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江南水乡古镇?( 二 )


如今中秋佳节已是国家法定节假日。而在今年中秋节到来前,不妨看看南宋的杭州市民是如何赏月:“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恣以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
这段出自《梦粱录》的文字,描绘了当时杭州市民三种不同阶层的赏月活动。有钱人家登高望月,饮酒高歌;“铺席之家”,大约等同于一般工商家庭,他们选择举办家宴;哪怕是经济上的贫穷之人,依然在街道上玩耍至五更。
除了传统佳节,碰上重要的节气,市民们也不愿闲着。譬如,冬至来临时,杭州市民往往相互送礼,有时甚至比过年还隆重。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肥冬瘦年”。百姓赴岳祠、城隍庙烧香,吃馄饨,由此当时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谚。商家也歇市三天,等到冬至过后,腊月来临,又开始忙活起来。
文学作品中的江南文化,除了体现在对平民百姓日常活动的记载,还遍布于诗词中那些经典意象。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伟然教授此前指出,江南是一种有着独特内涵的文化概念,唐代则是其形成的关键时期。张伟然发现,在唐朝以前,“佳丽地”可能会形容多个地方,而从唐代开始,“佳丽地”便开始专门和“江南”画上等号。
除了“佳丽地”于江南的特定表达,张伟然还提到一点:唐代文学作品里开始出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即将塞北与江南对比。“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唐代文学的一种“套路”,“江南”代表着美好事物,而“塞北”相反。
“江南”寓意美好,让人浮想联翩。因此,哪怕碰上并非“世之奇伟非常之观”,也让文人大有可为。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莫过于杭州西湖。有人统计,唐宋之际全中国叫作“西湖”之地共二十余处,为何偏偏最后是杭州西湖成为最具盛名的那个?可以说,西湖和江南的文化核心地位相辅相成,互相成全。江南的魅力,天造一半,人造一半。南京玄武湖,杭州西湖,可能单看景色,在地大物博的华夏大地,不算特别稀有,但这些地方却无数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人在此留下足迹的同时,也留下了众多诗赋文章、书画墨宝。他们用诗的精魂、画的意韵使得西湖等地最终成为江南实地“代名词”。
再寻江南
 古镇|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江南水乡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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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在古诗词中查阅江南文化,于水乡古镇寻觅江南底蕴,固然有创造更多旅游收益的现实考量。更重要的是,江南文化本身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动中,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而作为物质载体,江南水乡古镇反映了历史上这里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当商业化进程愈发加快、空间不断缩小,其文化价值有待进一步守护、延伸。
对此,熊月之接受《新民周刊》采访人员采访时也指出:“江南古镇之所以有价值,主要在于其历史底蕴。因此,在今天社会大环境都处于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延伸其历史文脉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其独特之处。”
这种独特之处,在于其保留了江南文化的传统风貌。尤其是近代以来,江南文化中心转移到上海后,其内涵本身也愈发带有都市化色彩。回过头来看,当20世纪中西方文明在江南发生碰撞,水乡古镇所具有的原始风貌,在当下更加难能可贵。
“近代以后,江南文化的中心来到上海,已经和过去那种典型的水乡江南文化有所区别。它更倾向于都市化。尤其是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形成巩固后,这种都市文化进一步丰富。金融行业注重效率,讲究风险意识,促使经济形式由小农经济向现代市场转化,这也令江南文化发展到这里,开始出现自己的现代性。创新性、开拓意识,以及国际视野,这些都令江南文化有别于过去。”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传统之于现代的价值,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些江南水乡古镇,仍然需要讨论古镇所代表的传统江南文化。目前,江南是中国最具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正因如此,包括吴景平与虞云国在内的17位学者,历时近三年,以江南为“传主”,考证文献、爬梳史料、实地勘察,细究江南古今之变,生动地揭示江南文化的个性和特质,共同撰写了一本别开生面的“江南传”——《江南纪》。
【 古镇|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江南水乡古镇?】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江南纪》作为新书首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用人文精神追溯时代之下人们对故土的热情与诗意,这是一座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采访人员 王仲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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