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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我国的科研水平跟西方的差距已比50年代大

据我国老一代科学家们回忆 ， 70年代末期我国的科研水平跟西方国家科研水平的差距比50年代时大——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一点的 。标题：父亲手稿里的1956年《12年科学规划》；转自《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27日那一期的第07版 ， 那一期《中华读书报》的电子版的具体地址是：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7-09/27/nbs.D110000zhdsb_01.htm 。 该报是《光明日报》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的一份报纸 。 作者：庞旸摘要：据科学家们回忆 ，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水平 ， 至少在一些学科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 如胡亚东先生在《九十自述》中说：“那时候从科学的水平来说 ， 大家感觉到我们比世界并不是低得很多 。 当然从领域来说我们比较少 ， 譬如这化学发展领域有50个 ， 我们也就在10个领域里面做点工作 ， 但这10个领域的工作也不见得差 ， 所以做那规划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很困难 。 ”应当说这得益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的老底子 ， 以及建国之初大批留学海外的科学人才回国 。 (楼主附注：“中央研究院”就是民国时代的“中科院”兼“中国社科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运动的干扰 ， 到70年代晚期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是怎样的呢？还是引用胡先生的话：“1980年开全国科学大会 ， 咱们国家与世界的差距要比1956年搞第一次科学规划的时候大得多了 。 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科学发展得非常快 ， 这时候你要错一点 ， 就比你前边倒退10年 。 所以我们这10年过去了 ， 人家好多新的领域我们听都没听过 ， 什么分子轨道 ， 对称守恒原则 ， 什么光化学 ， 分子反应动力学 ， 咱们根本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 人家都是这几年做的 。 ……”(楼主附注：1980年3月15日至23日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 中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向大会作了《同心同德 ， 鼓足干劲 ， 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 《报告》提出全国科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当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和顾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和协会的组织通则)70年代末我国的科研水平跟西方的差距已比50年代大
当年为纪念那次科学大会的召开而发行的纪念邮票 。 (票面的右下角就有那次大会的“全名”)70年代末我国的科研水平跟西方的差距已比50年代大
庞真手稿父亲去世大半年了 。 他亲切的形象 ， 仍会时时浮上我的心头乃至梦中 。 前两天 ， 不经意间 ， 竟与父亲的余泽在网上邂逅 。那天 ， 我正用电脑整理旧文稿 ， 意外发现“孔夫子旧书网”正在拍卖父亲的手稿 。 拍品介绍：“庞真（1925— ， 张稼夫秘书 ， 文革下放宁夏五七干校）手稿《1956年张稼夫行程日记》五页 ， 提到张稼夫、张宗佑、郭沫若、范长江等去怀仁堂开会 ， 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等出席” 。 从只标父亲生年未标卒年 ， 可知这个拍卖是在父亲生前就开始了的 ， 而此时实际上已经结束——父亲的手稿被一位叫“力为”的买家拍得 ， 时间是2017年4月18日 ， 距我发现它整四个月 。我在电脑上将手稿照片放大 ， 仔细地阅读 。 读罢 ， 我感觉 ， 对于中国现代科学史来说 ， 这是一份难得的、有价值的历史文件 。 它详细、逼真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 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12年科学规划的产生过程 。当时 ， 我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的秘书 ， 记录张先生每日的行程及工作内容是他的职责所在 。 父亲有记笔记的习惯 ， 而这份手稿 ， 时间从1956年1月2日到3月17日 ， 跨度3个半月 ， 但不是逐日记录 ， 而是“跳着记” 。 可见它不是一般的工作日记 ， 而是有选择地记录了中国科学院最高领导层和科学家们酝酿、研讨12年科学规划的过程 。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 ， 记录了郭沫若、张稼夫、范长江、张劲夫等科学界领导 ， 以及严济慈、童第周、吴有训、尹赞勋等科学家多次去中南海怀仁堂 ， 当面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告 ， 并聆听他们对科学工作指导意见的情形 。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 我国科学界从国家层面曾做过三次大的科学规划 ，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 ， 1956年的《12年科学规划》 。 它的制定 ， 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不仅有了一个发展纲领 ， 而且以保障这一发展纲领的实施为依据 ，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 ， 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而我的父亲 ， 以他当时的特殊身份 ， 做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还注意到两个巧合 ， 一是 ， 父亲写作这一手稿的时间 ， 正是他的大女儿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二是 ， 力为先生拍到这份手稿那天 ， 4月18日 ， 正是父亲92岁的生日——他老人家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生日 。 生生死死 ， 都与这份手稿有了某种联系 。 不知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 还是冥冥中确有某种命运的关联？还有一个巧合 ， 是我刚刚帮科普出版社整理了化学家胡亚东先生的“九十自述” 。 胡先生当年参加过《12年科学规划》及后来几次科学规划的制定 ， 并作为中科院化学所所长 ， 践行了这些规划在化学领域的具体实施 。 结合胡先生几十年的亲身经历 ， 再来看父亲1956年的手稿 ， 使我对一些问题有了特别的体会 。第一 ，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 ， 最高领导层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 。父亲记道：1月21日下午 ， 由郭沫若院长带领各学部负责人 ， 到中南海怀仁堂报告科学工作 ， 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 及“各部各省负责人共1400人” ， 父亲感慨：“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1月31日 ， 科学院领导又到怀仁堂听李富春副总理报告“远景科学规划” ， 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 要提高生产力必须掌握现代科学 ， 最新技术 ， 必须（在重要科目上）赶上国际水平” 。 这是从国家层面上向科学界提出的目标 。胡亚东先生在《九十自述》中说:“由国家主持做一个科学发展12年规划 ， 是全世界第一 ， 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能干这事 。 ”“因为国家是一个新的国家 ， 没有科学不行 ， 不论从文化方面也好 ， 从将来的国力也好 ， 工业也好 ， 国防也好 ， 这是个基础 。 ”第二 ，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父亲记道：2月16日三学部在西郊宾馆汇报 ， 范长江（时任国务院二办副主任）传达周恩来和李富春的指示 ， 提出“此次12年远景规划要求目的为生产服务 ， 为国防服务 ， 为科学发展本身 ， 三者须兼顾” ， 并说：“我们已有基础的学科 ， 如数学、力学 ， 也要发展 ，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与此同时 ， 重申了1月28日提出的规划的四个要求 ， 即1.国家必要建立的空白科门 ， 如电子学；2.综合性问题 ， 如长江、黄河、柴达木综合考察；3.国民经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 如农业上所需要的化学肥料；4.各产业部门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见 ， 这次科学规划虽然提出“三者兼顾”“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 但天平还是向实际问题倾斜的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 ， 科学向技术、向生产实际倾斜 ， 也是题中之义 。 关于这一点 ， 胡亚东先生的《九十自述》也提供了佐证 。 据他回忆 ， 当时有科学家向周总理反映基础科学不足的问题 ， 周总理指示说 ， 你们这科学规划怎么都是技术的 ， 应该有一个基础科学方面的 。 最后就加了一项 ， 第56项 ， 叫自然和基础科学 ， 所以基础科学（在规划中）只占五十六分之一 。第三 ， 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从父亲手稿中 ， 可看出当时的领导层企望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心情 ， 多次提到“12年内组织好全国研究机构 ， 7年补起重要空白 ， 12年要接近国际水平（1月12日）” 。 为此在人才配制上也做了具体安排 ， 不仅调地方工业部长张劲夫来担任副院长 ， 主持全院工作（2月20日） ， 而且“国务院赞同到1967年分配给院三万名大学生 ， 其中一万是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 要争取留学生和调动技术人员统有优先权 。 （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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