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钱穆：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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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风窗采访人员 肖瑶
30年前 ， 1990年8月30日 ， 钱穆在台北安逝 ， 彼时的世界 ， 正悄然发生着一些他看不见的变化 。
代表国际金融潮流的上海证交所成立；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在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第一家麦当劳西式连锁餐厅在深圳开业 。 国际上 ， 东西德合并 ， 苏联进入解体前夜……
时间溯至1895年4月 ， 甲午战败 ， 国家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 同年夏天 ，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小镇 ， 他后来回忆生命初期接触到的世界：“尚为一小孩子 ， 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 ， 快要被瓜分了……当时听到这种话 ， 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 ， 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 ， 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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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宗师”钱穆
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时代 ， 加上自小浸染的文人士气 ， 在钱穆身上铸融出一股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
后人将他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 但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 ， 他更像一个守望者而非开拓者 ， 但又不是一个埋于故纸堆的粗粝守旧者 。 从始至终 ， 他都满怀温情而敬意地坚守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继与承 ，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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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自学青年
江苏无锡 ， 荡口镇 ， 江南科举之乡 ， 历来士林风盛 ， 所谓“吴地盛文史 ， 群彦今汪洋” 。
在这里 ， 赫族钱氏有言“东有七房桥 ， 西有七尺场” 。 七房桥就是钱穆所属的湖头支 ， 而同宗不同支的七尺场堠山 ， 亦出累代文人 ， 其中有个名叫钱基博的革命志士 ， 与钱穆结成忘年交 。
几十年后 ， 钱穆与钱基博的儿子同在西南联大授课 ， 后者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外文教师 ， 名叫钱钟书 。
钱穆的父亲曾在乡试考场上病倒 ， 于是绝意功名 ， 将入仕做官、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
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钱穆 ， 从小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持恒的激情 ， 屡屡在枕上窃听兄长读书 ， 喜而不寐 。 他的整个少年青年时代求学路 ， 可以说是被“百家饭”铺就的 。 江南人文荟萃 ， 私人兴学遍布 ， 诸多良师鼓励和启发滋养着钱穆 ， 比如影响甚大的吕思勉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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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钱穆
12岁这年 ， 钱父撒手尘世 ， 家道中落 。 不多年后 ， 时代的动荡也接踵而至 ， 1911年10月10日夜 ， 钱穆在沪宁火车上读到武昌首义爆发的消息 ， 接着 ， 全国相继响应革命 。
这一声炮响令钱穆精神大振 ， 他与常州府中学的老同学张寿昆约定一齐投军 ， 不料 ， 张寿昆因家中突发急事一去不回 ， 音讯断绝 ， 投军计划只好告吹 。
革命中断了学校教育 ， 迫为生计 ， 1912年 ， 钱穆重返果育小学 ， 正式开启执教生涯 。 他教学生写作文 ， 把学生们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 ， 要每人选一株树 ， 坐下来后开始孤独地“静” 。 片刻后 ， 他告诉学生：“风过其间 ， 其声飒然 ， 与他处不同 ， 此谓松风 。 ”
在年仅17岁的钱穆身上 ， 一股对学问、知识的松风般韧劲 ， 正在潜滋暗长 。
此后八年间 ， 钱穆先后任教中小学及师范 。 虽因家贫无依 ， 无法进入大学学府深造 ， 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 。 不过 ， 多年的自学不绝和异禀天赋 ， 仍让他的学术能力逐渐荡出江南小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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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 一位无锡老乡介绍钱穆到厦门集美中学任教 ， 这里能提供80元月薪 ， 比小学高出近4倍 。
【钱穆|钱穆：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然而 ， 钱穆只在厦门待了短短一年便匆匆离去 。 据其在《师友杂忆》里的回忆：“始觉余之与此团体 ， 有主客之分 。 余属一客 ， 显与主体有别 。 ”钱穆孑然求学 ， 对人与人的感情和交际却一直保持敏感 ， 且期待不低 。
但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原因却另有其他 。 1923年5月 ， 集美中学爆发学生风潮 ， 声援全国各地掀起的收回旅顺、大连日本租界的爱国运动 。 时任校长以“鼓动学潮 ， 破坏学校”为名开除了两名学生代表 。
钱穆虽大体上同情学生 ， 但仍婉言劝说“岂宜争一时之义气 ， 出此下策” ， 如果放弃学业与学校反抗到底 ， “前途恐无光明可期” 。 不过 ， 校方的处理终让他感到失望 ， 于是不顾校长两次挽留 ， 坚持辞教返苏 。
由此也可看出 ， 他对教育始终揣着一股净洁的崇仰 ， 一份尊卑礼士的恪守之心 ， 且将学校教育视为国家稳定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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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就下不来的讲台
钱穆的教学生涯比求学生涯要长出数倍 ， 从小镇小学教师到最终站上北大校园讲台 ， 主要得益于两个人 。
1928年对钱穆而言是坎坷多舛的一年 ， 仅百日内就连遭妻殁、儿殇、兄亡的“三世不寿”劫数 ， 骨肉之痛 ， “椎心碎骨” 。
此时钱穆37岁 ， 对于痛丧三亲而言 ， 是过分年轻了 ， 但对于一个有志之士而言 ， 已至中年却还只是一所普通中学的国文教师 ， 倒有些落寞了 。
转机出现在这年秋天 。 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 ， 并在校长安排下与钱穆同座 ， 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 ， 困囿于史料的他直截了当地问胡适：“适之先生 ， 《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遍询不得 ， 您知道它吗？”
如此偏僻的史料让胡适猝不及防 ， 于是认定钱穆是有意让自己难堪 ， 不禁大为光火 。 当晚 ， 主人挽留他在苏州过宿 ， 胡却以“没有带剃须刀”为由谢绝了 。
后来 ， 钱与胡的主要争端也大多围绕东西之辩、新旧之辩 ， 某种程度上 ， 两人从矛盾初始 ， 到最终以矛盾结束 ， 从一开始就写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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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左）与胡适
而钱穆真正的第一位伯乐 ， 在胡适离开后数月才到来 。
1929年4月 ， 历史学家顾颉刚到苏州讲学 ， 在宴席中认识了钱穆 ， 后者将已写好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送予顾颉刚 。 顾翻阅几页后 ， 对其中展露的精湛学识大为震撼 ， 旋即认为钱穆“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 ， 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
同年冬天 ， 钱穆又收到顾颉刚邀稿 ， 为《燕京学报》写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 ， 梳理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 ， 直击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 。
这篇短文成了钱穆的成名作 ， 甚至撬动了教育界思潮传授的整个体系 。 彼时 ， 北平高校大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 ， 此文刊出后 ， 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
半年前与钱穆有过一面之缘的胡适也拿这篇来研读 ， 这回 ， 他也被其中细密的求证与考据方法深深折服 ， 于是与钱穆再度交识 ， 暂时冰释前嫌 。
顾颉刚兑现承诺 ， 推荐钱穆正式进入北大历史系任副教授 。 教龄18年 ， 钱穆终于站到大学校园的讲台上 ， 得三尺之地 ， 将自己半生所学传递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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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北大课堂上
刚入北大时 ， 代理校长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中国通史课” ， 但钱穆固执坚持：应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 。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 ， 钱穆以初来者身份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 ， 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 ， 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 ， 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 ”
此话一落 ， 满座默然 。 后来 ， 燕京大学专门召开会议讨论 ， 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 ， 把M楼改为穆楼 ， S楼改为适楼 ， 校园北角那块景色秀丽的湖 ， 则由钱穆亲自定为“未名湖” ， 作为北大象征保留至今 。
钱穆虽性情温笃平和 ， 但在治学修学的路上 ， 一向秉持着强烈的自主性和探索性 ， 甚至呈现某种一意孤行的专断 。
这份“一意孤行” ， 也体现在他与胡适至终不绝的矛盾上 。
比如 ， 钱穆坚持孔子比老子成熟时间早 ， 胡则坚持学院派老子更早的说法 ， 北大校园学生的意识 ， 也被两位老师分为“挺孔”与“挺老”两派 。
二者矛盾虽然看似是学术之争 ， 但实际却是整个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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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 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 ， 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生长于传统江南文林的钱穆 ， 认为胡适坚持的西化理念不过是“借尸还魂” ， 而胡适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者 ， 从小接受西方学校教育 ， 不满而立之年便站上北大讲堂 ， 留美回国后决心用西方文明和法治来治理中国数百年的积弱积弊 ， 甚至直接易名为“适者生存”的“适” 。 再然后 ， 借着时代变革之端 ， 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
整个20世纪的前20年 ， 中国的时代主题都离不开变革与救亡图存 ， 也是在这一时期 ， 传统的“士”开始向“知识分子”过渡 。 激流演变中 ， 钱穆却愈加坚守以中国民族文化为本位 。 在后来的《国史大纲》引论中 ， 他开门见山地痛切指出：“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 ， 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 ， 乃不见其为病 。 ”
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内部机制的强调和信心 ， 钱穆认为 ， 中国近代文化的种种病痛应用传统文化内生之力来医治 ， 坚守一个文明承袭的内在理路 ， “士”在这里代表的知识分子 ， 更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心 ， 而不是“尽废故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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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里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 ， 炮火随时都可能掀翻钱穆的课堂和书桌 。
1937年“七七事变”后 ， 日军全面侵华 ， 日军进占北大校舍 ， 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率先南迁 。 11月 ， 近百所学校相继内迁 ，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 ， 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 即西南联大 。
1938年3月 ， 西南联大文学院由长沙南岳迁至距云南蒙自 ， 秋后又迁返昆明本部 。 钱穆也跟随众人南下 ， 开始了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 临行前 ， 他将历年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 ， 塞入了衣箱底层夹缝 。
然而 ， 日军吞华野心愈剧 ， 大批文人教者都感受到强烈的亡国之虞 ， 联大不得不为躲避祸难艰难忙碌 ， 数年百事待举 。
钱穆也忧于频繁动荡的迁徙 ， 主要因为不能得暇落笔正在进行中的《国史大纲》 。 于是 ， 经友人推荐 ， 他决定独自到70公里外东南山中的宜良县岩泉寺居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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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这段日子几乎与外界隔绝 ， 4天蛰伏闭门写书 ， “四天半不出一语”往往是常态 。 陈寅恪曾来此一游 ， 见了钱穆笑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 ， 然使我一人住此 ， 非得神经病不可 。 ”
每周五、六两天 ， 钱穆在联大讲授中国通史 ， 他的课感情充沛 ， 时常如与人高声辩论 ， 面红耳赤 ， 甚至在讲台上龙行虎步 。 学生姚渠芳后来在《怀念在台湾的钱穆老师》里忆述：“钱师当年正在四十多岁壮年时期 ， 讲课声音洪亮 ， 结构性、逻辑性严谨 ， 节节有独到之处 。 ”
《国史大纲》正是在北大与这段时期的课堂讲稿统合整理 ， 并终于1939年6月完成 ， 但书成后辗转多次 ， 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终得出版 。
这部影响甚大的史学著作 ， 对近代中国遭遇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质性质疑 ， 钱穆的史学理论体系 ， 也随着长达2万字的《引论》标志形成 。 通过整理历史敲开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力” ， 他的治史观清晰浮出水面：对待历史与文化 ， 始终要怀有“温情与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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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与多情
时间来到20世纪中程 ， 十四年抗战终以日军投降告捷 。 然而 ， 紧接着内战爆发 。 1949年 ， 钱穆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起赴香港避难 。
在水深火热的香港 ， 钱穆亲眼见到无数流亡青年无家可归 ， 未曾接受过正式大学教育 ， 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他 ， 反而在乱世中愈加坚定“在中国文化体系里 ， 教育背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 。
“手空空 ， 无一物”的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诸学者联手 ， 成立了新亚书院 。
新亚的前身是亚洲文商学院 ， 起步时百经艰难 。 年近六旬的钱穆身任校长 ， 不仅要殚精竭虑管理校务 ， 还要亲自任课 ， 曾为筹集资金多次奔走港台两岸 ， 好几次身陷险境 ， 差些丧命 。
在1963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前 ， 新亚先后辗转4个校区 ， 最窘困时是在深水埗桂林街 ， 租下一栋旧楼的三四层做校舍 ， 楼下是纺织工厂 ， 对面是潮州饭店和小舞厅 ， 机器声、叫卖声终日不绝于耳 。 头一年 ， 坚持到毕业的学生不过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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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 ， 时任新亚学院院长的钱穆
1950年 ， 燕京大学的学生余英时南下到新亚书院 ， 在“奇热难耐”的暑假 ， 他在一间空教室里见到正被胃溃疡折磨的钱穆 ， 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地上养病 。 钱穆还拜托余替他从商务印书馆买来一本王阳明文集 。 “我（余英时）回来的时候 ， 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 ， 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 ”
钱穆后来在新亚校歌词里写：“艰难我奋进 ， 困乏我多情 。 ”
新亚书院成立后 ， 全港终于有了一个学校专门来传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 ， 接下来的5年内 ， 钱穆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文化思想史、经济史等课程 ， 新亚也很快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重镇 ， 讲授以宋明精神为主的传统文化 ， 辅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 ， 致力于贯通东西 ， 可谓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颇具胆识的创举 。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二字 ， 也并非指代语文 ， 而更倾向于文化之意 。 建校时曾计划过多个名字 ， 比如中国大学、中华大学 ， 最终 ， 还是钱穆坚持“就叫中文大学” 。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 ， 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 ， 宁离开也不愿动摇“原则之争” 。 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叹声连连 ， 说钱穆“君心如石 ， 不可转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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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书院社员大会合照（1957） ， 前排右三为钱穆
而钱穆内心最深处的期待 ， 是自此往后 ， 中文在香港可以不再受轻视 。
某种程度上 ， 香港容留了钱穆 ， 钱穆润泽了香港 。 没有钱穆 ， 就没有中文大学 ， 这是其表 ， 其里 ， 没有中文大学后续孕育出来的无数科学人文志士 ， 那个动荡年代传续的人文精神 ， 至今恐怕也孤影寥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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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在今天的香港新界马料水 ， 中文大学山顶的新亚书院 ， 坐落着“一池清水 ， 二树半抱”的“合一亭” ， 面朝吐露港山海 ， 垂叶缭绕 ， 清光潋滟 ， 静流无边 ， 仿佛水天相接 ， 引无数游人慕名前来 。
水池旁边紧挨着的一块大理石牌上 ， 正是钱穆先生亲笔题下的四个大字：天人合一 。
究天取意的文化意识自古有之 ， 主要溯自道家对“天即是人 ， 人即是天”的自然信仰 。 而钱穆则深信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天人合一”的观念上 ， 意指整个世界人类未来生存之贡献 。
这方面似有接近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 成一家之言” 。 但钱穆的“一家之言”的“家” ， 更多还是指那个被称作“士”的精神气度 。
作为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 中国的“士”传统源自春秋“四民社会” ， 战国后逐渐取代没落贵族 ， 成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 。
到了钱穆时代 ， 身份意义上的“士”已经消失了 ， 钱穆则将民族和文化概念融为一体：“民族、文化、历史 ， 这三个名词 ， 却是同一个实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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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生前讲学照片
站在21世纪回头观望 ， 钱穆代表的“士” ， 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里 ， 更像是扮演着一个调和的角色 。
他既不是拼命想要推翻或重建的底层革命者 ， 也不是身居顶层、执拗坚守着某种礼教学说的复古派 ， 而是脱离传统的“儒士”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 ， 从一种平衡中坚的精神状态出发 ， 内化成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
这种温和圆融的精神却丝毫不缺力度 ， 就像“天人合一”之念 ， 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始终是“人”——是一种维持自己家族国度存续及稳定的、不可撼动的人本精神 。
自1960年代辞别中大后 ， 钱穆再也没有踏上大陆 ， 回到那块生养他的神州故土 。 心中郁郁烦闷积压到晚年 ， 双目视衰 ， 在夫人查阅和引述帮助下 ， 终于完成了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 。
在这篇文章里 ， 钱穆忽然“彻悟”了“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 ， 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
站在世纪末巅 ， 他抖着苍老而依然坚毅的笔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去 ， 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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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台北故居的书房一角
1990年8月30日 ， 钱穆在台北家中溘然长逝 。 这天 ， 一场台风从正面汹涌侵袭台湾 。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 带着他固守一生的“士”气 ， 在世纪末倒数第十个年头止步了 。 他说 ， “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 ， 只能追随时代 ， 跟着这个时代跑 。 ”如果钱穆活到今天 ， 活在这个既便利又危险的互联网世界 ， 或许只会愈加印证李敖曾对其的评价：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 ， 对“现代史”来说 ， 真是“上古史”了 。
他也许想回江南水乡看看 ， 回到那个既有“风骨”又有几分“隐逸”的小镇 ， 撷一湾瘦水静坐 ， 思古望今 。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何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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