月 , 由于欧洲疫情严重 , 一些已经抵达欧洲的难民开始乘船返回非洲 。 而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 , 7月26日 , 还曾发生过184名难民集体逃离难民收容所事件 。
但随着欧洲疫情好转 , 跨海难民船的数量和不幸遇难人数也都在增加 。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 , 截至7月底 , 今年已有近2.7万名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境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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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难民迪亚罗:为什么我要 , 以这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 , 因为我太难过了 , 我有太多的问题 , 但这不正常 , 人类不应该这么做 , 但我们还能怎么做呢 , 因为在那里(马里)生活很艰难 。
疫情重创了北非国家本就孱弱的经济 , 加上利比亚等国家持续动乱 , 与2019年相比 , 今年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和难民数量有所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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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纳西班牙援助难民委员会代表:(难民渡海人数)在2018年略有增加 , 2019年与2018年相比 , 再次增加了一点 , 2020年增加了一倍 , 与2019年相比肯定会增加一倍 。
这里是希腊最大的难民营莫利亚难民营 , 位于莱斯沃斯岛上 。
对于很多难民儿童 , 这里是他们的洗漱间 , 也是他们的游乐场 。
2020年9月2日 , 希腊移民与庇护部宣布 , 由于一名来自索马里的40岁男性难民新冠肺炎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 , 对莫利亚难民营实施为期14天的隔离措施 。
据介绍 , 该男子是莫利亚难民营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 已经取得难民身份和居留证 , 他曾于7月17日离开难民营 , 最近几天才返回 。 目前已经被送往岛上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
截止到8月31日 , 莫利亚难民营及周边临时帐篷等设施中共有12714名难(移)民居住 , 该数量远远超过了该营地2757的人员最大承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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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者沙利文:许多难民居住在拥挤的难民营里 , 这很容易导致传染 。 他们通常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 这会抑制他们的免疫系统 。
希腊被视为欧洲的边境之盾 , 阻挡大量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欧洲 。
但近半年来 , 希腊各地先后已经有近10个难民营出现了新冠疫情 。
在分析人士看来 , 进入欧盟但仍滞留在难民营中的人们成为疫情中最脆弱的群体 。
目前各国都将防疫作为第一要务 , 对难民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 8月28日 ,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称:“疫情加剧了欧洲的难民危机 。 ”欧洲边境管理局报告警告说 , 未来数月很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难民潮 。
在欧洲 , 一些难民努力融入当地社会 。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 , 也有难民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 。
摄影师斯佩罗生活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的乔巴地区(Jobar) , 这里曾是叙利亚内战早期的热点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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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摄影师 斯佩罗:我的妈妈鼓励我离开叙利亚 , 在欧洲开始新生活 , 当我在欧洲安定下来后 , 就可以把她接过来 , 我告诉妈妈我试试看 。
斯佩罗卖掉相机 , 离开了叙利亚 , 2015年7月抵达黎巴嫩贝鲁特 , 又乘飞机前往土耳其 , 在给蛇头缴纳了1500美元“船票钱”后 , 他乘船抵达希腊 。
叙利亚摄影师 斯佩罗:我们乘船渡过地中海 , 那艘船最大载客量是20人但船上有52人 。
斯佩罗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奥地利 , 然而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 他却后悔了 。
叙利亚摄影师 斯佩罗:欧洲人对我们很好 , 但一些前往欧洲的人 , 他们并不是真的难民 , 他们毁了一切 。 一个难民过来告诉我 , 他们是过来征服欧洲的 , 他们不是难民 , 我感到很别扭 , 他们口中的异教徒国家 , 正在为我们提供食物、收入、以及医疗 。
预感到在欧洲日子可能会因为极端分子的介入而变得灰暗 , 斯佩罗决定重返祖国 。
在离开前 , 他偶然地结识了当地一个摄影师协会 。
叙利亚摄影师 斯佩罗:他们得知我要回国 , 但我没有电脑和相机 , 他们送了我一部新相机作为礼物 , 希望我在回国开启新生活后 , 能记得他们 。
做出和斯佩罗相同选择的难民还有不少 。
13岁叙利亚男孩阿尤布(Adeeb Ayoub) , 2015年与叔叔一起逃离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 辗转来到德国 。 原本希望安顿妥当后 , 把全家人都接过来 。
但同年年底 , 科隆跨年夜性侵事件致使原本高举“欢迎文化”的德国民意出现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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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难民 阿尤布:他们没有让我和家人 , 在德国团圆 , 所以我决定回到叙利亚 , 我去了相关部门 , 要求回叙利亚 , 但他们拒绝了我的请求 , 于是我又去了第二次 , 这次他们同意我离开 , 他们给了我500欧元 , 把我送上回家的航班 。
2017年 , 在德国生活了两年后 , 阿尤布终于回到叙利亚 。 在大马士革机场与母亲重逢的场景深深触动了许多身在异乡的难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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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 , 在2017年的1月至10月间 , 大约有68000名难民从其他国家返回自己的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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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尤布在德国的宿舍
尽管很多难民在欧洲的生活可以说衣食无忧 , 但他们中很多人难以跨越语言障碍 , 找不到工作的机会 , 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 。
叙利亚难民阿尤布:不 , 我会留在这里(叙利亚)我不会回去(欧洲)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 , 如果我们去了另一个国家 , 比如德国 , 那里的人们和我们不一样 , 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 。
2020年6月20日 , 世界难民日 , 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年度《全球趋势报告》显示 , 截至2019年年底 , 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7950万人 。
20世纪90年代 , 平均每年有150万难民能够重返家园 。
【央视新闻客户端|难民危机5周年:疫情之下 难民潮是否会卷土重来?】在过去十年里 , 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约38.5万 , 这意味着如今流离失所人数的增长远远超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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